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7 03: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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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謀道”還是“謀食”
醫生是一高尚的職業，醫生也是一高尚的稱呼。在古代社會醫生是要懸壺濟世的，今天的醫生同樣是要濟世救人的；在古代人們用“妙手仁心”來表揚醫生，而今天人們則用“白衣天使”來表達對醫生的尊敬。作為醫生，尊重生命、拯救生命是醫生的職責與使命。因而這就要求醫生既有“仁術”更有“仁心”。然而，有一個問題（既是醫生自己的也是全社會的）卻必須要加以正視，那就是———“醫生何以生活？醫生何以過好生活？”事實上，這涉及到了現代性社會中關乎所有人的一個根本的問題：“謀道”與“謀食”的關系問題。孔子曾講：“君子謀道不謀食”，似乎孔子講人就是為“道”而活著，根本不講“食”，其實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因為孔子在“君子謀道不謀食”后邊還接著說“祿在其中”。孔子的原意是說君子既要“謀食”更要“謀道”，不過君子無需為“謀食”而過于操心，因為在“謀道”的過程中“食”自然而然就會來了。孔子對于“道”與“食”的理解事實上也可視為現代性社會醫生的自我定位，醫生是要“謀食”的，在這一點上醫生與“凡夫俗子”無異，或許醫生本身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員；不過“白衣天使”的標簽，決定了醫生的身份與角色，決定了醫生應更多地去“謀道”，要將“白衣天使”這一社會角色更好地去加以履行。如果醫生更多地用“凡夫俗子”式的理解來對待醫生這一角色，那么醫生這一職業之上所賦予的諸多的神圣的光環都將會黯然失色，這也將大大降低醫生這一職業與角色在社會中的認同度。在一個物化的時代，在一個誰擁有財富，誰就擁有聲望，誰也就被定性為成功；誰若沒有或失去財富，誰也便沒有聲望，誰也便是失敗者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像飛蛾撲火一樣拼命地去賺錢，去尋找一切價值增值的機會。醫生作為這一時代與社會中的一員，恐怕也不能免俗，于是部分醫生忘卻了“白衣天使”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凡夫俗子”的角色，因而出現了角色認同的混亂，進而帶來了醫患關系的緊張與社會的失序。其實，中肯地講，將醫生僅僅作為“謀食”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傳統社會也并不是到處都是宅心仁厚、妙手回春的良醫，傳統社會中也有不少庸醫，賣大力丸與狗皮膏藥的江湖術士恐怕也不在少數。只不過，由于傳統社會資訊不發達等原因，人們對醫生角色混亂的這一直觀感受不如資訊異常發達的今天這么強烈罷了。
1.2“強者”還是“弱者”
醫生是通過教育與考試進入到了醫療衛生體系序列的，相對來講都屬于“知識精英”。相對于社會其他群體，醫生在知識、信息與資源等方面具有優勢，特別是與來醫院尋求醫生幫助的人相比，其優勢更加明顯。因為一般情況下到醫院找尋醫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屬，總之，都是尋求醫生給予幫助的人。因而這樣一種醫患關系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是強者與弱者的關系：患者是處于被動地位的，是弱者；醫生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是強者。的確，面對患者，醫生有選擇做與不做、做什么與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與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權利。基于上述理由，一個醫生，是易養成職業自豪感與成就感的，是易對自己及其事業充滿信心的。不過，還應該看到醫生似乎有時也將自己定性為“弱勢群體”。這看似玩笑，實則也確有隱情。作為強勢的醫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現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首先，作為個體的醫生，在制度（醫療衛生體制）面前處于弱勢。一個處于體制內的醫生面對體制的強制是被動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醫生不得不接受各種考評，不得不去完成各種各樣的任務，哪怕不情愿，但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實，這也是現代性社會的共性。在現代性社會，越來越多的人與生產資料失去了直接聯系，更多的人成為拿薪水過活的人，人們越來越依賴于體系而過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個高級白領，盡管其收入不菲且積蓄頗豐，但一旦離開（主動或被動）工作崗位，他當下（或不久）就會有一種惶恐感與不安感“我今后怎么辦？我靠什么來養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盡管醫生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職業，但具體到每個在體制內的醫生而言，事實上都有如此擔心。因而，一般而言，作為體制內的醫生都是謹小慎微地生活著。其次，現代社會中的精細分工導致了人的無能感。精細化分工使人越來越成為本行業、本領域的專家，但離開了自己的專業與專長，人們一般會有一種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覺，那種無力感與無能感會像夢魘一樣伴隨著每一個人。醫生有沒有此種特性呢？認真想來，恐怕也有。第三，在具體的醫患對立關系中，個體的醫生面對著人數不定、確有準備的“醫鬧”時，從力量來講確是處于弱勢的，此時的醫生恐怕真的會產生某種無助感、無能感與無力感的。
1.3“出頭”還是“從眾”
對于真實的個體而言，醫生應具有鮮活的個性：有自己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有自己的個性與偏好。同時這種個性鮮明不僅體現在性格與愛好上，更體現在業務與技術的創新探索上，醫生應勇于醫術上的創新并樂于對醫術上的異見進行表達。總之，醫生應是一個“和而不同”的群體，醫生應是一個個鮮活且具差異性的個體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裝在套子里”的人。不過，還應該看到，對于醫學事業而言，醫生恰恰又是有著“整齊劃一”的職業要求。因而，就出現了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是要個性鮮明呢，還是要整齊劃一呢？在現實中，在從眾的社會心理驅使下，多數醫生選擇與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為這樣做不易出錯且合乎常規。的確，從眾是合乎現代性社會法則的。現代性社會是科層制的社會。科層制中規則繁多且紀律嚴格，紀律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且被不斷反復強調與灌輸，這樣保障了體制穩定。不過，這也造就了體制的保守。因而，科層制之中的人便養成了刻板、教條的工作作風。現代科層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鮮活的個體，而變成了越來越盲從、保守與隨大流。作為醫療衛生事業體制中的醫生恐怕對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醫患關系謎局中醫生道德的作為
2.1道德與距離
從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實踐活動，是對諸多關系的把握與總結。在人的實踐交往活動中所形成的客觀的社會關系以及主觀的心理體驗是有層次的，那些與個體經常發生交往關系的對象自然會比那些交往少的對象給人的影響多一些，個體對其關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對那些從生理和心理都覺得很遙遠的對象來說，人們一般情況下會覺得很淡漠。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產生與距離的遠近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當人與人之間無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上距離都非常近時，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鳴定會激發起人的強烈的道德沖動去施之以援手，去憐老惜貧、去扶危濟困、去見義勇為。而當人與人之間無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距離越來越遠時，那樣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鳴也就會越來越弱，乃至于到無的程度，而無則意味著道德責任的徹底的消解。而在現代性社會，人們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制造著距離，而它所帶來的后果則是可憂的。因為“距離的社會生產，它廢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責任的壓力；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這有效地掩蓋了行動的道德意義；以及區隔和割離的技術，這增加了對那些應該是道德評價對象以及道德刺激反應對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運的淡漠。”［4］總之，有了距離，便會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殘酷。因而，改善醫患關系，首要的是使醫患間的距離拉近，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親情便會自然產生，醫患之間的關系也便不會再緊張，而是和諧。
2.2道德與服從
服從上級對不對呢？一般情況而言，當然是對的，因為命令來自上級，上級高瞻遠矚，站得高看得遠，因而自然就要服從。但是若在個別情況下，上級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動機、善之目的與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絕對服從？這就需要加以認真對待了。不服從此時并不必然是惡的與不道德的。我們不能對來自上級的命令與任務不加任何懷疑就去執行，我們不能忘記自身也是設計者與規劃者這一本質規定。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般不去追問，并不在于我們真的相信上級就是神，而是覺得位卑言輕，我考慮了也沒有用，因而就不去考慮了。總之，無論何種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級給我的任何指令。其實，此時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為主體而存在了，人將自己異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習慣性地心甘情愿地將意志自由交出，這樣出現了道德的現象。既然出現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現了推卸責任。此時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說：“我受了他人的操縱，我不應該擔責，我的上級（或下級）應該負責，總之，我沒有責任。”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為其錯誤行為推卸責任的。醫生也是如此，醫生不能將責任推卸給制度與他人，醫生對醫患關系的問題及其改善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2.3道德與自我
道德離不開個體，道德離不開自我，離開了自我意識與自由意志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同時，道德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既是為“他”的也是為“我”的。因而，我們對道德的自為性與為我性應給予善的論證與辯護。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過于注重自我，那么道德將會打折扣乃至于變為不道德。具體到一道德場景，當我若挺身而出，我個體的生命安全將受到威脅時，我是否可以以自我保全的理由來為我未能挺身而出進行辯護呢？也許作為生物來講，自我保護是第一需要，是最高準則；然而對于最高等的生物———人而言，自我保全卻不是最高的準則。盡管自我保全對于人而言同樣極其重要。不過，在人的價值序列中，應該且必然有一些東西要超越于個體的自我保全，因為如果沒有的話，那么人類社會將不會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下去，也是不值得人們去留戀、去為之奮斗的。在超越個體的自我保全序列中，有親情與友情、有價值與理想、有民族與國家……總之，道德是要講責任的，這也正如鮑曼所說：“道德責任不得不依賴于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質上對他人的責任。”［4］正是由于有了道德，有了責任，我們才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可愛的，我們的生活是值得活下去的。如果一個社會中相當一批人將自我保全凌駕于道德義務之上，那么，這個社會將是可悲與可怕的。因為這個社會中將有人心安理得地去殺人，因為這個社會中將有人心安理得地看人被殺。醫生作為一種被賦予神圣光環的職業，其內在的要求必然要有一種獻身精神，醫生決不能為了自我而損人利己，醫生決不能因自我保全而忘記了救死扶傷。
摘 要：本文論述了當代中國面臨道德問題的現狀，從哲學的視角對我國社會道德問題的原因進行反思，最后提出化解道德問題的實施路徑，復蘇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國構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鍵詞：當代中國；道德問題；道德異化；哲學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各項事業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與此同時，當下，對于那些正處在危險或困境中急需得到他人幫助的人，旁人對他們往往抱著十分冷漠的態度；一些善良的人本能地想幫助那些急需要幫助的人，但由于擔心自己遭受不應有的風險而放棄援助；有的人損人利己、假公濟私、坑蒙拐騙視他人的生命如同草芥；人與人交往中出現不講道德以及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頻頻被媒體曝光。由此可知，當下我國正面臨著如此嚴峻的社會道德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就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問題進行哲學反思，化解道德問題，復蘇道德生命力是極其必要的。
一、當代中國面臨道德問題的現狀
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憂慮，那么社會道德問題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從以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2005年7月19日，一名10歲女童在南京火車站她看到一位老太太不慎倒在地上，便主動去攙扶，沒想到老太太抓住女童，硬說是女童撞倒了她，要求送她去醫院，并一再要求女童母親賠償100元錢。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臺等83路公交車，在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然后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某并將其告到法院要求索賠13萬多元，這背后誰在說謊，其結果彭某竟是位好心的攙扶者。2009年11月6日早晨，淮安一位周老太太在推自行車賣豆餅途中，撿到1700元現金，在幾經周折找到失主后，讓她意想不到的是：失主堅稱丟的是8200元，堅決要求周老太返還另外的6500元，并將周老太告上法庭。2010年興化市一位老人騎三輪車不慎摔倒，躺在地上爬不起來，前后長達15分鐘之久卻無人問津。[1]
二、當代中國出現道德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代中國出現了不講道德、做好事反被人誣陷、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等一系列道德問題，那么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道德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現代化發展的主導模式――唯經濟主義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生存，人們不斷追求經濟的增長與物質的富足，在這樣的視閾下，唯經濟主義成為了現代化發展的主導模式。在唯經濟主義中，經濟成為決定人與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以此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就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唯一指標，道德、情感等精神因素被漠然置之。當經濟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唯一因素時，物質主義將成為人類的信仰與追求，人被設定為“經濟人”，這時道德等同于享樂、等同于，它被認為是合乎天性的。馬克思說：“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裸的利害關系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義俠的血性、傭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3]由于市場經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利益的驅動下，使人們對金錢、財富等物欲極大膨脹，只注重目的、利益、采取不折手段的惡性競爭，從而人情淡化、精神情感受到抑制，這種道德失序已達到失去人性的程度，同時也沖破了道德和倫理的底線。
2.道德的異化
在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由于人們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做出不道德行為，嚴重違背了道德的原則，從而使道德規范遭受嚴重的沖擊，即出現了道德異化現象。而道德的異化又導致道德的虛偽化以及道德的空洞化。面對道德的異化，人們難免會對道德失去信心，從而大家時常在感慨這個社會人心冷漠，道德在淪喪，久而久之，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中，會慢慢消解人們的道德熱情與道德意識，甚至會導致整個社會陷入道德麻木的深淵。
3.社會價值觀的錯位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在家庭、學校、政府、社會對文化傳承、優秀傳統道德理念、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不重視，以及市場經濟的視閾下，自私自利的凸顯、規則的層出不窮、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朽敗等影響下，我國主流價值觀遭受史無前例的侵襲，致使我國主流價值觀出現嚴峻的扭曲，正確的價值觀被否定與曲解；錯誤的價值觀受到崇尚與流行。以圓滑世故為精明、明哲保身為智者、誠實為傻、無私奉獻為呆，在這種錯位的價值觀的沖擊下，人們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道德信仰遭到顛覆性的破壞。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理念、高尚的道德都已過時了，人們在流行的趨勢下奉行個人主義立足社會。由此可見，社會價值觀的錯位是道德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4.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不健全
在當下，那些不講道德、坑蒙拐騙、危害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做好事反被人污蔑等種種事件，又有誰不知是惡而為之的呢，那么他們明知道是惡端為什么還要去做呢，那是因為他們想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這些利益通過合乎道德的渠道是得不到的。那么這些惡端的成敗取決于什么呢，那就是社會的賞善罰惡的機制。然而，在當下中國，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還不夠健全，再加之我們一直以來存有這樣的一種偏差的觀念，道德只是種義務而不是應有的權利，道德回報問題不被關注，長此以往導致惡性循環，道德逐漸下滑。在現今社會失序泛化、人們的自律意識如此貧瘠的情況之下，光靠優良的傳統美德是遠遠不夠的，而應該更注重于健全并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
三、化解道德問題的實施路徑
首先要樹立正確的金錢觀，防止對物質的片面追求。要克服當今市場經濟沖擊下物欲橫流、金錢膨脹、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現象，增進社會群體間的主體性與道德意識，不斷的自我反思與內化，不斷的自我提升與超越，使自我精神得到進一步的提高與升華，不斷克服唯經濟主義視閾下“經濟人”的本質屬性，從而有效預防道德問題的出現以及降低社會道德現象的產生。因此，只有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才能避免對物質的盲目追求，從而對道德的方向才能合理把握，對道德的行為才能有效實施。
其次要加強公民的道德教育并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同志提出“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人們講道德、明善惡、知榮辱、辨是非，引導公民要加強道德教育并提供了正確的價值導向。要加強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全社會成員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理念，形成互敬互愛、扶貧濟困、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要強化道德觀，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性，弘揚道德熱情，恪守道德意識，遵守道德規范和堅守道德原則。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有助于維系穩定的社會秩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與社會的規范；有助于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再次要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并對道德者的合法權益給予保護。社會賞善罰惡必須體現在政策以及法律的運行之下，并對道德者的正當權益給予保護與獎賞，只有不斷健全并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人們在關心個人功利主義的同時才會遵守社會認可的價值取向，如果有人不合乎道德而出現了越界，那么對于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與嚴懲。所以社會賞善罰惡機制展現出它的魅力，使人因德而得、因不德而失，即對于有德者給予獎賞，并做到對有德者的正當權益給予保護；而對于那些沒有道德、道德失信的人給予責罰。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引導人們的道德意識、道德良知、道德熱情，促進社會走向正確的價值導向，從而減少道德出現的問題，又必然能夠從根本上扼殺道德危機的誕生。
總之，當代社會的道德問題已不在是公民的倫理缺失以及人和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矛盾，而是全面社會發展的問題，它阻礙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建構的步伐，筆者認為我們只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加強公民的道德教育，進一步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才能有效化解道德問題的出現，走出道德危機，復蘇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國構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2]張思宇.轉型中國之價值沖突與秩序重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3）：194-195；104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468
[4] 徐貴權.價值世界的哲學追問與沉思[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153-171
[5] 葛晨虹.社會道德問題與道德實力重建[J].西北師大學報，2012（1）
關鍵詞：管理專業 中國哲學史 教學
中國哲學史在高校的地位由顯學變為隱學，甚至各種跡象表明似乎走投無路。有的高校哲學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從調劑”而來；有的高校哲學系一屆本科畢業生只有3人；甚至個別高校僅掛名哲學系，連一個學生都沒有。設置哲學專業的高校況且如此，大部分沒有哲學專業的高校，中國哲學史只是作為公選課形式開設。如何在中國哲學史課程如此落魄，發展前景堪憂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類為主獨立學院講好該課程，現從教學觀念、教學內容和結果考核等方面進行思考。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在學院的現狀
（一）中國哲學史以單一課程出現
管理類專業以應用型為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多為市場實用性為主。中國哲學史無其它配套課程，難以形成整體氛圍。
課程設置也為公選課，依據學生興趣選擇。學生選課的多與少直接關系課程是否從“隱學”變為“無學”，或者是學生為了修夠畢業所需的學分勉為其難而選之。
（二）學習中國哲學史的無用性
部分學生認為學習“孔孟思想”、“老莊思想”、“程朱理學”空而無用，既同專業無關也與行業不對口，“學”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學生雖然學習，但由于教學目標錯位，將課程教學作為知識的傳授，從書本轉移給學生的過程，盡力使學生記住姓名、觀點和著作名稱等，導致學生學習枯燥乏味，學習興趣低落。
（三）考核結果不能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結果
學生學習結束，往往采用閉卷形式或論文形式考核。閉卷形式主要考核學生知識點的背誦情況，而學生論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師難以掌握學生的思維能力和邏輯能力，與課程開設目標背道而馳。
二、將中國哲學史教學與管理專業的教學目標結合的思考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觀念的與時俱進
管理是一門藝術，重點是梳理不同團體中“人”的關系，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勞動效率。中國哲學史中具有豐富的“人學思想”，中國的哲學從一開始就對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思考，從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鮮明的從整體，天、地、人三個層面進行思考，并最終探討人的本質。所以管理和中國哲學都有大量關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學中完全可以“互通有無”，“以古鑒今”。
（二）教學選用觀點鮮明和有生命力的內容
由于選修課的課時限制，在教學中更要重視學生的興趣點，特別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際關系、制度構建和人的行為等，可以對應講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論”等，并且選擇的教學內容適應學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講授中也不拘泥中國哲學部分，可以將西方哲學中同類部分進行對比，比較中西的觀點的異同、進行觀點的碰撞，形成頭腦風暴，可以更有利于學生進行思維的訓練，從而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增強分析和理解能力，從而具有較強的批判和創造能力。
（三）考核內容需更加個性化
針對不同學生的關注點不同，考核的題目可以由其任選。以論文的形式檢驗學生的選題取向、問題分析能力、邏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也可根據實際情況不預設結果，面試學生的應變能力。
總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要求和教學內容更易于與管理專業知識融匯貫通，因而對中國哲學史的教學不再局限于哲學范圍內講授，更需拓展哲學教學的觀念，對哲學教學的內容進行“實用性”轉型。用哲學的思維方式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擴大學生的知識面，還能幫助學生加深思維的深度。只有思考維度的多層次化，才能使學生在管理中認識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過現象發現事物的本質。
參考文獻：
[1]宋哲民.中國哲學界現狀的考查報告，2015年9月.
關鍵詞：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自然價值；過程哲學；生態紀
中國的生態哲學從環境倫理學研究開始。環境倫理學概念首次出現在1980年《現代生態學中的方法論問題》譯文中。2 譯者余謀昌作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態哲學》一書，提出了生態哲學的理念，填補了我國生態哲學研究的空白。生態哲學作為一種新的哲學轉向，讓人類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動。中國的生態哲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正在走向成熟。它從生態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展開，歷經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在人類思維的歷史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態哲學正在走向全面發展。
一、生態倫理發展階段
西方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和“”結束后，一些學者很快從“”中走出來，此時，中國的生態哲學研究也開始從環境倫理學涉及。在研究過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及思想，闡釋了生態倫理內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礎，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中國環境倫理學重要的認識內容。
中國的生態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深刻的淵源，或者說中國的生態哲學就是從自然辯證法中發展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就是它的根。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奠基人于光遠于1958年《人在變革自然界中的能動作用》（《自然辯證法通訊》3期），這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還在1964年第1期發表了惠伯納?魏漢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學？人們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發表了唐以劍的論文《人類生態學――環境科學研究的核心》。于光遠在1991年7月發表的《自然》（《自然辯證法研究》）一文對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既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的研究，也屬于哲學上的自然觀的研究，更是生態哲學的基礎，是關于自然的哲學。今天幾乎絕大多數研究生態哲學的學者都出身于自然辯證法。生態哲學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多的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即原來的《科學技術辯證法》）這三大雜志。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屬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哲學貫穿始終的基本問題，中國的生態哲學也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1980年，余謀昌把環境倫理概念介紹到國內， 1986年發表了《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很低，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對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后，機器技術體系裝備的生產力高速發展，人類憑借著這種力量控制一個又一個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凱歌中開辟人類的新天地。1人類產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戰勝自然的觀念。1988年2月其發表的《生態學中的主體與客體》一文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哲學中的主客體來研究，這是當代重要的全球性問題。2一方面人作用于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作用與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辯證的關系。此時的學者們已經將目光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這是評判問題的依據所在。正如余謀昌在《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所說，生態哲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本問題，它區別于人與自然二元分離和對立的傳統哲學，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3
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進入倫理學研究領域，生態哲學就從環境倫理學發展起來。源于20世紀末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使得環境倫理學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潮流，這影響著中國的生態哲學，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習和跟蹤。中國生態哲學開始研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倫理道德的層面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生態倫理學問題。1991年葉平發表了《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研究評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態倫理學創立經過了孕育、創立和發展三個階段。41992年余謀昌撰文闡述了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知識領域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5
在中國的生態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在環境倫理上的激烈爭論。孫道進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經濟目的，人類掠奪自然從而產生環境問題，這促使環境倫理學重新思考自然的價值、自然權利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真正本質。楊克儉在《生態環境危機與人類角色轉換》一文中指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要想消除危機，必須改變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觀念，重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實現人與自然共同體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2隨后余謀昌于1994年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引發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提出人類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迫切需求。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貶低自然，雖然獲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體，也危及人類的根本利益，使得我們陷入困境。3因此，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是從舊意識向新意識過渡的過程。人不應該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應該是看護者。
對于這樣的批判和反駁，人類中心主義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論內涵并為其尋求辯解。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發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辯證法研究》發表了《天人和諧之道――兼評“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走進人類中心主義 ――兼向余謀昌先生請教》兩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相統一，自然的利益體現為人的利益時才有意義。要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問題，人類必須盡快超越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人類文明持續不斷地提高。4與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相反，潘玉君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非但不應該走出，而且應當走進和重建。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使人類體現或實現了價值。51996年張理海《人類中心主義：一種哲學觀念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精神？》并明確提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應該能夠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可以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除了走進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別無選擇。6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爭論，使得自然價值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一個焦點。自然價值不僅關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權利，與人的行動相關。自然價值、自然權利是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上不或可缺的內容。
首先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內在價值。環境倫理揭示，自然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對人有價值，更能滿足每一生命個體的需要，這是自然的生態價值。1995年葉平的《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一文首次將自然的價值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為自然界的價值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工具價值以外還包含著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和生態系統的價值。人類應該針對自然事物本身去評價其價值，而不僅僅是從它的用途、功用來評價，自然事物有不依賴于人類評價和存在的價值。11996年佘正榮發表了論文《自然的自身價值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承載》，他認為自然不僅有內在價值還具有創造性和維持性，不斷建造和優化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條件，并維持著穩定的生態系統。2自然的內在價值不是人類賦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內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萬年發生、發展、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價值也只是自然所產生的千百萬種價值之一，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自然是內在價值、工具價值、系統價值的統一。3
其次，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于人的評價而存在的，在億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其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與自然的本質》一文提出，將自然的價值成立條件歸于人的評價是有偏見的。在千百萬年的自然史中都有價值的產生，這并非什么人類心智中的、主觀的過程。4但是《論自然的價值及其主體》一文卻認為，所謂“價值”，實質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滿足人類的所需，即對人是有用的。這里的自然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滿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5這與自然主義不同的是明確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主義對于自然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解釋是矛盾的。而《自然價值的倫理精神》一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外在價值還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必以人類作參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都共處于地球生態系統之中，體現了它們的統一性。6自然擁有內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沒有評價者就沒有價值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麗畫卷，即使沒有欣賞他的人，也不影響它的客觀存在。就是說，沒有評價者當然也能有價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不否認人的內在價值，在生態系統共同體內，人與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價值，又具有各自獨立的內在價值。7
然后，就是對于自然權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價值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1999年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觀點認為自然是有權利的，并且作為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權利，并且對它賦予道德關懷。大自然也必須擁有其自身的天賦權利。12001年《自然權利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發表，文章闡明自然的權利是將權利擴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僅包括動物、所有的有生命體還包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賦予人權利，同理，自然龐大內在價值也賦予自然相應的權利。2鄭慧子在1999年發表的《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一文中認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統內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兩者構成的區域當中，人類應該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共同體的秩序與和諧。3因此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是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國的生態哲學主要從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自然觀，2000年之后轉向從技術異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自然觀。人與自然的關系貫穿于生態哲學研究始終，人通過技術與自然建立聯系，技術的不斷發展引起學者對人工自然的哲學研究。1993年發表的《由自然哲學到人工自然哲學》認為，自然哲學的研究需要從自然擴展到人，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及其過程、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人的活動及其產品對人類的反作用等等都應該擴展為研究內容，也就是說人工自然必須走入研究視野，自然哲學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提出系統地開展人工自然觀的研究是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人工自然是人類行動產生的，人的行動溝通人類和社會并以人工自然呈現。對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本質聯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實現生產模式的轉軌。51999年陳洪良《人工自然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指出，人類社會在自然之中發展，自然的發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觀首先必須體現生態文明，這是人類的精神對自然的生態把握，把人類意識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6
從自然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從生態自然觀研究開始的。生態自然觀更是中國生態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發表的《從人工自然觀到生態自然觀》一文中指出，自然觀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類自身成熟狀態的重要標志。自然發展過程與自然觀演變進程（天然自然觀――人工自然觀――生態自然觀）相吻合，生態自然觀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7自然觀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現代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無所謂善惡，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應該自認為是大自然的統治者。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生存人類需要利用自然。人類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應該因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對發展科學技術沒有信心，也不應該弱化甚至放棄科學技術，只靠倫理信念規范人的行為，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依靠科學技術，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科學技術。1
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針對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問題，分析人類利用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從技術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中的自然觀問題。2001年發表的論文《自然中的技術異化》是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危害。這篇論文是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研究的繼續。自然中的技術異化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離，可是，自然界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由于技術進步的控制和干預，其整體平衡受到干擾，阻斷了天然自然的自然進程。技術的進步在不斷地削弱自己和人類的存在基礎。技術越發展越顯現出技術異化現象。2《從哲學視角審視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術的進步促進人工自然的產生和發展，對人類的進步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工自然作為人勞動的產物，從天然自然中分離出來，在與天然自然的對立中成為導致異化的因素。3
對技術異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術放置于生態之中，并以生態的形式展現出來，那么技術就可以是天使。論文《生態技術――技術可以是天使》（2005年）認為，生態紀的技術就意味著那些增強“生命之家”的創新。技術是天使，使人類的故事演繹出輝煌。技術也帶來危機，它產生了環境污染、生態災難、物種滅絕，以至于我們現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終結。然而，終結也是新生的契機，新生代的終結意味著生態紀元的開始。4也就是說先進技術必須與生態的技術相一致，這也是技術的天使本性決定的，技術可以是天使。
把技術放到生態之中克服技術異化，是建立在生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的現實行動，隨著生態哲學的發展，中國學者把世界觀和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世界觀決定價值觀，決定我們的行為。郁樂和孫道進在《試論自然觀與自然的價值問題》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回答自然價值問題的理論根據是自然觀。關于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道德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自然觀。無論是何種對自然權利的理解都取決于他們偏向于何種自然觀。要么將人融化于自然，要么從自然的利益出發批判人的所作所為。5薛勇民和路強在《自然價值論與生態整體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將自然價值論放置在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中，自然價值論的確立才能成立，才能以豐富多彩的自然價值批判只有人類才有價值的錯誤觀念，自然價值論本身蘊于生態整體思想之中。1可見，中國學者們不再糾結于人與自然的抽象對立，而是將視野擴大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下去理解自然的價值問題。
三、人類歷史思維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哲學歷史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再加上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態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國的生態哲學在哲學的歷史思維中研究生態思想的歷程，從思維的層面豐富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在人類的思維歷史中，生態思想的發展是持續的，期間有過反復、曲折。生態哲學有價值觀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有本體論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自然觀；在哲學思維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就是思維層面的生態哲學研究，這相當于認識論維度的生態哲學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自然辯證法通訊》在1989年第4期發表了李志超的《抱樸子的自然觀》一文，1993年第6期發表了周昌忠的論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關系理論的環境哲學意義》，1997年第4期發表了胡化凱的論文《感應論──中國古代樸素的自然觀》。這些研究都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徐剛的《萊布尼茨與朱熹自然哲學》，把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做了比較研究。
生態思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歷史進程中有著曲折的道路。2010年發表的論文《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古希臘到科學革命》，這是生態哲學研究深入人類思維領域，在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論文聚焦于每一時代哲學所關注的主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這體現為哲學的外在轉向。文章指出，哲學史是人類思維的代表，自古希臘以來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態性思想，但是對思維的抽象強調切斷人和自然的有機聯系，將哲學引向了中世紀的宗教。哲學背離自然、背離人，以神的唯一創造性代替自然的內在創造力，以上帝扼殺人性，割斷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科學革命之后，伴隨著牛頓力學而強大起來的科學，以機械自然觀解構了自然生態，終結了生態思想。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與思維的張揚片面強調意識、思維、理性，徹底終結了哲學中生態思想發展之路。2
被機械自然觀終結的生態思想如何回歸人類思維歷程，中國學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笛卡兒到懷特海》一文就是對生態思想重回人類思維的歷史過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兒提出的心物兩分的二元論把生態性只給了人，人類思維從此空前提升，忽視了自然和世界；休謨和洛克對二元論的質疑和反思，使生態思想得以呈現，但又因社會與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顯；到了康德的心靈體驗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再也看不到對自然的生態闡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觀存在，生態性的思想只屬于那個客觀的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的存在。 12012年羅久發表了論文《自然中的精神――謝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觀念探析》，他指出，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謝林發展了一種有機自然的理論，認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規律的客觀對象，其本質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識的純粹客觀對象的總和，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
哲學所關注的主題體現為哲學的外在展現，哲學的發展還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純粹的思維向度的研究。2012年發表的《從達爾文到懷特海的本體論邏輯進程》一文，詳盡闡釋了生態思想如何從達爾文開始一直到懷特海，更徹底的生態哲學思想如何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創造進化論、突創進化論，最終到懷特海的有機體哲學這一發生、發展并形成的過程。32012年發表的論文《關系性―過程性原則的邏輯必然性》則闡述了在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中，從哲學的內在邏輯發展中揭示生態哲學的出現是哲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探討哲學內在邏輯的演變歷程也是生態哲學的研究任務。古希臘哲學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同時肯定了“世界是真實存在的”的本體論原則以及“認識必然可能”認識論原則。從這兩個可以推出“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關系原則和“世界是過程的”過程原則。本體論原則、認識論原則、理性原則可以推出關系性、過程性、有機性邏輯必然性。生態哲學提倡關系、過程，強調整體和有機。這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來解析哲學的發展歷程，分析思維整體中的生態哲學思想，更是生態哲學得以完善的標志。4
四、生態共同體：生態哲學對走向生態紀元的追求
從中國學者對生態哲學在不同時代不同看法可以體會出生態哲學本身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一文，從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態哲學就被看作是環境倫理學。作者李壽德肯定了中國學者在環境倫理學領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榮2006年認為，在生態倫理學這門重大新興學科的開創過程中，存在著多元競爭的理論是非常合理的5，這肯定了生態哲學發展的多元性。2007年張豈之《關于環境哲學的幾點思考》，他指出，環境哲學的目的是要探討伴隨環境危機而產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各類問題。環境哲學必定需要研究環境倫理問題。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人們該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生態哲學面對的問題就是哲學本身面對的問題，哲學的主題要轉向關注“如何做”。2012年劉福森發表的論文《生態哲學研究必須超越的幾個基本哲學觀念》指出，任何哲學都只屬于自己時代的“特殊哲學”，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思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12015年發表了論文《生態哲學之解讀》，作者直接闡明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是今天的時代哲學。如何行動成為哲學關注的主題。生態哲學就是哲學轉向行動，是行動的哲學。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那么生態哲學的構成就要有生態本體論、生態認識論以及生態倫理學。2
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生態哲學揭示其深層根源并批判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者所研究的內容。2008年發表的論文《生態學批評中的理想人格――“生態人”之分析》指出，生態學的批評使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破產，以具有關系性思維和博愛情懷的“生態人”批判獨斷的理性人。3盧風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文中，以生態哲學的關系及整體理論分析批判了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他的研究解構了現代性的物理主義，消解了主客體的絕對二分，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他提出，唯當徹底擯棄了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和知識統一論時，我們才會敬畏自然、保護地球。4解決當前嚴重的環境危機要求的不只是改革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更要挑戰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研究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義倫理，研究生態文化，研究關愛生命、保護環境，研究生態智慧。
針對全球生態危機，尋求后現代的思想去解決，運用具有更徹底生態性的過程哲學去分析也是中國學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發表的《過程哲學與生態危機》一文明確指出，過程哲學被譽為當代新思想的來源，并用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全球危機。過程哲學的空間不受限制，它涉及現實中的所有層次。不同層次的相互依賴，不同個體的相互依賴，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5《過程析學與時代的急難》一文中作者指出，過程哲學的精髓就在于使人們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們中”6。這是過程哲學有關現實的研究。過程哲學的產生與發展也伴隨著現代西方哲學的終結過程。7過程哲學由于對相互聯系的推崇，懷特海稱其為“有機體哲學”，以表明他對世界組成的理解。它是生態的，以生態學為基礎。《生態學：過程哲學的科學基礎》一文這樣闡述：生態學揭示了每一個體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流動，支持了過程哲學所倡導的創造性、個體以生物多樣性、生態位創造構成了生態系統的有序結構，肯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由此支持了過程哲學的多元價值觀。1這是關于過程哲學本體論的研究。
楊洪承，安徽蕪湖人，1954年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負責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聯系導師、學位委員會委員、學報編委。社會兼職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等。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專著《王統照評傳》是國內學界第一部現代著名作家王統照的學術傳記，被同行專家譽為開拓創新之作。2009年主編的《王統照全集》出版，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單位發起在北京舉辦了全集首發儀式和創作研討會，產生了較大學術反響。楊洪承教授對魯迅、郭沫若、茅盾、聞一多、沈從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現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專題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發表《文學的歷史與歷史的文學》、《由歷史主義走向歷史哲學》、《主體變動多樣世界眼光──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和編寫的思考》等系列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研究論文，這一組文學史學的論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993年出版了專著《文學史的沉思》被同行專家評論在將文學史視為一個多元決定的整體的動態系統，為文學史的描述和詮釋的框架、文學史編寫的個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學科的有效方法與觀念。
20世紀90年代以來，側重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研究，多視角多維度尋找文學社團生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社群內部人與事的復雜關系，突破了現有文學史教科書中對一些社團群體既成定論，產生了較好的學術影響。1998年出版專著《文學社群文化形態論》，建構了一種文學社團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體個案解剖實踐其理論方法。該著是第一次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提出文學社群文學史概念，把現代中國社團流派研究從方法論、本體論與操作實踐上提升到一個新層次，具有學術開創性和學術建構性。新世紀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的整體文學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個案解析上持續用力，先后發表了系列有影響的論文，主持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還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文學斷代史、文學現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現代文學思潮研究的評述與思考》、《論五四現代小說結構與傳統的關系》等論文分別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或《新華文摘》摘編，在同行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
楊洪承教授從上世紀90代中期開始指導研究生。畢業碩士生數十名，指導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畢業后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有影響的中青年學術骨干、學科帶頭人。有多位學生的學位論文獲得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和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等。
楊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江蘇省社科基金等項目多項。曾獲教育部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精品課程、江蘇省高等學校教學成果特等獎、江蘇省高等學校優秀課程群、江蘇省高等學校優秀研究生課程等。多次榮獲南京師范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先后獲山東省教委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江蘇省社會科學哲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山東省首屆劉勰文藝評論獎等。
我們在撰寫論文的過程當中，總是要閱讀別人的學術資料，不然我們哪里來的想法和知識論點，我們查閱的資料就是我們寫作論文的參考文獻。下面是學術參考網的小編整理的關于健康保險論文參考文獻，給大家在寫作當中做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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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撰寫的過程時就要閱讀相關的文獻資料來幫助完成寫作，我們常人的知識有限必須要依靠他人的勞動成果來論證自己的學術論點，這樣的引用就是參考文獻。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于四季養生論文參考文獻，歡迎大家閱讀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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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康德；“責任”范疇；倫理學；述評
道德責任是倫理學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范疇。在西方倫理思想發展史上，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等人，雖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道德范疇，但他們都是把道德范疇從屬于哲學范疇體系的。直到近代，康德才第一次從倫理學意義上對道德范疇作了比較嚴格的規定和選擇，他除了使用善惡、幸福和德性等傳統范疇外，還特別強調“責任”范疇，并以“責任”范疇為線索，把理性主義原則、善良意志、道德規律、定言命令、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等有機聯系和統一起來，構建了康德道德范疇體系。它不僅成為后來資產階級倫理學所公認的道德范疇體系，而且影響著中國和前蘇聯倫理學界對道德范疇體系的建立和闡釋。因此康德“責任”范疇的研究既是打開康德倫理學思想的鑰匙，也是理解近現代倫理學思想的關鍵。
國內康德倫理學的學術史，包括原著翻譯、配套研究資料與學術論著三大類。翻譯應該準確、可靠，讓人充分信得過；配套研究資料除了對原著章節闡釋之權威論著之外，最有實用價值者是“逐字逐句”的注釋串解，這是康德自己的要求，亦是康德研究者之共識。學術論著則是學者們對康德倫理學的解讀，有質疑有辯護。
首先就原著翻譯而言， 藍公武、苗力田、關文運、等人可說是先驅。近些年來，鄧曉芒、李秋零把對康德著作的翻譯推向新的階段。苗力田先生譯作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對責任的必要性、約束性及其相關的責任原理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鄧曉芒、楊祖陶譯的《實踐理性批判》以及李秋零主譯的《康德全集》均直接譯自德文，臺灣的著名學者牟宗三先生的三大批判譯自英文。這些譯著各具優勢、互相補充，是研究康德道德范疇的重要文獻資料。
其次康德倫理學的配套研究資料也是始于翻譯：有韋卓民譯的《康德哲學原著選讀》、《康德哲學講解》，李秋零譯注《實踐理性批判（注釋本）》等。隨著國內學者對康德倫理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也出版了一些配套論著。例如鄧曉芒《康德的句讀》（上、下）（2012年出版），從頭到尾逐字逐句對康德原著進行通讀，對一些康德倫理學中基礎性、前提性的范疇做了詳細的解釋和闡述，可稱康德“責任”范疇研究的關鍵入門資料。
再看學術論著方面，包括出版的著作與學術期刊論文兩部分。
第一部分：對康德倫理學的研究，李蜀人出版了《道德王國的重建》，張志偉寫了《康德的道德世界觀》，鄧曉芒寫了《康德哲學諸問題》、《康德哲學講演錄》等等，這些著作均以康德倫理學的整體性為研究點，康德責任范疇的論述就只能是散見其中，難成體系。
第二部分：關于康德責任范疇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見于期刊論文，整體上呈現的特點是在責任論的體系背景下展開對“責任”與道德善關系的質疑與辯護。
“只有出于責任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①康德提出的道德第一個命題，被定義為唯動機論者。有兩種不同程度的質疑：一種是極端的觀點，完全排斥康德的“責任”。例如王海明先生就以功利主義的現實性來對抗責任論的抽象性，代表文章有《功利主義與義務論辯難》，認為“義務論的道德標準，是給予每個人的害與利的比值最大的道德。……而功利主義是給予每個人害與利比值最小的道德。”②在《論道德終極標準》中直接提出道德評判的終極標準是“功利”而非“責任”。王先生用心良苦，將“功利”改造成了既能滿足個人自由又能促進社會全體利益的道德范疇。針對此類質疑，辯護聲音要提的是張傳友《關于康德義務論倫理學的幾點思考》認為康德的義務并不拒斥目的，康德義務是以義務自身為目的。任丑《目的論還是義務論——倫理學的困境與出路》深刻解讀了康德義務層次以及義務和自由的關系，得出“貌似對立的目的論和義務論都是通向自由的必要環節，它們內在的邏輯聯系彰顯了倫理學的內在邏輯進程：善—正當—自由，這就確證了倫理學是自由之學。”③此類辯護毋寧說是以自由為橋梁，試圖調和康德責任的價值目標和功利目的。
還有一種質疑源于對康德出于責任行為是形而上的擔憂。有學者以康的階級立場為靶，“將其責任論的唯心性歸結于階級軟弱性和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④任丑《康德的義務論辨正——兼論倫理學的自由本質》、《略談康德倫理學的幾個問題——兼與寧新昌、許平二位先生商榷》兩文中就明確指出對康德責任的形式性質疑是源于對康德倫理學的曲解，康德“責任”范疇內含的規律是意志自由，責任論的本質是自由，這與倫理學是一致，無謂階級之爭。
另有文章《康德道德哲學的核心一一責任概念》、《康德的責任概念及其責任倫理觀》等，則認為因康德的責任范疇是純粹的，完全排除了經驗的干擾，故質疑其出于純粹責任的道德行為不具有入世的現實意義，而且現實中德福不一致正說明了康德該理論的抽象性。同時，辯護的文章《道德學的凈化——從康德學說論道德學的義務論本質》、《康德道德律對人性的拷問》等，依次從倫理學的本質以及人性的角度提出康德責任的形而上是有必要的。陳思坤《出于責任的行為具有道德價值——康德責任倫理觀的邏輯基點》一文中更是直接論述了出于責任行為的可能性和公民責任行為的實踐價值。這些文章顯然可作為研究康德“責任”實踐性的參考。
當然還有一些相對平和的解讀性研究：《論康德道德哲學的理性—善良意志與義務》、《康德道德哲學中的職責（Pflicht）概念》、《義務—自律與至善—康德倫理思想中的幾個重要范疇分析》、《康德關于責任的普遍命令》、《康德倫理學中的責任概念》、《康德道德哲學范疇比較》等，這些文章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解讀康德倫理學體系，提出了善良意志、責任、絕對命令、普遍規律、自律、目的國王、自由等核心范疇。尤其是鄧曉芒先生的《對康德第 I 章中三條原理的分析》對責任范疇的三個命題之間的正、反、合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獲益匪淺。
近年來，學界出版了一些專門研究康德倫理學的學位論文，包括《康德的道德世界觀》、《道德王國的重建》、《道德的信仰一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論康德道德哲學中的意志概念》、《對康德哲學道德準則和法則的解讀》、《康德倫理學的確立及責任、自由范疇探析》、《康德責任論探析》、《康德道德哲學中“義務”思想》等，這些學位論文都涉及到康德倫理學諸范疇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國內研究康德“責任”范疇的主要成果。但學位論文畢竟只是作者求學期間的階段性成果，或有偏頗。
總之，國內學者研究現狀表明，對于康德“責任”范疇的研究雖有不少成果，但都只是散見各處，缺乏系統梳理。而且學者們多以責任論為切入點來研究責任范疇，思路難免局限。個人認為，若先將康德倫理學的責任論特點進行懸設，以考察責任范疇，或許會有不同發現。（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法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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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種學位論文答辯或評語中說“行文流暢，邏輯嚴謹”，已經成為套話了。但實際上，真稱得上“嚴謹”的并不是太多。譬如現象或數據堆砌、重點和層次不清、概念隨意更換、自相矛盾、強詞奪理、以點代面、把別人的觀點先亂推一陣再加批判、小數據大結論等等，反倒是泛濫成災。有些論文，“前言”占一大半，從網上東拉西扯一大篇，“結果”反而只有一兩頁，“結論”卻又大得嚇人。“在國內首次發現”等等流行說法更是從表述上就體現了邏輯的不通。．如果說“在國內首次發現印第安人”還說得通，但說到數理化生等的現象與規律，既然是“發現”，就應當是該知識領域的“首次”；既然是首次，又何有國內外省內外之分?
邏輯的不被重視是學術風氣浮躁的表征之一，反過來也加重了這種浮躁風氣。
在一定意義上說，邏輯是關于知識的知識，是如何把片段的知識組織起來和如何從已有知識推出新知識的思想工具。當然還有一條途徑是“直覺”。但“直覺”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在“直覺”的產生里通常有潛在的邏輯存在。所以我覺得和知識打交道的人必須要學一點邏輯，并且早一點學。
民間有句俗話說：“寧和明白人吵頓架，不和糊涂人說句話”。是否掌握起碼的邏輯，就是明白與糊涂的分界。和明白人吵頓架，不論結果如何，至少使你向事情的實質靠近了一步，而和糊涂人談半天，那才真正叫做getting nowhere，還白惹一肚子氣。
邏輯的用處當然不僅在寫論文的時候。從你選定一個科學問題，如何設計實驗去回答它或逼近它；如何組織你的實驗，使之盡量簡潔而具有決定性；如何逐步排除不確定的因素；如何從現象或實驗結果得到充分而不夸大的結論；如何評價和分析現有結論的局限性和漏洞，以及如何進一步推進和彌補……總之，從選題到實驗設計，到結果分析到討論，全部科學研究的過程，可以說就是一個每一步都依賴于邏輯的思維運動過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于搞科研來說，邏輯這個“器”，比任何儀器或技術都更加重要和更加“一本萬利”。
掌握邏輯能使知識更加嚴密，使已有的知識發揮最大的功效，并易于溝通。所以邏輯既是追求真理，又是弘揚真理的工具。對于當老師的和準備當老師的人，當然就更加必要。
掌握邏輯工具，并不是必須要上多少邏輯課，讀多少邏輯書(當然基本概念還是要學一點)。更多的人是自發地遵從了邏輯。重要的是善于從實踐中去學習和總結，要盡量自覺地培養自己思考的方向性，嚴謹性和有效性。在所謂“知識爆炸”，網絡上的信息鋪天蓋地的今天，更是如此。有了這樣的目的，學邏輯才能抓到本質，才能有益。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們說運用邏輯可以“從已有知識推出新知識”，但邏輯并不能真正“創造新知識”，新知識從根本上還是來源于廣義的實驗與觀察；同樣的，邏輯并不能保證結論的正確，如果前提(或數據)是錯的，那么結論幾乎可以保證是錯的。第二，邏輯是優化自己思維的工具，過多地熱衷于邏輯本身的形式細節和術語是不必要的，而耍弄和賣弄邏輯甚至可以為害。
關于“晚一點談哲學”。因為哲學是一切知識的抽象與結晶，沒有知識的積累和親自的咀嚼體驗，不過是空談而已。正如十一二歲的孩子談愛情，即使能說得頭頭是道，但他們是絕對不會真正理解的，因為他們還沒有發育的基礎。理解哲學。也需要有社會實踐和知識的“發育”為前提。自己沒有處理過大量知識之前講哲學，往往容易會讓自己在抽象的詞句中獲得似是而非的自我滿足，甚至有可能導致削弱或者拒絕對嚴格證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