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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回顧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貿易的關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以往大部分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貿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進了貿易模式演進的概念，使用流量與存量相結合的方法，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從貿易總量、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方面較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貿易模式演進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和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成正比。(2)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模式有長期均衡顯著影響，會引起工業制成品進、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國貿易模式的正向演進。(3)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總指數的改善起積極作用。
迄今為止，全球化的浪潮發展得如火如茶，國際投資使得國際貿易的發展更為迅猛，經濟一體化的縱深寫作碩士論文發展使得國際貿易的作用發揮得更為自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報告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538萬億美元，超過2000年創下的前歷史紀錄1.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吸引的FDI總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非金融機構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按照uNcTAD①統計，為670億美元，下降3.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的FDI從最初的每年幾億美元到后來的每年十幾億、幾十億美元再到現在每年幾百億美元，可以說FDI在量上的發展保持了一個較快的增長。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增大，國際游資等大規模FDI流入中國，2007年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較上年增長13.8%，創下了中國FDI的最高紀錄。FDI對我國經濟的各方面影響甚廣，其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貢獻。從以往的數據及前任研究成果看來，FDI與一國的貿易額有極大的關聯性，并且相關系數還不小。從我國的情況看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擴大自身優勢產品進出口不僅大幅度增加了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而且對我國進出口結構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據海關統計，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0%。出口大于進口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5億美元。與此同時，全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非金融部分)16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6%②。
在這種背景下，研究FDI對我國貿易模式轉型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FDI和貿易進出口額雖然增長迅速，但我國目前進口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制成品卻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仍然很少。具體表現在紡織品出口比重過高，遠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利益與貿易總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僅僅從總量上分析FDI與我國貿易結構的關系顯然是不妥的，這也正是之前的學者研究時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將通過FDI如何影響貿易模式的理論研究及對FDI和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角度的實證分析來研究其與貿易模式轉型的關系寫作碩士論文及其從何種機制、渠道來影響貿易模式，并據此探索應當如何對FDI在各個層面加以引導，為今后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通用電氣(以下簡稱GE)公司是美國的一家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型跨國公司，業務涉及制造業、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等眾多領域，擁有全球員工30萬人，遍布一百多個國家。近一個世紀以來，GE公司的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其國際化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其中的動因研究，不論對于解讀各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是對于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選擇，都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GE中國的發展歷程
GE公司的對華投資始于1910年的電廠投資。1925年，GE公司買下丹麥人于19世紀初在中國創辦的慎昌洋行，創辦了中國電氣工業的第一家制造廠。1929年，GE公司投資創辦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從此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后來又在上海和廣州設立辦事處，逐步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營網絡。
迄今為止，GE的所有工業產品集團均已在中國開展業務，總投資超過15億美元。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場的逐步開放，GE的金融業務也正積極尋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華銷售額為46.4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近80％。盡管受金融危機沖擊而業績下滑，GE公司并沒有放慢在華投資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車(GM)在前三季度虧損數百億美元的狀況下，仍堅持每年在華投入10億美元不變，于當年年底在上海投資2.5億美元建立中國園區，用作亞太中國總部，并設立通用汽車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亞太區幾個市場中，韓國和泰國市場狀況都比較弱，而印度的發展也在減緩，GE在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會暫緩，但絕不是在中國。
二、GE對華直接投資特征及動因分析
GE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涵蓋家電、航空、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能源、金融、醫療、照明、媒體與娛樂、油氣、軌道交通、安防、水處理等諸多領域，是跨國投資中多元化經營屈指可數的成功案例。GE對華直接投資的成功，是對一系列跨國投資理論的極好的詮釋。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壟斷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也稱為特定優勢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一國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認為，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跨國公司持有的壟斷或寡占優勢是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條件。GE在中國提供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中，對商業和消費者的金融服務占有極大的比例，這充分體現了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GE進入中國存在以下兩個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業特定優勢，即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優勢、先進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規模經濟優勢和完備的信息銷售網絡上。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完全的國內市場。在中國的要素市場中，由于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臨著知識外溢的損失，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對相關產業高關稅的設置，也成為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
此外，根據凱夫斯(R，E，Caves)1971年對壟斷優勢的發展，產品的差異能力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優勢。GE公司在中國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對原有產品或服務進行革新改造，使其與中國當地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或者服務有所差異，與在美國的GM產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來適應不同層次和不同地區消費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從而擴大產品的銷量，為其帶來優勢的維護和強化。此外，通用獨特的商標品牌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吸引國內的消費者，有助于其業績的增加。
根據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對壟斷優勢理論的發展，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一種防御性的投資，是由寡占反應引起的。以GM的對華投資為例，全球汽車行業是由幾家大公司占統治地位的行業，每一家大公司對其他大公司的行動都十分敏感，緊盯競爭對手，一旦其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緊隨其后實行跟進戰略，以維護自己的相對市場份額。GM資本進入中國，就是對德國大眾的一種跟進，其目的在于抵消對方率先行動所帶來的好處，避免給自己帶來風險。
(二)GE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直接投資階段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R，Vernon)認為，在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優勢當中，主動的直接投資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廠商為國外提供最好的服務要比謀求利潤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當廠商出口產品在東道國市場達到一定份額水平時，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階段的投資在弗農看來是一種被動的市場競爭方式。當GE公司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面l臨威脅時，GE就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映而直接在華設廠生產，這是對預期利潤的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銷售收益與總成本之差，還包括因市場份額下降所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
(三)GE公司對華投資是一種邊際產業的擴張
比較優勢投資論，也被稱為邊際產業擴張論或邊際比較優勢論，是由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Kojima)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國應該從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此進行”。GE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很多領域如家電、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等都是其國內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符合小島清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直接投資實現了雙方貿易的互補和擴大，是一種順貿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GE公司對華投資尋求內部市場根據拉格曼(A，Rugman)的內部化理論認為，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產品(如知識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優勢的存在，導致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間產品的進入面臨著一系列的壁壘；另一方面，由于GE投資中國的相當多的一部分領域都是中國技術比較落后的領域，為避免其核心技術在外部市場上轉讓可能發生的產品外溢，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設廠。GE將中間產品(主要是核心技術)在其相關行業的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以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造成的損失，謀求企業整體利潤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看重區位優勢
鄧寧(J，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核心理論組成的。GE選擇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綜合考慮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廣闊，外資政策優惠等區位優勢而最終做出的選擇。在GE中國的多領域經營中，對華直接投資的選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體現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選擇。三個地區繁榮的經濟水平，發達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消費者購買力，廣闊的市場容量，滬寧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發達的工業基地體系，都成為GE投資的重要動因。
通用汽車(GM)在華設立的七家合資企業和兩家獨資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優勢。上海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金融發達、開放程度極高，滬寧杭的重工業基地也為汽車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資源，上海發達的經濟和高消費水平、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也為通用汽車的銷售提供了潛在的市場容量。此外，還有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中國政府對幼稚產業的優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對華投資的重要戰略選擇。
(六)GE中國實行多元化經營
GE公司近百年來在華進行直接投資，而且經營領域涉及金融、工業、醫療、基礎設施等較多方面，這樣有利于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風險。我們可以看到，GE中國的很多業務領域都是有相關性的，或者存在著上下游產業鏈的關系，這樣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運作和規模效益的實現，為其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全球業務的夸張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一)注重壟斷優勢的培養
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是其對外投資獲利的根本條件，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注重核心技術研發，采用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實現規模經濟優勢，并加強完善的信息銷售網絡的建設，建立有效的營銷渠道。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在國際經營中注重本土化戰略，使產品或者服務貼近東道國消費者的需求，并盡可能的與當地品牌形成差異化，實現企業特定優勢。
(二)實現邊際產業的轉移
紡織、輕工、家電一直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這類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企業不斷壯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但是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利潤增長率也呈現下降的趨勢。為延長其生命力，將其有選擇地轉移到該產業成本相對較低、正處于成長中的地區，不僅可以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揮對國內經濟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的邊際產業可以到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得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三)建立國際化內部市場
當今的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的，存在著市場交易費用，而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又過多地采用綠地投資的新建方式，與內部化方式相比有明顯的局限性，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采用并購的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內部市場，實現跨國流動要素在企業內部的轉移，來防止技術知識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終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注重區位選擇
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也應該積極進軍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不發達國家。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我國的產業對一些國家的地區具有潛在的優勢，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潛在市場。因此，東盟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首選，其次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也是我們對外投資的重要市場。在一國國內投資地點的選擇上，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應該選址在經濟繁榮、市場廣闊、交通便利、政策優惠的大中城市，以盡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風險，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論文關鍵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有權優勢
進入21世紀，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簡稱ODI）持續增長，2002-2008年年均增長速度為65.7%。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及世界經濟下滑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較上年下降4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微增6.2億美元，達565.3億美元。[①]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第五位，發展中國家（地區）第一位。[②]
依據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無論是壟斷優勢理論（Hymer，1960）還是國際生產折中理論（Dunning，1977）都強調跨國企業的特定壟斷優勢或所有權優勢，認為這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但是，運用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來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企業的ODI行為，因為通常認為中國企業并不具備上述優勢。那么，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其ODI行為是否需要以所有權優勢作為基礎，所有權優勢的形式如何表現，這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文獻回顧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間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學者海默（Hymer，1960）通過對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首次提出運用壟斷優勢來解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此后經過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約翰遜（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學者的補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壟斷優勢來自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全，如產品差異性、商標、專利、資金優勢、技術優勢、管理優勢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運用這種特殊的獨占性優勢抵消額外的跨國經營成本，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的利潤。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Buckley，1976）的內部化優勢理論相結合，并加上區位優勢，形成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認為只有上述三種優勢同時存在，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功。這其中的所有權優勢與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進行了重新分類與擴展。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多，以發達國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無法解釋不具備絕對所有權優勢的企業為何也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逐漸進入研究視野。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對其母國市場環境的反應，主要表現在為小市場服務的小規模技術、民族品牌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通過對印度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研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適用于母國及東道國的技術，其生產的產品更符合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偏好，要素需求與當地經濟條件相適應。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從企業、產業、國家三個層面來分析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一國國內的經濟環境通過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行業等因素，再結合企業經營策略對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通常來自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
海默的壟斷優勢與鄧寧的所有權優勢都屬于絕對優勢，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則運用相對優勢，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如果說前四種理論都強調優勢的內生性，那么，波特的競爭力理論更強調外部因素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塑造。
上述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雖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權優勢的內容。本文沿用鄧寧“所有權優勢”的提法，但將其內涵進一步擴大，使之擁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所有權優勢
1.技術優勢
在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技術優勢是所有權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正是利用他們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推動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不具備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全面競爭的優勢。但是，隨著政府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企業致力于應用技術的開發，再結合跨國企業進入中國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具備了一定所有權優勢。
2008年，全國R&D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比2007年增加905.8億元，增長24.4%； 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3381.7億元，比2007年增長26.1%；政府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經費支出811.3億元，增長17.9%；高等學校經費支出390.2億元，增長24%。[③]從行業來看，R&D經費投入強度超過1%的行業有九個[④]，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正利用不斷積累的技術所有權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但來源于自身原創性研發，還來自于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以及技術地方化效應。跨國公司是世界領先技術的發明者，為了維持技術壟斷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內部化轉移。然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向客戶提品和服務、與當地企業開展技術合作、技術人員流動等，都會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業內部的技術被東道國企業所模仿。世界上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建立生產、研發機構，加上中國良好的科學技術基礎及人才儲備，技術溢出效應使中國企業在短時間內技術能力得到極大提高。同時，跨國公司使用的技術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時不免產生局限。中國企業具有在發展中國家經營多年的優勢，將先進技術與東道國的經濟、技術、人力資源等條件相結合，創造出適應當地的新技術，實現技術地方化。
2.金融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際間資本流動，不但要求企業有可用資金，還要求這些資金具有成本優勢，并能按需要自由兌換成東道國貨幣。目前，我國部分企業融資成本低、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的良好條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又一所有權優勢。
在中國，利率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近年來通貨膨脹低位運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維持較低水平。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國，這為中國企業獲得資金成本優勢創造了前提條件。此外，監管體系不健全，國有企業獲得財政撥款、政策性貸款，民營企業獲得家族成員低息或無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國企業產生了相對于東道國企業的資金成本所有權優勢。
2003年，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后，從制度上放松了外匯管制。而中國對外貿易多年保持貿順差，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6年超過日本后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位，這減少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約束。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而急需外國投資的現實，使中國企業的金融優勢得以發揮。
3.文化認同優勢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傾向于首先向人文環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聯系的東道國進行投資，通過社會關系網絡、語言優勢、文化背景相近等優勢，獲取市場信息、稀缺資源、市場準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跨國投資成為可能。
對外投資實踐表明，華裔族群文化相近的優勢成為中國企業對香港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所有權優勢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華人及華裔族群分布廣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們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聯系廣泛，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首選。2009年，中國企業對香港和東盟的投資分別為356億美元和26.98億美元，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比重63%和4.8%，位列中國企業投資目標國（地區）的第一和第三位。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目標開始向北美、歐盟、非洲轉移，這些東道國華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認同優勢，加強與當地華人華僑的溝通聯系，利用這類關系資源克服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的缺陷，仍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使用的所有權優勢。
4.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相似的優勢
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其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具有相似性，將有助于該國企業將母國的經營經驗運用于東道國市場，從而產生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所有權優勢。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80%的份額流向亞洲、非洲國家（地區），這些國家有著與中國相同或相似的國內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狀況、人力資本條件，使得中國企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熟悉經營環境的所有權優勢。此外，中國企業在適應制度環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權優勢。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中國企業在本國多年經營中也形成了應對這一問題的良好對策。
三、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完全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技術、金融、文化、經營環境等方面，中國企業具備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乃至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中國企業既要把握現有優勢，將之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又要充分發掘和培育其他類型的所有權優勢，如品牌、專利、管理優勢等，才能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獲得長期穩定的經營收益。
參考文獻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論文摘要]日本對外投資的每一步都帶有明顯的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印跡，即規避國際貿易摩擦是日本對外投資的重要誘因。日本通過對外投資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比較有效地應對了國際貿易摩擦。當然，對外投資在日本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既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也引發了另外一些問題。
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市場結構
國際貿易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分析框架的產生
國際貿易是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交換，國際直接投資則表現為貨幣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循環。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完全替代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就不會發生。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產業資本的循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并且三種資本形式還要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特點也體現在社會總資本的循環中，從世界經濟的范圍分析，產業資本循環經過上述三種形式才能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市場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組織經濟學，按照該理論市場可以分為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兩大類型，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三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差別主要體現為產品差異性、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賣方集中度。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是產品具有同質性，進入和退出壁壘小以及賣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競爭市場則相反。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提供的產品有差異、行業的進入壁壘較大，具有規模經濟及由此產生的賣方集中度。古典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世界經濟活動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有融合趨勢。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先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從發源于15世紀歐洲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開始，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以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這兩種理論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國際貿易理論的邏輯起點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統一的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結合，商品、資本、技術和服務的流動日益密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呈現相互融合的趨勢，但是統一的理論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來。本文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新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的基礎在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和福利影響，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使得壟斷競爭廠商都具有向國外出口產品的動機，加之這些廠商生產的是有差異的同種產品，產業內貿易形成。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如果具備貿易壁壘和資本自由流動，國際直接投資廠商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實現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按照市場結構劃分前三種可以歸納為一類，它們的理論基礎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古典貿易理論包括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相互需求理論和對偶理論，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現代貿易理論則以要素稟賦論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闡述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在于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源自于成本差異，成本差異產生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主要理論包括要素稟賦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和羅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產要素在各國內部是自由移動的，而在國家間是不能移動的；國家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不存在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或管制；生產和交換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貿易雙方的出口價值等于進口價值，國際收支平衡；運輸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為零；沒有要素密集度轉變的情況，生產同一商品時各國的生產技術一樣，生產函數相同；沒有規模經濟的利益，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從上述的前提條件可以看出該理論體系將國際直接投資排除在外，首先國家之間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資；其次國家之間沒有要素流動的可能性。總之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成長空間。
要素稟賦論創立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掌握了一國的資源稟賦情況就可以推斷出該國的對外貿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實證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釋用于修正要素稟賦論的前提條件，如貿易壁壘說、自然資源稀缺說、生產要素異質說以及人力資本說等等。前提中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只能作為產品價格的接受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完全競爭的市場來解釋，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它的創建是建立在兩個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之上：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它更強調的是非比較貿易優勢。同時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三個基本創新：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摒棄了傳統的二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新貿易理論發展了一種“層級結構”的方法來解釋貿易和要素流向，即產業間貿易仍由要素稟賦的差異來決定，而某產業內部具有類似要素比例的產品之間卻相互分工和貿易，后者在產業間貿易的格局中表現為凈貿易量；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
把新貿易理論看作和古典貿易理論完全對立是不確切的，新貿易理論只是補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設框架下所難以解釋的現象。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而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
不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它由美國學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海默則認為，要解釋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必須摒棄傳統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定，對不完全競爭進行研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不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它們生產同類產品，擁有獲得所有生產要素的平等權利，這樣就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因為它不會使企業擁有高于當地對手的優勢。只有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取壟斷優勢，并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予以利用。
金德爾伯格將壟斷優勢分為四類：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企業擁有的內外部規模經濟；由于政府干預，特別是對進入市場以及產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業優勢。后來學者在海默的理論框架下進一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論述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二是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交易三種方式中選擇直接投資的根據與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特定優勢類似于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即一國企業擁有的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只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不完全而通過內部化將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市場不完全的含義近似于不完全競爭，鄧寧認為市場不完全可以分為兩類：結構性市場不完全和知識性市場不完全。企業利用市場不完全通過內部化建立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越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性越明顯。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充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出口照樣可以發揮優勢。區位優勢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因為區位優勢屬東道國所有，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適應和利用。只有國外區位相對國內區位具有更大優勢時企業才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
在世界經濟活動中，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體現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區域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在貿易和投資領域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中國家的規模在逐步擴大；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一致，二戰前以發達國家的制成品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品為主，二戰后傳統的工業品貿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品貿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戰后國際資本更多地流入制造業和新興工業部門，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國際直接投資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模式與格局，最初國際貿易更多表現為產業間貿易，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在增加。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實現的，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企業貿易量在不斷擴大。第四，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融合協調機制統一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實現。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市場結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B
一、國際貿易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分析框架的產生
國際貿易是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交換，國際直接投資則表現為貨幣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和循環。按照蒙代爾的理論，商品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完全替代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投資就不會發生。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產業資本的循環依次經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形式，并且三種資本形式還要保持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單個產業資本循環的特點也體現在社會總資本的循環中，從世界經濟的范圍分析，產業資本循環經過上述三種形式才能保持經濟活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市場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組織經濟學，按照該理論市場可以分為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兩大類型，不完全競爭市場又分為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三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差別主要體現為產品差異性、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賣方集中度。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是產品具有同質性，進入和退出壁壘小以及賣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競爭市場則相反。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廠商提供的產品有差異、行業的進入壁壘較大，具有規模經濟及由此產生的賣方集中度。古典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新貿易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世界經濟活動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有融合趨勢。
從歷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的產生先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從發源于15世紀歐洲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開始，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以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這兩種理論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國際貿易理論的邏輯起點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統一的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結合，商品、資本、技術和服務的流動日益密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呈現相互融合的趨勢，但是統一的理論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來。文章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并指出新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的基礎在于不完全競爭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和福利影響，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使得壟斷競爭廠商都具有向國外出口產品的動機，加之這些廠商生產的是有差異的同種產品，產業內貿易形成。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如果具備貿易壁壘和資本自由流動，國際直接投資廠商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實現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
二、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按照市場結構劃分前三種可以歸納為一類，它們的理論基礎都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古典貿易理論包括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相互需求理論和對偶理論，這些理論都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現代貿易理論則以要素稟賦論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闡述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在于產品的價格差異，價格差異源自于成本差異，成本差異產生于生產要素的豐裕度。主要理論包括要素稟賦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和羅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產要素在各國內部是自由移動的，而在國家間是不能移動的；國家之間實行自由貿易，不存在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或管制；生產和交換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貿易雙方的出口價值等于進口價值，國際收支平衡；運輸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為零；沒有要素密集度轉變的情況，生產同一商品時各國的生產技術一樣，生產函數相同；沒有規模經濟的利益，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從上述的前提條件可以看出該理論體系將國際直接投資排除在外，首先國家之間沒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資；其次國家之間沒有要素流動的可能性。總之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成長空間。
要素稟賦論創立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掌握了一國的資源稟賦情況就可以推斷出該國的對外貿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實證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解釋用于修正要素稟賦論的前提條件，如貿易壁壘說、自然資源稀缺說、生產要素異質說以及人力資本說等等。前提中完全競爭的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只能作為產品價格的接受者，他們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國際貿易活動中的許多現象無法用完全競爭的市場來解釋，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三、不完全競爭市場與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它的創建是建立在兩個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之上：即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源差異和規模經濟均是國家進行專業化和貿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條件下的產業間貿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產業內貿易，它更強調的是非比較貿易優勢。同時為強調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原因作了三個基本創新：將產業組織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模式的不現實中解脫出來；摒棄了傳統的二維假定和凸性生產可能性曲線，新貿易理論發展了一種“層級結構”的方法來解釋貿易和要素流向，即產業間貿易仍由要素稟賦的差異來決定，而某產業內部具有類似要素比例的產品之間卻相互分工和貿易，后者在產業間貿易的格局中表現為凈貿易量；區分了技術溢出的外部經濟和市場規模作用的外部經濟。
把新貿易理論看作和古典貿易理論完全對立是不確切的，新貿易理論只是補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設框架下所難以解釋的現象。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而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基礎上。
四、不完全競爭市場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壟斷優勢理論，它由美國學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經營：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都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海默則認為，要解釋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必須摒棄傳統理論中關于完全競爭的假定，對不完全競爭進行研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不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它們生產同類產品，擁有獲得所有生產要素的平等權利，這樣就不會有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因為它不會使企業擁有高于當地對手的優勢。只有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才能獲取壟斷優勢，并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予以利用。
金德爾伯格將壟斷優勢分為四類：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企業擁有的內外部規模經濟；由于政府干預，特別是對進入市場以及產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業優勢。后來學者在海默的理論框架下進一步發展了壟斷優勢理論，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論述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二是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交易三種方式中選擇直接投資的根據與條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企業特定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特定優勢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特定優勢類似于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即一國企業擁有的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只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不完全而通過內部化將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市場不完全的含義近似于不完全競爭，鄧寧認為市場不完全可以分為兩類：結構性市場不完全和知識性市場不完全。企業利用市場不完全通過內部化建立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越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性越明顯。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充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出口照樣可以發揮優勢。區位優勢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因為區位優勢屬東道國所有，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適應和利用。只有國外區位相對國內區位具有更大優勢時企業才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可見，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論文摘要] 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我國中小企業開始涉足以出口和投資為代表的國際化經營。基于自身的競爭優勢和不足，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應該走以“漸進式發展為主，跨越式發展為輔”的發展路徑。
我國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工業產值占我國總產值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成功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正視自身優勢和不足，參與國際化經營成為擺在國內中小企業面前的成長課題，而選擇適合的國際化經營道路則至關重要。
一、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現狀
1.出口現狀。從貿易方式來看，加工貿易是我國中小企業出口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國將所有采用海關保稅監管做法的來料、進料加工統稱為加工貿易。我國中小企業出口也主要是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從出口方式來看，我國中小企業多數通過出口管理公司進行間接出口。間接出口的特點是經營國際化與企業國際化的分離。企業的產品走出了國界，而企業的營銷活動卻幾乎完全是在國內進行的，企業并不直接參與產品的國際營銷活動。
2.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近年來，我國一部分中小企業開始涉足海外經營，通過合資或獨資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但從總體上講，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數量多，投資規模偏小。另外，我國中小企業的投資對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投資目的在于開拓國外市場的中小企業占到47.1%；投資方式多以合資為主，有利于降低風險，分擔費用。
二、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優劣勢分析
1.自身優勢分析。
(1)小規模低成本優勢。我國許多中小企業具有規模小、項目小、容易上馬和轉產的相對優勢，可以很好地與一些小規模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如我國紡織、玩具、制傘、鞋帽等行業，產品質優價廉，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求。
(2)產品特色優勢。我國大批中小企業利用我國豐富勞動力資源和五千年文化底蘊，開發具有傳統工藝、民族特色的出口產品，深受世界消費者歡迎。而華人遍布世界各地，依靠種族紐帶關系，可以為中小企業產品出口提供支持。
(3)經營體制靈活。中小企業規模小、投資少、企業制度簡化、決策程序簡捷。可以靈活地根據市場需求投產或轉產，更迅速地提供國際市場上急需的產品。
(4)有一定的國際化經營經驗。改革開放以后，國際經濟交流和因特網發展，打開了中小企業了解世界的窗口。一批中小企業逐步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接觸國際市場，進行國際化經營的初步嘗試，為更深入推進國際化經營提供知識積累。
2.自身劣勢分析
(1)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不明顯。企業要拓展國際經營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實力，我國廣大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不明顯，主要表現在:①規模實力小。②資金短缺，融資渠道有限。③進行國際化經營的銷售渠道有限。
(2)企業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缺乏制約著企業國際化。企業家精神在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素質、通專業、懂外語又德才兼備的國際經營人才也是制約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重要瓶頸。
(3)抵御國際化經營風險的能力差。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一次失敗可能是滅頂之災。對于一些非企業自身因素造成的風險，中小企業幾乎沒有防范能力。
（4）缺乏對國際市場的全面深入了解。企業國際化經營是一項復雜的活動，要以熟悉國際市場信息和把握國際市場動向為前提。宏觀政策把握的偏差，缺乏對國際市場全面、動態的掌握使部分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功虧一簣。
三、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發展路徑
1.漸進式發展路徑。企業國際化經營漸進式發展是指一個企業海外市場的卷入程度或由淺入深的國際化程度。其漸進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企業市場范圍擴大的地理順序，通常是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即所謂的“區位漸進”。是由“心理距離”決定的，企業在未知的海外市場進行國際化經營傾向于從“心理距離”近的國家入手，逐步向“心理距離”遠的市場滲透。
漸進式發展路徑認為，對于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而言，不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的差異，意味著國外市場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經營風險。同時，企業國際化經營面臨的重大困難是缺乏國際化經營的經驗和市場知識，不熟悉國際貿易慣例和規范。即企業國際化經營初期受到外部環境和企業內部條件的雙重制約，因此，企業在資源投入、地理擴張和經營步驟等方面往往采取漸進式發展路徑。例如：TCL采取“先易后難”的國際化經營策略，首先選擇進入與中國差異較小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然后再向國別差異大的發達國際推進。
2.跨越式發展路徑。企業國際化經營跨越式發展是指在新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下，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并非完全按照國際化經營的幾個步驟進行，而是依據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許可，直接進入企業國際化經營的高級階段，如直接出口或者對外直接投資。地理順序上則表現為企業產品或者資本率先進入國別差異巨大的國家，而非周邊鄰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跨越式發展路徑的例證是“天生國際化企業”出現和發展。“天生國際化企業”是“一個從成立之初;（2年以內）就從國際市場的銷售中尋求相當部分收入（總銷售額25%以上）的企業”。這類企業從一開始就放眼國際市場，具有很強的國際視野，展示了一種企業國際化經營跨越式的成長道路。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跨越式發展可行性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網絡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中小企業跨越式國際化經營提供了有力支撐。第二，華人網絡關系資源可以使得中小企業具有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強的運用這些默會知識的能力。第三，需求個性化要求能更好地適應消費者個性化的需求和偏好變化。
四、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路徑選擇
國際市場對于我國中小企業而言，是一個充滿未知的復雜環境。總之，我國中小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要以“漸進式發展為主，跨越式發展為輔”，立足現實條件，靈活機動處理，以期通過國際化經營發展壯大成具有相當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