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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于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貿易效應受到了學術界廣泛關注和思考，本文將對相關文獻按照總體和區際分類的角度的進行評述。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所以，結合以上文獻總的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各省對外貿易的影響的不同結果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制造”和“世界加工廠”逐漸形成的事實，并且市場規模的出口效應大都分布在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基本與經驗判斷一致。
關鍵詞：產業經濟學；文獻分類；定位
按照國內一般的文獻分類，“經濟”都是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因為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科社會活動和各科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研究對象包括經濟、政治、法律、軍事、教育、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等方面的活動和關系，所以各部分類法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都是正確的。關于經濟類目的位置，大概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法律”、“軍事”之前。例如《中小型表》、《科圖法》、《武大法》、《大型法》等。第二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法律”、“軍事”之后。例如《中圖法》。第三種是將“經濟”列在“社會科學大部”之下，“政治”與“軍事”、“法律”之間。例如《人大法》（白國應，2002）。從國際來看，比較流行的是經濟學論文中經常用到的JEL的經濟學文獻分類系統。該分類系統由著名經濟學雜志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創立并推廣實施。產業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二級學科，產業經濟學課程也是經濟學專業本科學生的必修課。由于大部分的國內產業經濟學在內容上不同于國際上的產業經濟學，本文試圖從文獻分類的角度分析一下國內產業經濟學的內容在經濟學文獻分類中的定位。由于文獻分類方法眾多，這里僅僅分析在國內《中圖法》中的定位以及在國際上JEL分類法中的定位。
一、國內產業經濟學的內容框架及其在《中圖法》中的定位
國內《產業經濟學》教材的主要內容包括產業組織、產業結構與產業關聯、產業布局、產業政策等基本內容，還有的教材涉及到了產業集群、產業技術創新等內容。按照微觀和宏觀層面進行劃分，產業組織、產業集群屬于微觀層面的內容，而產業結構與產業關聯、產業關聯以及產業政策則屬于宏觀層面的內容。
在中圖分類法中，F代表經濟。由于產業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范疇，如果是研究理論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是F015，微觀經濟學是F016。
第一，產業經濟學可以看成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分類號是F06，具體產業經濟學是F062.9。但由于產業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比較廣泛，從各個分支學科來看，主要與區域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科學經濟學和知識經濟學、技術經濟學以及信息經濟學有關系。所以在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主要看研究內容的側重點在什么地方。具體關系為：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布局、技術創新、產業組織、以及產業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分別和中圖分類法中的區域經濟學（F061.5）、科學經濟學和知識經濟學（F062.3）、技術經濟學（F062.4）、信息經濟學（F062.5）、計量經濟學（F064.1）等分類相對應。
第二，在“世界各國經濟概況、經濟史、經濟地理（F1）”中，中國經濟分類號為F12，其中產業結構為F121.3。由于在產業經濟學教材中，產業結構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內容，所以應該歸入這一部分內容。另外國際或者國內的經濟地理的分析也和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布局、產業關聯等內容有緊密的關系，所以根據內容的側重點可以歸入這一部分內容。
第三，從產業經濟學的數量研究方法上來看，涉及到了博弈論方法、經濟統計方法、投入產出方法以及運籌學方法等。而這部分內容應該歸入“經濟計算、經濟數學方法（F22）”之中。具體有經濟核算（F221）、投入產出分析（F223）、經濟統計學（F222）、經濟數學方法（F224）等。
第四，在產業組織中必然涉及企業理論問題。企業理論有單獨的分類，位于企業經濟（F27）中的企業經濟理論和方法（F270）。
第五，產業經濟學與工業經濟緊密相關。對于工業經濟中的各個部門，產業經濟學都有相關的研究。在“工業經濟（F4）”中，各個部門的分類號如表1所示。如果研究的是特定部門的問題，則可以歸入這一類。
如果研究的是國際工業經濟各個部門，則劃分到F41中，如果研究的是中國工業經濟部門則應該歸入F42。
二、在JEL分類法中的定位
JE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是經濟文獻雜志的縮寫，1969年始在美國經濟協會（AEA）贊助下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季度發行。該系統將所有的經濟學文獻按內容分為A、B、C、D、E、F、G、H、I、J、K、L、M、N、O、P、Q、R、Z共計19個領域，每個領域又細分為若干個子方向，在每個方向之下再設有專題內容。其中各領域和方向都有專門的綜述欄，專題就不再設有綜述內容欄。
西方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指產業組織，在JEL分類中分類號是L，具體內容如表2所示。
根據國內產業經濟的研究范圍，還有產業結構、產業關聯、產業集群以及一些數量研究方法。這些內容在JEL分類中的定位如下：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主要在“經濟發展、技術轉變和增長”分類中，分類號為O，具體包括“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分析”（O11）和“工業化、制造業和服務產業以及技術選擇”（O14）；對于“產業關聯”的分析應該定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區、城市和農村分析（O18）；“產業集群”的相關研究內容則涉及范圍比較廣泛，主要是產業組織的相關內容和其他JEL分類中相關內容的結合。
三、國內和國際產業經濟學研究內容的區分及其演進
國際上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指產業組織理論，國內的產業經濟學包括的內容則比較廣泛。目前在中國的產業經濟學中基本上沿用“行業”或“部門”的含義，沒有從“市場”的角度分析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結構和政策的不同。在結構問題上，國內產業經濟學不僅僅研究產業結構，也研究市場結構問題，而國外的產業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市場結構及其市場競爭。在政策方面，國內的產業經濟學不僅研究產業結構政策，也分析產業組織政策（競爭政策），而國外的產業經濟學則只研究產業組織政策（競爭政策）問題。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異。內容的不同決定的研究方法的差異。在國內產業經濟學教材中，產業結構和產業關聯部分的內容更多使用的是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在產業組織研究中，則更多的是使用博弈論方法。對于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則是二者通用的。
第三，研究內容的演進。國內產業經濟學最初主要研究工業經濟問題，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他產業發展和競爭問題的研究也顯得日益重要。所以當前的產業經濟學涉及的產業范圍增加，不僅有第二產業的研究，也有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白國應.關于經濟文獻分類的研究[J].圖書館,2002(6).
2、劉廉生.我國產業經濟學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0(5).
3、王凱.文獻分類工作的現狀與發展[J].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4).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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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羅·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空間經濟
一、空間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空間經濟學的發展大概有180多年的歷史，生產區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首先，德國的經濟學家利用比較成本學說和地租學說，始創了古典區位理論。其代表學者馮·屠能駐足農莊十載研究農業的區位問題。馮·屠能所持的理論強調的是在農業的布局與經營的方式上，與距離相關的地租與運費是最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對空間經濟學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有勞恩哈特和韋伯。勞恩哈特構造了一個區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位三角形的極點。阿爾弗雷德·韋伯創立了工業區位理論，他在該理論中闡述了嚴謹的原理與規則，搭建了完整的理論框架，此外他還指出了影響工業具體區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紀初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企業為了獲得利潤開始高度關注區位選擇的問題。在該領域研究的學者越漸增多，其代表學者提出的理論具有很深的影響力。恩格蘭德爾和普瑞德赫爾兩位學者把區位選擇融入價格理論進行研究。帕蘭德創立的不完全競爭空間市場理論成為區位選擇的高層次的發展階段。而德國的一位著名地理學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論。此外德國的經濟學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把中心地理論加以完善從而建立了產業市場區位論。以上的理論屬于古典區位理論，主要利用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理論來研究微觀主體的最優區位選擇問題。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后各種分析方法和理論的逐漸成熟，則新古典區位理論問世了。新古典區位理論更接近現實，其核心是宏觀最優區位選擇過程中一般均衡問題而不是只關注區位選擇時局部均衡問題。所以新古典區位理論提出了“網絡區位”。該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凱克尼等。
二、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學的貢獻
盡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空間就一直沒有能夠被成功地結合進經濟理論的主體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間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特征即運輸成本和生產與消費的報酬遞增在標準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中雙雙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個分析壟斷競爭的一般分析模型（簡稱D-S模型）此模型成為解決運輸成本與報酬遞增等一系列問題的強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魯格曼利用該建模技術發展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在新國際貿易理論中，他把固定規模報酬這一傳統假定去掉，于此同時提出了規模經濟，他指出在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的驅動下，由于產出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生產成本下降，促進了各國通過發展專業化的貿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還指出貿易與區域發展是分不開的，他在貿易理論與區位理論兩者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很好的利用運輸成本和外部規模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釋了區域中心與格局、區域的工業集中等空間經濟問題。1991年，克魯格曼在“報酬遞增與經濟地理學”中，創造性的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核心模型，又稱核心-邊緣模型，該模型的創建把空間經濟融入了主流經濟學當中，從而帶動空間經濟學實現了質的“飛躍”。
盡管經濟學家在早期就開始關注區位與貿易地理和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但一直以來經濟地理學并沒成為經濟學的一部分。然而保羅·克魯格曼的巨大貢獻使得經濟地理學融入主流經濟學，更改了主流經濟學忽略空間結構的歷史軌道，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在保羅·克魯格曼的倡導下，許多經濟學家投入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認可。
保羅·克魯格曼的另一個貢獻是開創了一種研究的思路，該思路指的是通過引用規模報酬遞增來分析并解釋了集聚的模式，這樣使得經濟地理學中的多種不同方法彼此連接從而形成了統一框架。保羅·克魯格曼所創立的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之上的：首先是關于規模報酬遞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競爭模型；最后是關于運輸成本，保羅·克魯格曼使用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創建的冰山理論，通過一系列假設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邊緣模型。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發展。引進空間的概念后，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可以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同時思考和研究，將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貿易等眾多領域的經濟問題都能歸屬于同一個框架之中。
三、空間經濟學應用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考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各異。80年代以來，我國也有學者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稱之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但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沒有構建出來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大多數研究的是關于實際問題和任務的對策性研究，研究的重點核心內容是區域政策，區域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于是在理論方面目前還是沒有形成體系。二是缺乏微觀理論基礎。三是區域經濟分析的邏輯前提不清楚。四是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理論來自于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區域產業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經濟學；區域空間結構理論來自于地理學。區域經濟學關于區域經濟的核心問題（區域經濟發展）還缺少自己的理論。
因此，區域經濟學此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建設是我國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魯格曼建立的新經濟地理學對于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區域經濟學以及區域經濟學科理論的搭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釋非均衡發展區域、地域集中和增長極的快速增長；可以分析并闡述區位與產品的差異，公司如何選擇自己的區位；分析空間的比較優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貿易模式；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系等；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例如改革開放梯度推進的空間決定因素、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地域差異比較、中心地區的現實選擇、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利弊分析等。
盡管有人指出該理論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羅·克魯格曼對該理論的不斷完善和引領下，空間經濟學不但可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學科，而且為中國這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研究和發展空間經濟學起到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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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安全啟示 信用卡套現現象的透視與治理對策 淺析信用卡套現行為與治理措施 母子信用卡：方便與安全孰重 安全注銷信用卡等 王克強:安全使用信用卡 你的信用卡安全嗎? 信用卡設置密碼更安全 BillGuard 保衛信用卡安全 信用卡，信用坑？ 玩轉信用卡 信用卡時代 漫談信用卡 用好信用卡 “奪命”信用卡 奢華信用卡 剪掉信用卡 巧用信用卡 信用卡熱 信用卡誘惑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一方面，央行全國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的建立與運行，從激勵與約束的制度層面引導了社會公眾信用意識的改善。湖南省政府2010年的 “社會公眾信用意識調查”顯示：積極參與者學歷層次高，經濟實力強，反映了信用意識、信用行為與經濟能力的相關性；人們基本了解信用與財富、違約與不良信用記錄的相關性及后果，但尚未普遍形成對信用隱私保護意識，不清楚不良信用記錄如何修復，缺乏使用自身信用的習慣。另一方面，社會信用指數信用指數是評測信用發展變化的綜合指標。通過周期計算和公布信用指數，考量信用水平。因信用指數的設計參照因子與基期設定不同，指數意義與結果有差異。約略提升，但在社會變革中社會信任度不斷下降。根據世界銀行集團全球商業環境報告，亞洲經濟組織信用平均指數是1.9%，而中國信用指數2003年為3%，2007年上升到4%[16]。但馬得勇的研究卻中國不同階段信任度有波動，但總體上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1990年為60.3%，1995年為52.3%，2001年為54.5%，2003年下降到46.3%。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2002年的數據顯示了更大下降幅度，中國大陸地區的信任度為41.8%，比1990年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低了18.5%（馬得勇.信任、信任的起源與信任的變遷[J].開放時代，2008，（4）：74）。這一判斷從《小康》雜志社與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 “2011中國人信用大調查”數據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調查數據顯示： 65.7%受訪者認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整體誠信度高于現在。以及李小紅的研究 “失信行為首先在商業領域大量出現，然后蔓延到司法系統、學校、醫院甚至慈善機構”、 “從政府部門到公司企業到公民個人失信行為蔓延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社會信用環境出現了總體退化”（李曉紅.中國轉型期社會信用環境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152-153）。中有所印證。由此，中國社會信任度并未與信用需求狀態同步，甚至局部性地出現信任危機。
（2）社會信任與信用背離癥結及其代價
社會信任度下降以及局部性誠信危機意味著信任與信用狀態的背離，也隱含著深刻而復雜的制度變遷與社會資本相互作用背景。首先，社會經濟轉型及其社會不確定性引發了社會資本模式改變。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是市場化和現代化并行的過程，必然導致包括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等社會經濟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因現代化而引發的不確定性對信任等社會資本的影響，可能不僅會造成信任的下降，而且也可能要求信任的結構發生轉變”[17]。卜長麗認為，互惠性的特殊主義社會資本主要通過利益來維持，或者說伴隨市場利益機制的形成，社會成員的利益觀念和行為得以展現，利益考量成為人們構建社會關系網絡，決定人際關系親疏重要標尺。一旦利益受損，即使血緣、倫理紐帶也可能瞬間斷裂，信任崩塌。而多元的合作性的社會資本人際關系更加擴展，形成多元關系依賴。其中，個體對單位的社會依賴減少，但當單位把原先自身承擔的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功能推向市場時，相當于把個體置于一個充滿不確定性風險場[18]。在這個缺乏有效約束與規則的風險場，網絡鏈合難抵利益沖擊，人與人關系緊張，懼怕合作，背信合同、逃廢債務、欺詐行騙，社會信任度下降。
其次，社會信用正式制度供給與非正式制度演進失衡導致信任與信用背離。新制度經濟理論認為，正式制度呈現較大的強制性和外在約束力。通過信息傳遞使交易參與者對對方行為形成合理預期，在降低交易風險和成本的同時，激勵信守規則方獲取預期收益，懲戒或約束背信方。與非正式制度比較，正式制度雖然不是緩慢演進，但由于立法的程序性、適應性等原因往往滯后于制度需求，甚至出現制度真空。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伴隨市場機制的漸次推進，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確立過程也體現出漸進性。在正式信用制度供給不足的前提下，“宏觀上難以及時吸納體制變遷中被甩出社會的游離、逃逸的個體，社會日益碎片化。在微觀上，小網絡內部利益整合不夠，成員之間普遍信任、互惠合作的理性化程度低”[19]，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信任與信用背離，甚至局部性地出現了誠信危機。
四、基于信用卡安全視角的社會信用環境治理對策
關于社會信用環境治理，已達成的理論共識是：視之為系統工程，逐步推進與實施。既要構建信用正式制度，確立信用規則與秩序，又要強化信用意識，倡導信用道德，重塑誠信理念；既要培育信用市場，提高信用效率，又要規范信用管理，確保信用機制良性。本文主要從信用卡安全及金融安全視角考量對策選擇。
1.以金融信用立法體系化、規范化為目標，確立社會信用環境正式制度框架
信用立法旨在給出信用行為邊界和規范，使信用主體預見到行為后果，趨利避害，依規則行事。為此，邊界和規范必須清晰、合乎邏輯，并自成體系，力避矛盾與沖突。金融信用法律體系化首先要確立依法征信和失信懲戒框架。即在保障個人隱私、企業商業秘密和國家經濟安全前提下，對公共信息、征信數據征集與使用，對違約與欺詐行為予以法律規制。首先，通過《信用管理法》、《政府信息公開法》、《隱私保護法》、《征信管理條例》、《公平信用報告法》等對征信數據界定、采集、查詢、開放、服務等予以規定，明確信息公開與征信原則、主體、范圍、方式、途徑，以及違法行為法律責任。其次，通過修改《商業銀行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平等信用機會法》、《信用卡管理法》、《房屋抵押公開法》等法律法規規范金融機構業務與行為。最后，通過修改《民法》、《公司法》、《證券法》中有關民事責任及《刑法》有關失信、欺詐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提高違約背信成本。
2.以金融信用信息市場化為導向，構建信用信息資源交易與傳遞機制
信息、檔案、數據是信息社會愈加重要的經濟資源。信息作為反映物質本身特征的形式或符號，因具備非排他性和一定的非競爭性，多人可同時使用，具有共有資源（非純粹公共品）屬性。但信息權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譬如，德國法律體系中，個人信息權不僅是民事權利，也是憲法權利。法律天然保護其自行使用權和處分權。信息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私人物品屬性，不應無償使用。
信息資源屬性的復雜性決定其使用方式的特殊性。建立信息交易和傳遞機制，使信息資源市場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金融信用信息市場化的難點在于存量信息資源的整合及信用信息運作、管理平臺的建立。現行信息資源系統中，市場交易主體的信息分散于多元主體，性質與隸屬關系復雜，在無法律規制條件下，征信市場較為混亂。央行征信管理局雖承接了信貸征信管理行政之責，卻難以整合社會散亂的信用信息，更遑論市場化平臺的建立。可選之策是政府首先在法律層面明確權威主體，整合工商、稅務、財政、社保、勞動、人事、司法部門以及水電、金融等公司企業所保存的與信用相關的信息資源，分類建立數據庫；其次，通過對征信、資信評估等信用信息市場第三方認證機構的規范管理和監督，確保其在法律框架內，運用專門知識與經驗，對增量信用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客觀、公正、獨立地為交易主體有償提供真實信用信息。
3.以信用意識行為化、信用行為常規化為引領，改善社會信用非正式制度環境
理論與經驗表明，正式制度自身是難以支撐一種制度框架的，只有非正式制度條件成熟了，被社會群體普遍認同，制度框架才能夠獲得發展動力。換言之，社會信用法律能否有效激勵與約束交易主體信用行為選擇，最終要取決于人們信用意識是否自覺，守信行為、信用行為是否能夠大眾化、常規化。唯有當誠實守信內化為人們的自覺意識時，守信才能成為自覺行為，只有當誠實守信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準則時，背信才會受到譴責與唾棄。這將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需要在重建政府公信力的基礎上，經由教育和培訓，進行文化偏好、道德規范、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層面的強化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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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風險；傳導；文獻
一、金融危機與金融風險傳導的理論根源
1.金融危機傳導的最早研究。最早對金融危機的傳導性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他的《狂熱、恐慌、崩潰―金融危機的歷史回顧》一書，是西方國家第一部系統研究金融危機的學術論著，也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危機的國內傳導和國際傳導問題。在金融危機的國內傳導上，該書從分析1636―1637年荷蘭的“郁金香熱”開始，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紐約股市暴跌、1990年11月日本股市的暴跌等，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經濟周期的波動密切相關，經濟繁榮時期，投資、信貸迅速擴張，股票價格、房地產價格快速飆升，人們被繁榮的景象所陶醉，這種繁榮的陶醉感會從一個市場向另一個市場傳播，經濟泡沫愈加膨脹，最后以危機的爆發而強制解決。
2.經濟學文獻的相關研究。金融市場的關聯性和互動性是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傳導的重要根源。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金融市場間的關聯性在增強。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會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傳導。關于金融市場的聯動程度研究，Stehle(1977)的固定收益的國際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提出了國際資產價格均等化理論，表明證券市場間的聯動效應很高。后Errunza 和Losq(1985)的中度市場分割理論 、Bekaert 和Harvey(1995)的國際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分別從不同角度驗證了證券市場的關聯性。Baig 和Goldfajn（1999）也認為股票市場是相關的，即一個市場的變動會引起另一個市場的變動。從眾心理、羊群行為是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傳導的助動力。經濟學文獻的研究表明，從眾心理、羊群行為也是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傳導的根源。金融主體的從眾心理是金融主體無法對金融市場的變化做出正確判斷時，便依賴于其他主體的行為進行決策。
二、關于金融脆弱性理論
關于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理論探討，海曼明斯基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說”，在他的《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假說》中提出：私人信用創造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和貸款者，有不斷經受周期性危機和破產風潮沖擊的內在特性，金融中介的困境會傳遞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宏觀經濟的動蕩和危機。明斯基從企業角度將借款企業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抵補性借款企業。此類企業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種是投機性借款企業。該類企業收支基本相當。第三種是“蓬齊”借款企業。“蓬齊”借款企業風險最大。另外，明斯基認為，形成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代際遺忘，即當前金融業的繁榮使人們忘記了上一次的金融災難，本性的貪欲戰勝了對過去危機的恐懼，認為當前資產價格的上漲會持續下去，于是又了重演了歷史悲劇。另一個是競爭壓力，認為貸款人出于競爭的壓力而做出了許多不謹慎的貸款抉擇，因為他們為了贏得顧客和市場。
三、金融危機傳染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金融全球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隨著貨幣危機爆發頻率的提高和危害程度的強化，激勵著學者們對貨幣危機認識的深化，迄今為止，學術界已發展出三代完整的貨幣危機模型，包括：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由克魯格曼（1979）提出，他認為，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由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穩定的匯率政策之間的不協調造成對固定匯率制的沖擊，從而造成本幣貶值，央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不得不動用大量外匯儲備購買本幣，但外匯儲備耗盡時，固定匯率制崩潰，貨幣危機發生。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實現模型，由奧伯斯特費爾德（1994）提出，與強調經濟基本面因素的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不同，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強調預期在貨幣危機中所起的作用。第三代道德風險模型。該模型認為由于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免費擔保，使他們具有很強的投資欲望而很少考慮投資項目的貸款風險，從而引起投資過渡、資產泡沫破滅、危機爆發。總之，三代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貨幣危機的生成及其傳染，其原因歸納起來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投資者的預期及金融市場上道德風險的存在。
四、國內學者關于金融危機傳導理論的主要觀點
李小牧分析了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理論，他認為金融危機的國內傳導就是在一國金融泡沫化基礎上，貨幣危機向資本市場危機和銀行業危機，進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機演變的過程。金融危機國際傳導包括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危機國際傳導應該泛指金融危機在國與國之間的傳播與擴散，既包括金融危機國內傳導的溢出，也涵蓋單純由外部原因導致的跨國傳導，既有存在于貿易金融聯系的國家間的接觸性傳導，也有存在于貿易金融關系并不緊密的國家間的非接觸性傳導。狹義的金融危機國際傳導即接觸性傳導，它是指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經濟要素的變化引起其他要素變化，最終引起經濟金融的某些側面或整體變化，以致引發、擴大、緩解金融危機的跨國作用過程，也稱溢出效應。
劉立峰（2000）研究了宏觀金融風險的傳導。認為風險形成以后，會通過各種渠道與形式向外擴散、傳播，形成新的風險。宏觀金融風險反過來影響經濟、投資、貿易和金融過程，影響制度的變革與政策的修訂。不同的宏觀金融風險的形成原因都會有其風險的傳導機制與過程，但通常情況下，宏觀金融風險與危機的形成及發展的原因是綜合的，傳導機制也是復雜的。
石俊志在他的《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防范》（2001）中分析了推動金融危機傳遞和擴散的主要因素：一是恐慌心理的傳播是金融危機傳遞和擴散的重要動力；二是不同類型金融市場的關聯性、互動性是金融危機傳遞和擴散的重要機理；三是某些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結構的現實性是金融危機在不同地域之間傳遞和擴散的重要媒介；四是某些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過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機在不同國家之間傳遞和擴散的紐帶；五是國際間金融協調與干預機制跟不上國際金融業發展的步伐，為金融危機的傳遞和擴散提供了有利條件。
姚國慶在分析經濟虛擬化條件下金融危機的傳導時認為，將金融危機的傳導分為內部傳導機制和外部傳染機制。金融危機在一國內的傳導與擴散為金融危機的內部傳導。金融危機在國與國之間的擴散稱為金融危機的外部傳染機制。形成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渠道主要有三個方面：金融聯系、實際聯系和政治聯系。因此，危機傾向于集體出現，一國危機之后緊接著就是另一國的危機。
從上述金融危機和金融風險傳導的文獻綜述中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危機傳導的研究是非常廣泛的，從內容上可以說是多種多樣，包括金融危機傳導的具體內容、金融危機傳導與擴散的形式、金融危機傳導的原因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其研究結論僅適用于某次金融危機，如第一代金融危機理論僅適用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等發展中國爆發的金融危機，第二代金融危機理論適用于20世紀90年代初爆發的金融危機，而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則適用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即這些金融危機理論的研究都帶有一定的時滯性、特殊性。而金融危機是金融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金融風險的極端表現，因此，對金融風險的傳導機理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
作者單位：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河北經貿大學會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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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宏觀金融效率 現狀 評價指標 定量分析
一、國內外學者對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狀況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對經濟效率的研究比較早，并且研究分析較為深入，研究成果頗為豐富，而對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對較少。對金融效率的關注源于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金融發展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的，研究的重點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經過短短30年的演進，金融發展理論形成了三個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麥金農?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學術界簡稱為“金融深化論”；二是20世紀90年代赫爾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論”；三是20世紀90年代末由中國學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前兩種理論對“金融效率”沒有提出明確的概念，而中國的學者則對“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確的界定。
關于“金融效率”的內涵國內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廣謙（1997）認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運作的能力；楊德勇（1999）認為，金融效率是指一國金融整體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所發揮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類金融資產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鐘子明、馮宗茂（2004）認為，金融效率就是資金融通的效率；白欽先（2000）認為，金融效率為金融資源在經濟系統與金融系統以及金融系統的內部系統之間配置的協調度；鄭旭（2005）認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資源（貨幣和貨幣資本）的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二、金融效率內涵的認識和分析
我們認為，金融體系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金融效率也包含豐富的內容，所以在實證研究中，國內學者對金融效率涵義的不同理解是無可非議的，對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層次來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國學者對于金融效率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對金融效率這個概念還沒有達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們認為：金融效率是指資金融通和運用的效率。我們把金融效率劃分為“宏觀金融效率”和“微觀金融效率”兩個層次。宏觀金融效率是指金融體系資金融通狀況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的促進效率；微觀金融效率是指資金在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融通和運用效率。這也就是本文主張的基本內涵。按照這一思路，宏觀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效率、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微觀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企業的融資效率。本文將重點對國內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
三、數據采集的相關說明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是企業融資的兩個重要途徑，圖1對比了這兩種渠道的比重。從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過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占比都在20%以下，說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還存在一個艱難的旅程，而通過銀行貸款籌集的資金在80%以上，客觀說明銀行貸款是國內企業尤為重要的融資渠道。鑒于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占絕對優勢，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數據將主要以銀行的數據為主。
四、宏觀金融效率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金融效率的基本內涵，我們認為宏觀金融效率的評價指標應該包括融資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存貸比、新增貸款生產率。鑒于宏觀經濟學上也有這樣的概念和指標，本文以下將宏觀經濟學上的儲蓄率、投資率稱為國民儲蓄率、國民投資率。為了明確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作一下說明。
1、融資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綜合反映金融體系的資金（儲蓄）動員能力，表明GDP中通過金融機構轉化為儲蓄資金的比例。
2、儲蓄投資轉化率。等于資本形成總額中來源于貸款的資金/存款增加額，該指標用于近似反映整個金融體系的儲蓄轉化為生產領域投資的效率。
3、存貸比。等于貸款額/存款額，反映間接融資渠道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與上一個指標相比，這個指標從總體反映銀行體系的儲蓄投資轉化效率。
4、新增貸款生產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貸款，這個指標反映每新增一個單位的貸款帶來多少單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
5、私營企業獲貸比。等于私營企業所獲貸款額/貸款總額，它反映了在銀行體系的貸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營企業。
以上幾個指標的選取與資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別與資金的籌集、資金的使用、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資金的流向相對應。通過量化的指標可以對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有直觀的認識，以下是我們對這些指標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國宏觀金融效率的分析與考察
1、儲蓄投資轉化率。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計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間，融資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存貸比、新增貸款生產率、國民儲蓄率的均值分別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個指標的變化趨勢則如圖2所示。
（1）融資率的經濟意義是一個單位的GDP中有多少單位轉化為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存款），均值為20.42%的融資率意味著一個單位的GDP中有0.2042單位的GDP成為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在趨勢圖上，金融機構的融資率表現為在20%上下波動。與國民儲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機構的融資率為20.42%，表明國民儲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機構的負債形式存在。
金融機構的一個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資金從資金供給方向需求方流動，使國民經濟的運行順暢進行，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和存貸比是反映這一功能的指標。
（2）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的經濟意義是指每一單位的新增存款轉化為多少單位的資本。資本是實體經濟運行的基礎，統計上包括固定資產和存貨的投資，金融機構融資來的儲蓄只有轉化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運行才能帶來價值的增值。從圖2看，該指標以37.94%為均值上下波動的變動趨勢，而且其波峰和波谷與融資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單位轉化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
（3）存貸比的經濟意義是每一單位的存款放貸出多少單位的貸款，均值為85.66%意味著一個單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個單位的貸款。從經營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貸出一元，即存貸比最多只能是100%；從安全的角度考慮應該不超過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著存在風險。再從圖2看，該指標變化很大，從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表明銀行的貸款在相對下降，沉淀在銀行體系的資金逐漸增加，這對于經濟運行來說是一種嚴重的資金浪費，對金融機構來說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們把以上三個指標聯系起來看：一個單位的GDP中，有0.426單位轉化為國民儲蓄，其中有0.2042單位通過金融機構轉化為儲蓄（存款）；在一個單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單位的存款轉化為了資本，從而進入生產領域，因此通過金融機構這一途徑進入生產領域的資本是0.078單位。
（4）新增貸款生產率的經濟意義是每單位新增貸款能帶來多少單位新增GDP，該指標反映了貸款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該指標均值為102.35%，即一單位的新增貸款能帶來1.0235單位的新增GDP。相對于以上三個指標，新增貸款生產率大起大落，最高時超過了180%，最低時接近40%，但波動的幅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窄，總體的趨勢與存貸比相似，呈下降的趨勢。該指標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動反映出這個時期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隨著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增強，其波動幅度逐漸變窄，也意味著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趨于穩定；其下降的趨勢反映新增貸款的生產能力下降。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國民儲蓄率已經超過了50%，而金融機構的融資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說明更多的資金是從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資，反映了金融機構籌資效率的相對下降。金融機構的儲蓄投資轉化率的均值為37.94%，說明通過金融機構渠道進入實體經濟生產領域的資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貸比表明相當數量的資金滯留在銀行系統，這與實際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經濟主體缺乏資金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說明通過金融機構融通的渠道不通暢；新增貸款生產率趨于下降反映貸款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下降。這些指標表明金融的儲蓄投資轉化率低，從而反映出我國較低的宏觀金融效率。
2、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調節應該使資金流向效率高的行業和企業。私營企業是活躍的市場主體，運行效率高，因此應該獲得與貢獻度相當的資金支持，這也體現了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為此本文提出私營企業獲貸比指標是考察宏觀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業法人單位495.9萬個，其中私營企業359.6萬個，占比72.5%；全國第二、三產業企業法人單位資產總額為207.8萬億元，私營企業資產總額25.7萬億元，占比12.3%；全國共有工業企業法人單位190.3萬個，私營企業145.7萬個，占76.6%，在工業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中，私營企業占44.4%。
我們從表1的有關數據來看，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五種企業類型在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總計、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總額和全部從業人員人數這六個指標的合計占85%以上，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居絕對優勢；在七個指標中，除了資產總計外，私營企業的其余指標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數據表明，工業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相對于其他類型企業來說是較高的，同時還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對社會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們從金融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來看，并不理想。根據前面的提議，私營企業獲貸比的經濟意義意味著每一單位貸款總額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營企業。圖3是2001―2008年私營企業的獲貸比例，該指標呈上升趨勢，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營企業獲貸比僅為1.39%，數據充分說明一個單位貸款只有0.0139單位貸款流向了私營企業，這一比重不僅在貸款總額中可謂微乎其微，而且與私營企業的社會貢獻極不相稱。
以上分析表明，經濟效益好、運行效率高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私營企業所獲得的資金支持與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對等的。私營企業獲貸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營企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融資難”的本質問題，融資難進一步制約了私營經濟的發展，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宏觀層面金融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嘗試性地構建了宏觀金融效率的評價指標，目的在于對我國宏觀金融效率的現狀進行客觀的定性和定量評估，以便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決問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金融的儲蓄投資轉化率還是從金融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來看，都反映出我國宏觀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現狀。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宏觀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響經濟運行的效率，這對于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是極為不利的。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對宏觀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觀金融效率的評估指標體系，進行實時跟蹤、監測和研究，及時為國家宏觀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決策信息。
第二，我國是世界上高儲蓄率的國家，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是我們面臨的現實課題。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將面臨著長期而艱難的考驗，把希望寄托于國外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中，選擇投資拉動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消費拉動內需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重要途徑。當然，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并非是單邊戰略措施，它必須與推進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就業制度等多項改革整體配套，協調推進。
第三，我國私營企業的發展逐步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社會貢獻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來的政策、制度設計成為私營企業健康發展的軟肋，雖然多年來中小企業融資難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可是本質性問題仍未解決。因此，從社會貢獻大小的角度來設計金融資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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