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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比較研究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資本價格、市場業務、資本流動自由化等為基調的金融自由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一。對于處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國金融業來說，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它們的教訓對中國的金融改革是一種啟示。
金融自由化的經濟背景比較
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2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遭受了經濟金融危機的打擊，金融業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因此，大蕭條過后，美國便率先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管制，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盛行，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金融業方面，各國政府普遍認為過度競爭是導致金融業倒閉的主要原因，于是紛紛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督控制，試圖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穩定因素，維護金融長期穩健運行。例如：美國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將Q條例（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的適用范圍擴展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險的非會員銀行；對銀行投資證券、新銀行的開設都做了限制；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理與監督。這些措施促進了戰后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但也使金融部門由于過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發達國家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達到。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戰后建立的。由于生產力落后的一致性規定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具有經濟貨幣化程度低下、金融體系欠發達、金融資源極為有限的特點。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獨立的新興國家，在當時的發展經濟理論的影響下，把工業化看成減少進口，減輕外匯約束并積極擴大外匯儲蓄，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政府為了把稀缺的資本導向工業部門，除了減免稅收外，對貨幣金融系統進行了嚴格管制。其結果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為特征的貨幣金融制度。這種制度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初期集中利用國內儲蓄資源、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發揮過積極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進口替展戰略的實施。但是，政府信貸配給金融資源也導致投資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業和私營經濟部門無法得到資金，只能從地下市場以較高的利率獲取資金，或進行內源融資。匯率實行嚴格管制，造成對本幣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響國外資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體系妨礙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改變政府干預的內向型發展模式，實施金融探化發展戰略成為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環節。
金融自由化動因的國際比較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經歷了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各主要工業國家的GDP平均增速為7%-10%。因此，較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深化進程中出現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管理體制的矛盾與沖突，即以金融創新為特點，本質是市場深化進程中的金融重構。
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深化發展戰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匯率、低利率、信貸配給、貿易保護等。在其經濟發展的初期，“金融壓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資源配置，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但隨著經濟發展的加快和市場體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則越來越明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機構的效益得不到提高，從而限制了金融部門的發展，對經濟起飛構成了“瓶頸”。因此，它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有別于發達國家。它是為了調動國內私人儲蓄，增加金融儲蓄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保證投資更有效以及通過更多的金融儲蓄減少對財政儲蓄、外援和通貨膨脹的依賴。其本質是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決落后的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為特征。
金融自由化動力的國際比較
從金融自由化的動力來源看，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經濟自由化發展的組成部分，源自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的推動。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與完善，金融業本身的市場化、自由化成為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尤其是像美國這類具有完善市場條件的國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場力量推動，由微觀經濟主導，而不是政府主導。政府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進行法律法規的重建，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從金融微觀主體角度看，動力來自競爭壓力下的創新。在工業化國家，由于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升競爭力顯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是創新，創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規則和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活躍的金融創新成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動力。在金融創新發展過程中，政府在信貸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來越松，逐步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各種束縛，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同時也去積極應對創新帶來的金融風險，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確保金融穩定。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動力與發達國家有所區別，這類國家經濟市場化程度低于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動力來源外部競爭力和內部追求效率的需要。從外部力量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和金融一體化發展程度的加深，原來的金融管制難以達到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實現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目標，從而導致本國資本的外流和國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內部力量看，國內經濟在市場化進程中要求金融部門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門市場化程度急需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與經濟市場化同步進行的，構成了經濟市場化、自由化的一部分。這是與發達國家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論基礎的國際比較
從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到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早期工業化國家奉行“國家干預主義”，在金融內部實施比較嚴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經歷約20年的較快發展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業化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經濟發展陷入“滯漲”的泥潭。一些經濟學者開始思考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金融管制還是否有效成為人們新疑問。以弗里得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貨幣數量的變動在經濟生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任何相機抉擇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顯，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有可能加劇，而不是緩和經濟震蕩。因此，在貨幣主義看來，國家最好不要干涉經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西方社會的弊病是由于國家干預太多造成的，如果國家干預少一點，競爭就會進一步加大，壟斷就會大大減少。如果國家用人為的方法（如管制、財政方法等）來干預資源配置，其結果必然是降低經濟效率，提高產品價格，導致通貨膨脹，使經濟陷于不穩定之中。這些理論轉變了人們對金融管制和貨幣政策應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對大蕭條的重新估價直接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進程。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還受國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由于經濟一體化和國際金融自由化趨勢的出現，使發展中國家政府和金融當局對金融系統的管制權有弱化的趨勢。況且，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實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愛德華•肖與羅納德•麥金農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又為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深化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肖與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金融深化戰略，可以在本國資金市場上籌集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發展中國家也認識到金融抑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進儲蓄向其他金融資產轉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國際比較
西方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的動因源于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給經濟發展、金融深化帶來了一系列正向效應，從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豐碩成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雖然不同國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比如英國、新西蘭實行的是激進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國、日本等國卻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但卻異曲同工，這些國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理解不透，實踐中不能根據自身情況推進具體改革，以致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偟膩砜?，雖然各國的情況各異，取得的效果各異，但都可以從中吸取不少經驗教訓，形成對我國的有益借鑒。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金融自由化實踐中，盡管南錐體國家與亞洲國家和地區采取的方式不同，具體實施帶來的結果也有很大差異，但金融自由化實踐確實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帶來了許多新變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當面臨國際投機攻擊時，高利率客觀上使得投機資本進行攻擊的成本加大，不敢輕易進入，從而可以用于保護本國貨幣；外資金融機構進出自由后，競爭加劇，從而提高了國內金融機構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成效，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效應：破壞了經濟的良性發展；金融市場無法良性運行；金融業的脆弱性加大。
結論與借鑒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場結構所導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徑，單從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體制改革的目的。轉軌經濟應著眼于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是危險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等作為目標，而不管這些措施實施的條件、后果如何，必將導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敗。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條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進程與經濟市場化進程相統一，與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行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進程相統一；同時，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還要綜合考慮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時進行必要調整，發達國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較自由化，對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開較易。而發展中國家對利率多數存在嚴格控制，因此，從嚴格控制走向放松，絕非易事。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強勁，市場發育程度高，不怕同別國競爭。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較弱，如完全開放，很可能被它國投機者操縱市場，以致產生金融危機。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應排斥金融監管。事實證明，由于一些國家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過于激進，因而造成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體系多樣化、競爭能力增強的同時，也給金融監管造成了負擔過重等問題，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與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會陷入無監管或監管漏洞很大的狀態。
參考文獻：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負產出效應與收益函數分析—基于經濟轉軌國家的視角[J].當代財經，2005
關鍵詞：國際金融 焦點回顧 風險提示
一、引言
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實際上延續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幾個焦點問題。而經歷了宏觀經濟起伏、金融市場穩定與動蕩交織的趨向，整個國際金融的復雜性持續擴大、矛盾面也急劇擴張。未來幾年，全球金融危機預警形勢更加嚴峻。對于這些國際金融領域的核心問題，我國需要更務實與真實的判斷。進入2013年上半年，全球金融風險的后續影響仍在持續，金融危機或繼續惡化。本文將基于對2013年上半年國際金融市場的預測分析，分析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尤其對國際金融風險進行透視。
二、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回顧與反思
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焦點話題不斷出現，題材炒作十分明顯，一些機構對于經濟形勢判斷的失誤也十分嚴重，金融市場預期的混亂日益突出。
一是歐債危機引發的歐元前途的復雜性及歐元救助方案的錯位。目前學界對于歐債危機的定義過于簡單化和短期化，沒有反應危機的歷史過程。2011年以來的歐債危機進入2012年在處理中反反復復，沒有從根本上解除障礙。一些關鍵問題上并未有新的突破，歐洲經濟再度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險仍然普遍存在。歐洲債務問題處理在財政盈余不具備甚至財政超標的前提下，財政救助無法解決問題。歐洲債務問題的處理關鍵仍在于經濟發展以獲得財政來源。當前歐洲債務利用的方式是反循環，容易激化和惡化問題。同時，進一步連接歐元以價值挑戰美元，歐元又將面臨空心化問題。當前，歐洲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歐元匯率難現貶值、擴大升值。
二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判斷誤區帶來預期判斷的錯覺。2012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國際金融市場的聚焦點。不過，美聯儲貨幣政策分析與論證出現偏差導致了全球經濟從樂觀轉向悲觀，全球經濟悲觀氛圍加重，失業率擔憂擴大，歐洲經濟衰退加重，日本經濟反復性擴大，發展中國家參差不齊，整體水平減慢。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圍繞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關注，世界經濟上半年較樂觀，下半年較悲觀。在我國，當前宏觀經濟不穩定，貨幣政策方向難以定奪，未來應全面、深入評價這種對策特殊性和遠見性。
三是流動性需求的進一步膨脹。當前，全球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根源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結果和對全球的示范，資金周轉過度存在。對我國而言，流動性過剩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實際上，流動性是交易的難易程度，在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中，流動性過剩是一種貨幣現象，當代市場在流動性過剩形勢下，投資者對貨幣的需求直接拉動價格高漲引發通脹。因此，增加貨幣供應量不再能影響利率或收入，貨幣政策無法實現對經濟的作用。同時，2012年全年，國際黃金價格受制美聯儲政策收縮凸起。美聯儲結構的調整和資產儲備的變化抑制黃金價格上漲。全球股市方面，股價高漲與下跌兩極分化，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凸顯全球化的競爭力。美股年內的漲勢十分突出，進一步推高納指上漲和帶動標普信息技術類股指數上揚。
三、上年度國際金融的分析角度與導向錯行
首先，2012年最值得發絲的市場預期是強勢美元反彈預期的簡單化，而實際的結果與預期差異巨大，美元升值有限、貶值突出，并未真實反映和理解美元貨幣的訴求和匯率。全年美元貶值特色十分明顯，并未達到市場多數預期的結果。因此，改變匯率觀察的理論十分重要。對美元判斷和理解的誤區使得傳統理論的經濟基礎決定匯率在現代經濟中存在較大的不適用性，尤其在金融危機時期，市場需要觀察和總結新的思路。
其次，危機定論的短期化。2012年最值得關注的就是雷曼兄弟的申請破產告知結
束，開始償還債務。美國跨國公司的特殊性超越世界，新型跨國公司的模式在美國本土只是架構，主板在海外。金融危機的變異值得思考。同時，近年伴隨國際金融危機全球跨國公司呈現萎縮，美國跨國公司在強大。
四、對2013上半年國際金融市場前景的預期
第一，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貨幣危機可能持續。2013年，美元貶值可能進一步擴大，亞洲乃至新興市場貨幣的風險會加大。在產業準備不足的前提下，新興市場國家的基礎經濟缺少競爭優勢，而伴隨貨幣升值的挑戰與壓力，經濟問題泡沫及出口行業的風險可能導致貨幣市場失控和結構低效危機，對經濟的良性增長和不利。實際上，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不足、效率不足都可能引起危機因素的形成，不利于自身經濟發展。歐元上升將是未來半年的主要焦點。我國人民幣風險加大，貶值的防范十分重要，但全球股市將會與匯率反向運行，進一步高漲將是必然。新興市場國家股市將面臨挑戰，價格分化凸起。
第二，歐元風險問題。2013年是歐元的關鍵年。一方面，歐元核心成員國的分歧與分化凸顯，直接打擊歐元區的合作。希臘問題的惡化將繼續，歐元被規劃和分化將會值得關注。另一方面，歐元區經濟不支持性不利于政策協調，但目前看來，歐元危機可能不會發生，但風險將不可避免。
第三，流動性問題。2013年全球流動性問題將面臨新的挑戰，技術囤積和策略累積將會加劇價格上漲的動力，加大通脹壓力。政策失控動蕩和危機可能顯現。
總體來看，2013年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諸多風險，需要審慎和深入觀察，金融危機將難以避免，控制力的挑戰將凸顯市場本質與品質、主導與被動的差異性。2013年的國際金融不輕松，難以輕松。
參考文獻：
[1]夏斌，陳道富.中國金融戰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具體表現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現象在很早之前就曾出現過，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加重，這一問題逐漸受到了大眾的關注。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具體表現為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數量出現嚴重的不均衡，金融經濟部門的數量的增長數明顯更高，且規模也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部門，不少金融機構都在不斷的擴大兼并行為。隨著分離的不斷加大，實體經濟慢慢喪失了原有的主導地位，金融經濟的地位則快速上升。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發生于金融領域，大量的資金開始涌入金融領域，實體經濟的活躍度逐漸下降，導致其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另外，反映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指標包括金融資產比率以及金融交易量比率，當這些指標上升幅度越高時，表明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越明顯。
二、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誘因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出現分離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經濟的規模、數量以及地位都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隨著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阻礙。所以，對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原因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大致上來看，兩者分離的原因主要包括幾下點：
（一）金融資產的快速增加
從產生時間來看，實體經濟在金融經濟產生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實體經濟一直推動著金融經濟的發展。換言之，只有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經濟才能逐漸發展，商業貿易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有當產品的數量增加時，商品交易才會產生。而在這個交易的過程中，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相比金融經濟的發展速度更慢，金融的資產比率也在慢慢提升，這對于經濟發展而言，不僅僅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同時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二）金融管制較為自由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所以會出現分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金融的相關制度逐漸呈現出自由化趨勢。金融管制自由化的具體表現為：第一，大部分的國家都先后解除了針對金融經濟的限制，導致國際之間的資金交流越來越頻繁。另外，隨著金融資本的大量涌入，讓國內、國際的貿易數量日益增加，而隨著國際貿易的增加與吸引了大量的國外資金，促使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我國對于金融的管制越來越寬松，使得國內的金融部門得到快速擴張，不少金融企業為獲取市場份額而大打價格戰，不少金融企業紛紛出售優惠產品來吸引消費者的眼球，促使金融的貿易量得到大量的提升。第三，關于匯率的相關要求也先后被解除，匯率并不再一成不變，而是可在一定區間內上下浮動，這也促使商品交易的數量不斷攀升。
（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日益提升，金融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在較短時間內就逐漸擺脫了對實體經濟的依賴，從而使得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出現分離。另外，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創新，經濟的發展也受到了技術創新的影響，以此為基礎的金融經濟的類型日益增加，促使金融經濟的領域不斷拓展，金融經濟得到大力發展，金融資產的比率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導致金融經濟的主導地位逐漸凸顯。
三、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有效對策
就目前情況而言，不管哪一個國家想要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都必須確保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和諧發展。世界的發展與金融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離不開實體經濟。換句話說，金融經濟的發展必須依托于實體經濟，兩者為相互依存的關系，任何一方都無法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當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看似只發生于金融領域，但究其本質可發現與實體經濟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也表明世界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是金融經濟的發展過快，占據了實體經濟原本的主導地位，失去了實體經濟支撐的金融經濟造就了當前的經濟泡沫，隨時都面臨著瓦解的風險。
所以，要讓世界經濟保持穩定、健康的發展，那么必須對金融經濟進行正確的定位，同時堅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在實體經濟的帶動之下，才能實現金融經濟的穩定發展。與此同時，我國的政府部門還需要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并將金融經濟的服務功能充分的發揮出來，促進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先進金融機構綠色金融經營戰略
以發達國家先導的金融機構已經對碳價格的投資、貸款和其它相關經營活動制定了決策。發達國家努力開發與溫室碳排放相關的新市場，并同時努力向世人明示減少碳排除，降低溫室效應對地球的重要性。美國非官方的色瑞斯①(CERES:Coalitionfor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Economies，對環境負責的經濟聯合公司，總部在德國的國際認證有限公司)早在2008年1月就對市值基準前40位的大型金融機構從企業治理側面做了調查研究。他們研究了這些大型金融機構對由于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和機會的應對措施和方案，并對此進行了評價并發表了報告書。這40家金融機構的市值總額占全世界金融機構市值總額的60%。這40家大型金融機構中由綜合性銀行(如:瑞士聯合銀行集團UBS，美國花旗銀行Citi等)29個，投資銀行5個，資產管理公司6個組成。中北美籍的金融機構19個，歐洲籍15個，亞洲籍5個，再有其它地區籍1個等組成。為了能說明問題，色瑞斯(CERES)鎖定了14項與氣候變化相關聯的金融企業機構中主要要件。報告書以被鎖定這14個項要件為基準對金融企業機構逐一調查并予以評價。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將調查結果公布于眾。14項與氣候變化關聯的調查項目中，主要的金融企業部門包括:監督委員會(BoardOversight)，管理運營(ManagementExecution)，公示(PublicDisclosure)，碳排放權會計(EmissionsAccounting)，戰略計劃(StrategicPlanning)等。
色瑞斯(CERES)的評價結果:據調查結果顯示，就在應對氣侯變化的對策方面，監督委員會(BoardOver-sight)的部門，優秀的金融機構有，荷蘭銀行②、蘇格蘭哈里法克斯銀行、匯豐銀行、皇家蘇格蘭銀行、瑞士聯合銀行集團等金融機構。特別是匯豐銀行在16分為滿分情況下，得了13分。匯豐銀行情況是，賦予了企業責任委員會環境及氣候變化相關的監視責任，積極參與公司的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就管理運營(ManagementExection)方面的優秀金融機構有荷蘭銀行、美國花旗銀行、農業信貸銀行(法國)、高盛銀行、蘇格蘭哈里法克斯銀行、匯豐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①。荷蘭銀行的情況是在理事會議程中直接提出制定了減少了碳排放數量。因此，在關于碳排放量的控制指標的項目2中以4分為滿分，荷蘭銀行得了滿分4分。高盛銀行在最高經營中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得到了肯定，在3項目中得了以6分為滿分的6分。在環境市場危險管理中加拿大皇家銀行、美洲銀行(美國)、美國花旗銀行、富通集團②、蘇格蘭哈里法克斯銀行、匯豐銀行、高盛銀行、美林集團③、日本瑞穗金融集團④、加拿大皇家銀行、英國皇家蘇格蘭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從1992年就開始建立了環境風險管理的專門擔當部門，得了10分滿分的9分。瑞士信貸集團⑤把職員的評價成果與能源節約相關聯的5項目中得了2分滿分的1分。在公開披露信息(PublicDisclosure)方面，豐業銀行⑥(諾伐斯科西亞銀行，加拿大)在項目6中得了以8分為滿分中的最高分數4分，在項目7中美洲銀行(美國)得了以10分為滿分的10分。碳排放權會計(Emis-sionsAccounting)相關聯項目中，美國花旗銀行實施方案得到了承認并獲得以14分為滿分的10分，是這個領域的最高分。
在投資商品方面，荷蘭銀行、瑞士信貸集團、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⑦、匯豐銀行，荷蘭國際集團⑧、摩根大通銀行(美國)，美林集團還有瑞士聯合銀行集團等金融機構比較突出。零售商品的情況，美洲銀行(美國)和英國巴克萊銀行⑨和法國巴黎銀行瑏瑠，富通集團等金融機構比較突出，與碳排放交易關聯的金融機構有美洲銀行，巴克萊銀行。根據金融機構綜合成績來看，從金融機構氣候變化的應對部門所得分數來看銀行比證券投資(IB:IntroducingBroker)和資產運用公司所得分數更高。這是因為銀行貸款給與了暴露在氣候變化風險下的產業或企業。
對我國金融機構經營的啟示
發展綠色金融將成為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搶占未來經濟發展制高點的關鍵，綠色經濟發展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綠色金融體系。毫無疑問，構建完善的綠色金融體系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保障。政府為了解決由于全球經濟低增長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及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萎縮，提出了低碳綠色增長的新模式。在全世界一同對抗氣候變化的前提下，低碳綠色增長很可能成為我國經濟再度出現活力的突破口。為了轉換成這種經濟模式，從資本主義模式的方法論上看，金融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跟進時代腳步，我國金融機構在市場上供應了多種綠色金融商品并已受人們矚目。但我們現在的綠色金融產品，從支援綠色產業的綠色金融本質上看，其作用還是非常有限。在碳價格決定的新模式中，我國金融機構要確實做好風險管理和增長追求，防范和控制各種風險。綠色金融，特別是碳金融屬于新的業務領域，也蘊含著巨大的風險，不僅存在市場風險(包括市場利率和匯率風險)、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而且也存在著政策風險、法律風險以及項目建設風險、涉及相關核證機構的道德風險等。另外，值得關注的是，當前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市場主體對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還缺乏足夠的管理能力。因此，金融機構應主要采取事前性的風險防范手段，降低和轉移風險。這就需要我們的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做好適應這種模式的準備。我們要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側面，盡快對應發達國家金融機構氣候變化的測試基準，使我們金融機構得以盡快地建立應對氣候的金融法律體系。
雖然最近國內金融機關也準備了綠色相關金融產品及各種制度，還出現了支持綠色增長產業的綠色金融，但因存在內在風險管理的不確定性，未準備綠色企業指定制度的多樣性，可以說是處在還沒有制度性基礎設施的初級階段。以銀行為中心出現了關于綠色金融的商品，給予對參加低碳經濟活動的加入者提供優惠，或把銀行收益的一部分轉換為支持低碳團體的支援金，或對支持綠色增長企業提供優惠，或新生能源等，對關于低碳企業給出貸款，但還是缺乏在民間銀行關于綠色金融的存款，和通過存款連接綠色貸款的銀行起引導作用。缺乏以政策金融形態的政策金融公司進出口銀行等，對于綠色產業的政策支持。我國金融機構及以后發展方向應該是:
第一，確立對綠色金融的正確概念并提高全社會的認識。要正確區分以改善綠色金融環境為中心的“環境風險管理”的概念和通過綠色技術等支持增長為中心的“綠色增長金融支持”的關系。同時要整個社會達成共識。認識到綠色增長是離不開綠色金融的支持，發展綠色金融是促進綠色增長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第二，為了促進綠色金融的基礎設施的建立，有必要設立通過政府和監督機關的綠色金融發展戰略。首先政府和政府相關各部門要為綠色增長的基礎設施的建立，做好充分完善的前期工作。有必要形成政府各部屬間的相關數據統一管理。在信貸的審查時，公布企業的可持續經營的情報，反映銀行信貸管理非財務風險的制度、貸款者責任制度等，為靈活性、多樣化的綠色金融戰略措施確立和實行政府部門高效率的團隊合作。
特別是要確保與其它國家環境制度和金融商品的貫通。通過建立健全基礎設施來達到對環境制度和金融法律商品的市場信賴性、公正性及透明度。再者，除了政府預算支持外，整個社會的責任投資和金融機關的綠色增長資金也要給予支持。要考慮建立綠色增長的概念政府。政府應該對金融機關對政府所屬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流程和分配的方案進行必要指導和監督。
第三，強化綠色金融機構的作用。金融機關通過增大收益、管理風險、采購資金，節約成本等效率的改善，維持可持續經營。即，金融機構要以手中金融權為創立綠色金融實踐機會，在規劃好金融記過的事業戰略前提下，系統化地整合和支持金融機構的綠色增長項目的發展。應通過公開情報信息、對綠色項目的評價等方法，確立綠色金融的投資原則為: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綠色成長的項目。要制定支持綠色金融的銀行和金融投資公司的有效方案。銀行以抑制企業破壞環境的項目投資。建立可持續的銀行信貸系統，以保證銀行可持續經營風險和信貸DB(回收率及破產率等)。金融投資公司應開發支持綠色增長、綠色技術為方向證劵，通過證券化過程對環境技術企業供給資金，并且促進綠色產業股票指數和綠色經營指數的開發等。
第四，要積極地培養綠色產業的投資者和綠色專門人才。在國外多數存在能源環境對沖基金(Energy＆EnvironmentalHedgeFund)，要專門培養綠色增長內在的風險回報(risk-returnprofile)投資者和與環境要素相關環境審查員等專門人才。
第五，為了限制全球溫室化的發展，減少溫室化氣體的排放，建立最有效率性“碳市場”機制。要有效利用“碳市場”減少溫室化氣體排放，首先要建立排放權制度，確立控制溫室氣體的體系，國家計劃性的改善和運營控制碳排放市場，要靈活應用以碳排放權為基礎的派生商品市場，發展CDM事業，鼓勵碳排出權利的進出口。
綜上所述，我國金融機構在目前的低碳綠色增長時代，應盡快做出反映氣候變化的證券資產組合的再評價體系，以便順勢創出對應氣候變化綠色金融工具，并及時對這些金融工具進行恰當的分析、評價、交易和保存，隨時對沖(被新的綠色金融工具取代)。積極發展綠色保險、推進保險業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和資源配置功能，積極開發綠色證劵，將稀缺的資源配置到符合社會長遠發展的企業中去，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
綠色證券政策可從資金源頭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發展，但這僅僅是從間接融資上來進行控制。隨著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尋求上市融資。因此，綠色證券政策從直接融資的角度限制了污染，并將產生極強的示范效應。
還有銀行要及時與相關企業互動，及時了解相關企業的情況，以便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但是對氣候變化，金融機構內部的企業治理也是必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反映氣候變化的風險再評價投資組合(portfolio)中，風險管理系統中碳排放風險也應該被考慮進去。企業風險管理系統加入碳排放風險也是企業治理中董事會最首要考慮的事情。要形成自我創新和品牌管理及利害關系者的互助，企業內部管理層次起著基礎作用。商業銀行可探索多元化的綠色金融產品用于節能減排和碳交易項目，給客戶一定的優惠以鼓勵其更多使用節能產品。
關鍵詞：離岸金融；離岸金融中心；經濟效應；金融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10004807
一、引言
離岸金融中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組成部分和特定階段，是指擁有大量主要從事非本國居民業務的金融機構的中心城市或司法管轄區，其突出的特點是金融系統擁有的境外資產與負債相對于國內經濟需要的國內金融中介來說不成比例[1]。在大國與小國的金融抗衡中，離岸金融的演進和擴張對本地及世界經濟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離岸金融中心是否或將成為世界的棄兒？只有正確評估離岸金融中心演進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才能夠客觀認識其生存狀況和變化，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上九大離岸金融中心面板數據對此進行研究。
眾多國外學者首先強調了離岸金融中心對個體經濟和全球經濟都有相當的益處[2]。Hampton和Christensen[3]認為，無論是就業（直接或間接）、政府收入還是對GDP的貢獻，開辦離岸金融中心都是一個利潤豐厚的活動。擁有離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積累專業知識和經驗技能，因此使得當地經濟變得更加具有國際競爭力，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國際化[4]。由于離岸金融本質上是國際銀行對政府政策改變的積極響應，離岸金融發展反過來又推進了金融國際化和自由化[5]。在具體國家或地區層面，Hines和Rice[6]認為，美國對低稅管轄區（離岸金融中心）的投資對美國的稅收影響是不確定的。但是由于低稅率鼓勵了美國公司從高稅收的外國轉移利潤，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低稅率最終提高了美國的稅收收入。Hejazi[7]認為，加拿大對巴巴多斯投資的激增對自身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包括擴大市場準入、增加了其在國外市場的存在從而促進了出口，而出口的增加又促進了加拿大的就業和資本形成。Gordon[8]采用空間計量學技術，使用10個加勒比國家在1994―2004年面板數據來檢驗離岸業務對銀行資產負債表和收入賬戶的影響，結果表明離岸部門的存在對一些關鍵的金融指標雖不存在積極的影響，但是位于離岸司法轄區內的銀行比非離岸金融中心區域銀行獲取了更高的利潤和持有更高與GDP相關的資產份額，即地理上離離岸金融中心越接近，則會增加銀行部門的競爭力和近鄰國家的金融深化程度。Hampton[9]認為，由于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潛在的投資爭議和公司造假行為的增多，離岸區域的存在，便利甚至鼓勵了在岸腐敗。Hines和Rice[6] 認為，不管是指責在離岸金融中心所取得的高收益是完全犧牲了高稅收管轄權的觀點，還是離岸金融中心進一步鼓勵了更多的投資以及經濟活動的觀點，由于不存在經濟理論佐證，我們很難得出稅收的多樣性是否有利于經濟發展，更加難以評估出離岸金融中心對于這些國家的經濟效果。其實資本流入離岸金融中心主要是離岸金融中心靈活的規則、良好的監管和穩定的政治環境所致，而且離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專業的金融服務從而吸引投資并產生更多的收入，“對離岸金融中心在偷稅和洗錢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批評有些過分了”[10]。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肯定了開辦離岸金融業務或構建離岸金融市場或中心會帶來經濟上的正面效應。從規范分析的角度，趙延河和齊蘭[11]認為，離岸金融作為一種金融形態，是金融發展和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魯國強[12]從宏觀層面系統地補充了離岸金融中心可以提高本地金融業的經營水平、促進本地金融業融入國際市場，通過離岸金融市場直接吸引境外資金來彌補本國外匯資金不足的積極影響。張誼浩等[13]借鑒IMF專家Zorome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構建了離岸金融中心對周邊國家 （ 地區） 的金融效應模型，綜合中國香港和大陸相關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論證了中國香港離岸中心發展與大陸金融深化的兼容性，發現離岸金融中心發展從長期來看會強化中心與周邊國家 （地區） 的金融深化。郭云釗和胡傳雨[14]探討了離岸金融業務對離岸金融中心當地經濟的影響，發現離岸金融業務對中國香港當地經濟均有積極影響，這對我國發展離岸金融業務具有重要的示范效應。
二、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
為了分析離岸金融中心的演進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在世界上數十個離岸金融中心里，本文選取中國香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哈馬、巴巴多斯、巴林、巴拿馬、馬耳他、毛里求斯等九大典型的離岸金融中心作為研究對象。
2000年6月，IMF公布了由各個國際組織分別圈定的世界上擁有離岸金融中心的69個國家、司法管轄區和領地，由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合組織（OEC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四家國際機構根據外部債務的統計數據聯合共同認定的14個典型的離岸金融中心，它們分別是利比里亞、新加坡、瓦魯阿圖、中國香港、巴林、黎巴嫩、阿魯巴島、巴哈馬、巴巴多斯、開曼群島、百慕大、巴拿馬、荷屬安地列斯群島和西印度群島聯邦。
從地位上來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已經躍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頂級位置，
從2007年，倫敦金融城公司委托著名智庫Z/Yen Group統計制作、每年3月和9月兩次定期更新，對外《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報告，以顯示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變化。2008年有65個國際金融中心進行了評定，2014年3月最新出爐的GFCI 15已涵蓋了全球83個金融中心（包括離岸金融中心）的排名，2007年以來，倫敦、紐約、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蘇黎世這世界五大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直占據著世界排名的前五位，地位依然穩固，同時這五大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 在國際金融市場擁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其它塞浦路斯、巴哈馬、毛里求斯等均居于世界前十大離岸金融中心之列；從地理位置來看，它們分別分布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因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而且其中既有典型的位于加勒比地區的巴哈馬和巴巴多斯、中東地區后來居上的巴林、歐洲新興離岸金融中心塞浦路斯和馬耳他、遠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既具有一定經營地位、又包含代表未來“中岸”崛起的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因此，除非另有說明，本文的圖表描述均以該九大離岸金融中心作為研究樣本。
2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是由9個離岸金融中心2001―2012年的年度數據所組成，這就構成了既有橫截面維度又有時間序列維度的面板數據。本文從兩個不同的維度來選取金融發展變量亦即衡量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指標，一是從資本市場角度考慮的協調證券投資調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二是從銀行角度考慮的表達離岸金融中心金融發展演進程度的指標離岸金融中心外部貸款（External Loans）。
協調證券投資調查（CPIS）。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成員、經濟學家Zorome認為離岸金融中心金融發展程度可以利用金融服務凈出口/GDP（%）予以度量，該比值越大說明其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上述數據本來可通過各國的IMF第六版國際收支表中詳細的經常賬戶數據來計算，但是在實際運用中由于許多國家的金融服務項目常常缺省，特別是離岸金融中心早些時候通常既不收集也不國際收支統計數據，因此這一流量指標需要以一些可獲取的存量指標替代。協調證券投資調查（CPIS）根據居住地原則記錄，主要統計某一個經濟體持有的以權益、長期和短期債務形式存在的組合證券投資資產頭寸，由于每一項跨境的資本流動都會使相應國家有一個相匹配的資產負債頭寸的變動，這些交易所造成的資產頭寸就是CPIS，即由非居民發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資產。由于離岸金融中心具有高比例組合投資資產的重要特點，通過分析各國的這些資產頭寸，我們可以預期具有最大資產頭寸的國家或行政轄區就是具有最大金融服務流量，從而在一定時期內向非居民出口最多金融服務的國家或行政轄區[15]，因此CPIS可以衡量該中心離岸金融的發展演進程度。
外部貸款（External Loans）。
本文選取的另一個表達金融發展演進程度的指標是反映銀行業務規模的離岸金融中心外部貸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離岸金融中心的定義，“離岸金融中心銀行或其它機構為非本國居民提供金融服務，這些服務包括吸收非本國居民資金和借貸給非本國居民，形式包括貸款給企業、其它金融機構、其它地區銀行和市場參與者，也可以吸收個人存款，投資到其它地區的金融市場”，因此外部貸款指該離岸金融中心的銀行部門發放給非居民的貸款。該指標反映離岸金融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務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程度。一般來說，銀行貸款對本地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顯著，而貸款給非居民的外部貸款必然對離岸金融中心本地的經濟發展會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
本文實證部分主要考察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經濟效應，由于經濟效應的概念非常寬泛，考慮到數據的可取得性，本文擬選取最能夠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離岸金融中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投資（Total Investment）和進出口額（Total Import & Export） 三個核心指標來考察離岸金融發展對其的影響，從而分析前述的結論。各指標由通過各個離岸金融中心當地的CPI指數（以2001年為基期）平減得到的實際量來反映。
本文所有數據來自于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時間跨度是2001―2012年。
3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表1是2012年各離岸金融中心業務發展指標統計。從表1中可以看出，CPIS持有量前三位分別是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分別為9 89574億美元、8 01200億美元和1 01325億美元，遠高于其它離岸金融中心，凸顯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外部貸款數額最大的是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巴哈馬，分別為4 98813億美元、4 10645億美元和2 70070億美元；而對比離岸金融中心人均GDP可以發現，新加坡、中國香港以人均51 16004美元和36 66820美元高居榜首。
根據離岸金融中心金融服務的出口額與GDP的數量不成比例的特點，而表1精準地顯示了所有離岸金融中心CPIS持有量幾乎都是GDP的1倍以上，最高的毛里求斯達到了884倍，中國香港、新加坡、巴巴多斯和馬耳他均在3倍以上，雖然巴拿馬最少只有GDP的24%，但是其2012年的外部貸款為2 70070億美元，是GDP的293倍；同時，外部貸款全部在GDP的1倍以上，即使巴哈馬的GDP僅為8043億美元，但是外部貸款卻達到了GDP的3358倍。因此，變量的統計描述表明，2012年本文所選取的九大樣本的離岸金融業務量規模已經相當龐大，與GDP已經不成比例，離岸金融業務都比較發達，特征明顯，巨大規模離岸金融業務量和離岸金融中心獨有的體制有著密切的關系，為本文進一步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礎。
從2001―2012年九大離岸金融中心的CPIS持有量和外部貸款規模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離岸金融中心進入21世紀后基本處于上升狀態。
三、模型設計和分析結果
1.模型設計
本文使用面板數據分析方法進行研究?，F代計量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對區域層面的結構進行計量分析時，相比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面板數據較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面板數據不僅突破了總量研究同質性界定，還大大增加了樣本的個數，使模型包含更多數據信息，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能夠得到更為有效的和更可靠的參數估計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估計結果的解釋能力，保證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為了降低序列的異方差性，本文對原始變量分別取自然對數進行計算，模型設計采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設立的離岸業務發展對離岸金融中心經濟效應的檢驗方程如下：
LnGDPit=αi+β1LnCPISit+μit（1）
LnZTZit=αi+β2LnCPISit+μit（2）
LnJCKit=αi+β3LnCPISit+μit（3）
其中，下標i表示第i個離岸金融中心，i=1，2，…，9為截面單元；下標t表示第t年，t=1，2，…，12為時序期數。GDPit表示第t年離岸金融中心i的國民生產總值；CPISit表示第t年離岸金融中心i持有非居民發行的證券資產數量；ZTZit表示第t年離岸金融中心i的總投資；JCKit表示第t年離岸金融中心i的進出口貿易額。模型系數β1、β2、β3的正負與大小反映了離岸金融中心持有非居民發行的證券資產數量分別對GDP、總投資和進出口貿易額影響的方向和強度。
2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
為了考察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需要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若存在單位根，說明面板數據不平穩，而直接對不平穩的面板數據進行估算，可能導致偽回歸問題。基于此，本文對各變量數據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以得到各變量的平穩性結果。本文利用LLC、Fisher-ADF和Fisher-PP三種方法對面板單位根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統計量的值及其顯著水平可以判斷，變量LnGDP、LnWBDK、LnCPIS、LnZTZ、LnJCK分別存在單位根。經過一階差分后，所有變量均表現為平穩變量的特征，可以判定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
為了確定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還需要對其進行面板協整檢驗。本文檢驗采用Pedroni的方法，以回歸殘差為基礎構建7個統計量，其中除Panel v統計量是右尾檢驗之外，其它的統計量均為左尾檢驗。7個統計量的原假設均設為不存在協整關系，模型滯后階數按SIC準則自動選擇，Newey-West窗寬使用Bartlett kenrnel進行選擇。Pedroni 論文中蒙特卡洛模擬結果顯示，對大樣本來說，所有7個統計量的檢驗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穩定，但是對于小樣本來說，Group ADF統計量是最有效力的，接下來是PanelADF、GroupPP、PanelPP等統計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小樣本數據，因此主要考察這四個統計量。
對方程（1）―（3）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顯示了方程（1）―（3）變量的協整檢驗結果。由上面兩種面板協整檢驗方法的統計量值和相應的顯著性水平可以判斷方程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選取1―3階滯后
期，除巴哈馬外，其余8個離岸金融中心在10%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 “CPIS不是引起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這表明CPIS是引起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CPIS對GDP具有很強的預測作用，在Granger意義上，各離岸金融中心CPIS的變化會引起GDP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判定，方程設定的因果關系是成立的。
對上述方程進行估計，
從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以CPIS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在1%顯著水平上系數均顯著，說明離岸金融業務對經濟增長、當地投資以及進出口都有影響。其中，CPIS對GDP的彈性為031，對總投資的彈性為038，對進出口額
的彈性為014，2分別達到098、095和099，模型擬合度較高。這意味著離岸金融業務對當地的投資影響相對較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對投資的影響稍弱一些，這可能與離岸金融業務發展帶動投資進一步帶動經濟增長有關；同時，離岸金融業務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相對較小，這與離岸金融中心不是以進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特征[16]是一致的。
總體來看，該模型的結果說明離岸金融業務在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當地總投資和增加進出口額都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對當地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4引入外部貸款變量的再回歸
我們引入解釋變量外部貸款，重新設定離岸業務發展對離岸金融中心經濟效應的檢驗方程：
LnGDPit=αi+φ1LnCPISit+φ2LnWBDKit+μit（4）
LnZTZit=αi+φ3LnCPISit+φ4LnWBDKit+μit（5）
LnJCKit=αi+φ5LnCPISit+φ6LnWBDKit+μit（6）
對方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方程（4）―（6）中各變量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對上述方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方程（4）中CPIS和外部貸款的系數均顯著，兩者對GDP有顯著的提升作用，CPIS彈性為010，外部貸款彈性較高為031。結果意味著在促進國內生產總值方面，外部貸款與CPIS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相比于資本市場的CPIS，來自銀行部門的外部貸款對GDP的促進作用更大。對于方程（5）和方程（6），在引入外部貸款后，CPIS的系數并不顯著，說明對于總投資和進出口額的增加，CPIS的作用并不顯著，而外部貸款提升作用明顯，彈性分別為048和016。
5引入總投資和進出口額的三次回歸
由于總投資和進出口額的增加亦會拉動經濟總量增加從而促進GDP的增長，為了排除前述兩次回歸中此類因素，本文將控制總投資和進出口額，著重研究CPIS和外部貸款對GDP的影響?，F設定離岸業務發展對離岸金融中心GDP影響的檢驗方程：
LnGDPit=αi+θ1LnCPISit+θ2LnWBDKit+θ3LnZTZit+θ4LnJCKit+μit（7）
對方程（7）各變量進行Pedroni面板協整檢驗，統計量PanelPP、PanelADF、GroupPP和GroupADE的值分別為-278、-336、-531和-445（在1%顯著水平上統計顯著），表明
下午好！
剛才市發改局、經貿局和人民銀行分別通報了我市當前經濟和金融運行情況，市中小企業局以及參會企業、擔保公司、金融機構也結合實際，就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我認為這種互動的會議形式非常好，非常務實。我建議市中小企業局和金融部門以后多開些這樣的會議，共同為*經濟發展出謀獻策。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正確認識經濟金融互動關系，增強金融與地方經濟的結合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與經濟結合更加緊密，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金融的發展也需要經濟的發展來推動。今年以來，我市經濟金融工作扎實開展，成效明顯，特別是上半年人民銀行、金融辦組織舉辦的政銀企合作研討會、金融工作座談會和銀企合作洽淡會暨金融產品推介會等一系列重大活動，逐步建立了政、銀、企之間互相支持、誠信合作、攜手發展的合作機制。因此，政府部門、人民銀行、銀監局等相關部門要按照工作分工，做好銀企銜接和項目推介工作，互相交流信息，確定發展項目，金融機構也要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信貸服務體系，做好信貸輔導，促使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有效結合。
二、金融機構信貸投放要準確定位，有效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目前，我市金融機構“貸款難”和中小企業“難貸款”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一方面本地金融機構找不到好的貸款企業，只能上存資金，另一方面企業難以達到本地商業銀行貸款的準入門檻，只能尋求異地資金的支持，對本地金融機構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這必須引起經濟金融部門的高度重視。而目前我市規模企業較小，除了風華集團公司和鼎湖永盛化纖兩家企業達到國家大型企業的評定標準外，其他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因此，*要發展，就必須加大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的扶持發展力度，幫助企業做大做強，才能實現*經濟的跨越性發展。金融機構要抓住這個發展機遇，準確定位信貸投向，既要符合國家金融政策，又能支持地方經濟的發展，著力提高銀行資金的運用率、項目資金到位率、存量資金周轉率。要進一步優化資金配置，要“高處著眼，低處著手”，力爭上級行更多的支持，多開發適合*實際的高附加值金融產品，完善中小企業信貸服務體系，靈活應對企業需求，大膽探索股權質押、項目融資、庫存產品抵押等新產品，以及債轉股等新型融資方式，在產品上為中小企業多開辟融資渠道。
三、信用擔保業發展需要金融機構的大力扶持
信用擔保業在我市剛剛起步。發展信用擔保公司，可以充分發揮信用中介的杠桿作用，鏈接好中小企業與銀行的借貸關系，推動我市信用體系的改革與發展。剛才各發言單位談了很多對中小企業融資擔保的看法，講得也很實在，資金缺乏仍然是目前我市中小企業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中小企業經營規模小，實力弱，融資風險大，金融機構受風險控制與管理的約束，對中小企業融資比較審慎，從而造成中小企業的發展不能得到足夠、及時的資金支持。但現在擔保公司的出現，則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它作為銀行和企業的借貸媒介，對商業銀行作出承諾，對企業提供擔保，從而提高企業的資信等級。擔保公司是新興行業，有自己的特點，希望各商業要重視和支持與擔保機構的合作，市中小企業局要與各部門多聯系、多溝通，一起想辦法，采取措施，幫助擔保公司克服困難，解決問題，促進擔保業健康成長。同時，當好“紅娘”，多向擔保公司推介有潛質、有資金需求的企業，促進我市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四、進一步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打造誠信*
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有利于政府利用市場機制，引導信貸資金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營造資金洼地，加速區域資金流動，實現經濟金融協調發展。因此，各有關部門要充分認識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意義，將推進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加快經濟金融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通過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不斷改進和優化金融發展環境，全面提升經濟金融的質量和競爭力。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加快信用*建設；加強政銀、銀企和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要不斷改善中小企業擔保條件，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并積極建立政府、銀行、企業互動的防范金融風險機制，提高防范金融風險能力。
五、改進金融服務，加大金融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關鍵詞：民營經濟；轉型升級；金融支持
產業轉型升級是指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不斷淘汰落后產業，扶持引導新興產業，加強傳統產業的高技術改造，提高產業結構效能和效益的過程。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永恒的主題，而快速高效的金融資本流動機制是產業升級得以實現的前提。金融在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中的作用，是經濟學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1 南通民營經濟的現狀
在南通全民經濟騰飛進程中，民營經濟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根據南通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關數據統計，到2010年底，南通市個體工商戶達37.43萬戶、私營企業達14.14萬家、私營企業注冊資本3642.8億元，三項指標均位居全省第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板塊經濟彰顯活力，為南通民營經濟加快轉型升級構建了堅實的平臺。2009年，全市34個重點產業板塊匯聚各類企業6752家，從業人數49萬人，實現銷售收入4025.62億元，約占全市工業總銷售收入的68.37%。其中南通家紡產業實現銷售收入694.49億元，占全市規模工業比重11.5%，占據全國家紡市場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國家紡品牌前10強中占有3席，南通家紡指數成為行業“風向標”。
實際上當前南通民營經濟運行的問題和矛盾也很多，特別是要素配置優化度亟待加強。融資難是當前南通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瓶頸。大量研究發現，金融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于產業結構調整而言，無論是改善產業間的比例，還是提高產業結構的質量，都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注入。金融是保證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結構轉換的直接動力。
2 南通民營經濟的轉型升級路徑
縱觀目前南通經濟形勢，如何更好地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實現南通經濟可持續發展是迫在眉睫的。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者邁克爾波特概括了產業升級的四種轉型升級路徑：工藝流程升級（Process Upgrading），產品升級（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級（Functional Upgrading）和鏈條升級（Inter-sectoral Upgrading）。借鑒價值鏈觀點，同時結合南通民營經濟的特性，本人提出構建民營經濟升級路徑來推進民營經濟升級。即:民營工藝流程升級、民營產品升級、民營產業功能升級和民營鏈條升級。（見表1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升級路徑及特點）
如果我們把南通民營經濟看作是全球價值鏈下產業區域分布與南通特有資源相結合的產物，那么其升級必然也遵循產業轉型升級的一般規律與路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是個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要求和任務。微笑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研發設計和銷售，處于中間環節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如圖1微笑曲線）。從微笑曲線趨勢來看，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是必然的。從低附加值段來看，集中表現為南通民營經濟大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地位，受制于全球價值鏈上的主導企業。從高附加值段來看，南通民營經濟基本上處于生產環節，只有少部分向研發和銷售環節延伸。南通民營經濟在價值創造上大都處于從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向研發銷售等高附加值環節攀升階段。
3 金融支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不足
南通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的推動了南通整體經濟的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對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從金融業內部現狀看，仍存在著一些影響支持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制約因素。
（1）銀行業缺少支持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規劃。目前南通市雖然出臺了重點產業轉型升級等政策，但推動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相關實施細則和配套的措施還需進一步完善，銀行業也未根據相關政府經濟政策合理制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具體實施方案。
（2）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不配套，金融支持缺少“底氣”。南通金融機構在執行相關信貸政策時，往往不能與各個鄉鎮產業轉型特點、產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對民營經濟升級進程中需要大力發展的產業資金傾斜度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南通市民營經濟在擴大生產規模和資產規模時，首先選擇銀行貸款，企業融資大都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
（3）信貸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一些鄉鎮的轉型升級受阻。南通有4區，3市和2縣。從對象上看，對南通4區大型企業、集團企業和優勢企業，各商業銀行競相放貸，而支持縣級中小企業普遍較為謹慎。企業融資難問題，既與缺乏有效的信用擔保體系有關，也與社會信譽體系不夠健全、難以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制約的問題有關。
（4）金融配套服務不足，金融創新產品不多。當前南通大多數銀行對中小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主要還是以擔保、有形資產抵押等傳統信貸方式，但產業中的小企業因資信等級低，擔保無法落實，缺乏抵押資產，融資成本高等原因，難以得到銀行的信貸支持，難以滿足中小企業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加上商業銀行內部營銷機制不配套，束縛了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拓展。
要解決上述問題，根本辦法在于積極推進金融創新步伐，并主要應從金融政策創新、金融服務體系創新、金融投資平臺創新、金融服務方式等多方面共同推動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服務。
4 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對策
4.1 提高認識，出臺政策，破解南通中小企業融資“瓶頸”問題
（1）完善政府投資決策，引導機制。政府在轉型升級融資中起管理和協調作用，在明確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方向后，引導各金融機構將資金運用到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項目上，以項目換資金，以效率換資金，以開放換資金的產業扶持政策。
（2）在吸引資金的同時，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和政府的宏觀主導與調控作用，指導行為主體規避投資經營過程中的行為風險。
4.2 搭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滿足不同層面中小企業的轉型融資要求
（1）采取多種形式拓寬融資渠道，積極探索信貸方式，在加強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和為銀企雙方提供信貸信息方面發揮工商部門的職能優勢，為銀企合作創建平臺。
（2）鼓勵各類社會資本和經濟組織成立擔保公司，擴大擔保總量。大力扶持主要面向民營企業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性質企業的設立和發展。
（3）加快民營企業上市融資的步伐，培養中小企業上市，要求每年對企業的篩選一批、改制一批、培育一批、輔導一批、上市一批，做好企業的上市規范。拓展國內資本融資市場，利用上市融資、創業板塊融資、發行企業債券融資等，使民營企業獲得更多的支持。
（4）整合優化融資服務政策，協調銀行加快金融新產品開發、服務創新、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對銀行以非抵押、擔保形式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如以設備、存貨（倉庫）、債權（應收款）、知識產權、商標、股權等為質押的貨款，政府可以考慮提供風險補償支持。
4.3 建立以專業投資機構為基本構架的轉型升級投融資平臺
（1）進一步推進小額貸款公司和社區、鄉鎮銀行。通過規范設立小額貸款公司或社區、鄉鎮銀行對中小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從而改變南通板塊經濟小而散的狀況。
（2）設立金融租賃公司，支持產業轉型升級。南通的家紡、建筑和電子業都是資金密集型產業，產業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資金，通過金融租賃方式有償融通各種設施設備的使用權利，解決轉型升級中設備購置的問題。
（3）積極嘗試資產證券化融資。通過與各種專業金融機構的大力合作，探索南通民營經濟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模式。
4.4 不斷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創新形式，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1）鼓勵和促進商業銀行開展中小企業業務，商業銀行必須始終堅持按照銀監會提出的“六項機制” 的根本要求，不斷改進和完善專業化的服務模式。
（2）國有大型銀行專營機構應不斷圍繞市場、客戶的需求和變化，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行批量化營銷、工廠化管理。既要通過專營機構的快速和便捷服務將大量優質的和具有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客戶吸收成為自己的客戶，又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整體優勢和整體資源，在中小企業客戶成長過程中，為其不斷提供各類服務，實現交叉銷售，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3）堅持產業導向貨幣信貸政策。南通市2010年的信貸投放量又增新高，2011年預測達歷史最高，這筆巨大的資金要如何運用也非常的重要。必須要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產業導向。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都提出了支持中小企業的若干意見。這就要求了整個的信貸要優先滿足中小企業，符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產業規劃要求的新設備、新材料、新興業態的項目的需求。要加大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拳頭產品的中小企業的支持。提升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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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機構；反假貨幣；成本；收益；博弈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11－0070－03
一、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成本收益分析
現代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的行為模式總是在約束條件給定時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者目標函數給定時最小化自己的成本，理性人假定的背后隱藏的是理性人的行為模式。金融機構在反假貨幣工作中發生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影響到金融機構反假工作的行為模式。
（一）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成本分析
金融機構的反假工作主要包括反假貨幣宣傳、假幣的鑒定、假幣的收繳等三部分。在開展這些工作中發生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構成。（1）業務成本，指在假幣的收繳、鑒定過程中占用的時間成本。（2）反假設備成本，指為了進行假幣的鑒定而購買的假幣鑒定設備。（3）宣傳成本，指每年開展反假貨幣宣傳購買的宣傳冊子、宣傳橫幅、宣傳資料等。（4）培訓成本，指辦理假幣收繳業務的人員，為取得《反假貨幣上崗資格證書》花費的成本。（5）糾紛成本，指金融柜臺出納人員在辦理假幣收繳過程中，由于假幣鑒定失誤而與客戶發生的糾紛造成的成本。（6）客戶流失成本，指在假幣的鑒定、收繳過程中造成客戶流失而減少的收益。（7）檢查成本，指金融機構為了配合監管者以及對下屬機構進行反假貨幣檢查發生的成本。（8）協調成本，指為了協調與其他反假聯席會議成員之間的關系而發生的成本。因為金融機構是反假聯席會議成員中的一員，如參加每年的聯席會議、與公安和工商部門的溝通、協調等。（9）獎勵成本，指金融機構為了獎勵柜臺出納人員對假幣的收繳發生的成本。獎勵成本在很多金融機構已經被取消了，影響到柜臺人員收繳假幣的積極性。
（二）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收益分析
反假貨幣對社會和國家來說有利于打擊假幣犯罪，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有利于維護社會群眾利益，構建和諧社會等。但對具有私人性的金融機構來說，帶來的私人收益卻比較少，主要有：（1）免予處罰，指金融機構認真開展反假貨幣工作而免于受到監管者的處罰帶來的收益。（2）獎勵收益，指監管者為了調動有關單位打擊假幣違法犯罪活動的積極性，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反假貨幣獎勵辦法》（銀發〔2005〕266號），獎勵在反假貨幣工作中貢獻突出的單位而獲得的收益。但是在《中國人民銀行反假貨幣獎勵辦法》第五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對公安機關、海關、國家安全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破獲假幣案件或沒收、收繳假幣工作中有突出貢獻的，可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給予獎勵。在這一條中，把金融機構獎勵收益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積極性。（3）聲譽收益，指金融機構按照要求開展反假貨幣工作得到政府、監管者、群眾的認可，政府、監管者給予金融機構的一些政策傾斜而獲得的收益。[1]
（三）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成本收益沖突
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成本收益函數為：
L=R-C
L是金融機構在反假貨幣中獲得的凈利潤，R是反假貨幣獲得的全部經濟收益，C是反假貨幣工作中花費的成本。金融機構能夠控制的就是C，監管者能夠控制的就是R。在反假貨幣工作中，金融機構作為一個理性人會盡量減少成本支出，進行應付性的反假工作，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而監管者為了取得反假效果會加大反假工作檢查力度，這是金融機構與監管者的一個動態博弈過程。
二、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博弈分析
盡管反假幣工作涉及的領域不局限于金融機構，還有公安機關等部門，但金融機構始終在反假貨幣中處于最前沿的重要位置。隨著假幣的流通重心轉向農村，金融機構反假工作在建設和諧農村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下面對金融機構在反假貨幣工作中與假幣持有人、監管者及其他金融機構之間進行的行動策略選擇進行分析，在分析中假定金融機構是理性的經濟人。
（一）與假幣持有人的博弈分析
金融機構反假工作的重要一項就是在客戶繳納現金存款時，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收繳假幣。金融機構在進行收繳假幣的過程中，會根據客戶的性質采取不同的收繳策略，而不是一視同仁。
1.與大客戶的博弈分析
大客戶是指對金融機構或收繳人的利益有重大影響的客戶，如在該金融機構存款大的個人或開戶單位、收繳人的熟人等。在一家農村的金融機構里，假設一個大客戶在交存現金存款時，被金融機構柜臺人員發現了假幣，柜臺出納人員也知道按照規定應該收繳。在這個博弈中，柜臺出納人員有兩種戰略可以選擇：收繳還是退回。而大客戶也有兩種戰略：默許還是斗爭。假定在收繳假幣之前金融機構的利潤為100，假如將假幣退回給大客戶，金融機構就將面臨處罰10的機會成本（處罰金額和發現概率的乘積，由于檢查中取證較困難，發現的概率較低，處罰成本較小），利潤為90；而把假幣收繳，假定客戶默許則獲得反假貨幣收益5，總利潤是105，大客戶將是－20，如客戶斗爭則金融機構將會失去大客戶帶來的20的利潤，同時獲得反假貨幣收益5，則總利潤為85，大客戶還是－20，各種戰略組合下的博弈樹如圖1所示。
在金融機構柜臺出納人員收繳假幣時，大客戶在默許和斗爭的情況下都是損失20，大客戶知道自己在金融機構業務中的重要性，將會選擇斗爭，而金融機構出納人員對大客戶的選擇也完全了解。最終的博弈結果就是金融機構不收繳，大客戶損失為0。[2]
2.與小客戶的博弈分析
小客戶是指對金融機構或收繳人的利益沒有影響或影響不大的客戶。對于小客戶在交存現金存款時發現假幣，由于他對金融機構的利益沒有影響或影響不大，金融機構在對假幣進行收繳時，將獲得5的反假貨幣收益，小客戶的默許或斗爭，金融機構的利益都為105，而將假幣退回給小客戶時，將會發生10的處罰成本。各種戰略組合下的博弈樹如圖2所示。
在這個博弈中，金融機構都會選擇對假幣進行收繳，而獲得比不收繳更多的收益，小客戶斗爭與否沒有太多的影響。
（二）與監管者的博弈
金融機構與監管者是一個多重博弈，是一個動態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反假貨幣不僅會帶來成本的增加，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影響到金融機構的收益，監管者對金融機構進行反假貨幣監管是不可避免的。金融機構與監管者開始是互相不了解、信息不對稱的，金融機構會假定監管者是一個強大全能的監管者，如果不認真進行反假工作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并假定金融機構和監管者都是充分理性的。這個時候金融機構為了免受懲罰，將會靜觀監管者的舉動。當監管者出臺一些反假貨幣舉措和懲罰措施時，金融機構將會配合反假貨幣工作的開展。而當金融機構經過長期的試探之后，發現監管者監管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全能和強大，或者通過一些其他行為能使自己得不到應有的處罰，金融機構對于反假工作的努力程度將降低，也敢于以身試法。這是金融機構通過觀察監管者的行為逐漸修正的結果。
在這一博弈中，金融機構可以根據監管者的檢查概率和處罰金額來決定自己在反假貨幣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而監管者也將根據金融機構反假貨幣工作的努力程度來決定對金融機構的檢查概率和處罰金額。這是一個相互的、動態的過程，在經過多個階段后，最終會處于一個均衡狀態A（x0,y0），得到金融機構的努力程度和監管者的檢查概率。如圖3所示。[3]
監管者檢查概率和處罰金額
（三）金融機構之間的博弈分析
金融機構不僅在與假幣持有人和監管者進行博弈，同時在金融機構之間也存在觀察和博弈。因為反假貨幣工作不僅是金融機構的一項社會職責，也是一項涉及到金融機構之間利益分配的一項工作。
假如在一個城鎮有兩個金融機構A和B，市場利潤合計為100，當兩個金融幾個都努力或不努力參與反假工作時，利潤是平分；而當一個金融機構反假工作努力，而另外一個金融機構不努力時，努力獲得利潤40，不努力獲得利潤60。每個金融機構的反假成本為10，處罰成本為40。
1.對金融機構監管嚴時的博弈分析
當對金融機構監管嚴時，假設金融機構反假工作的信息是透明的，一旦反假工作不努力時，就會被發現并進行處罰。金融機構A和B的博弈模型如圖4所示，納什均衡為（努力，努力）。[4]
2.對金融機構監管松時的博弈分析
當對金融機構監管松時，反假工作不努力的金融機構不但不需發生反假成本，并能在同業競爭中獲得優勢，還能免于受到監管者的處罰。這個博弈的模型如圖5所示，納什均衡為（不努力，不努力）。
三、結論
通過對金融機構反假貨幣的經濟學博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成本收益影響到金融機構反假幣工作的行為模式，高昂的反假貨幣成本及反假貨幣收益的可望不可及性影響了金融機構反假貨幣工作的積極性，創新反假貨幣工作模式減少反假貨幣成本、增加金融機構反假貨幣收益是反假工作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第二，由于監管者在反假貨幣工作檢查中取證困難，發現違規的概率較低，處罰成本較小，使得理性的金融機構在柜臺的假幣收繳中，會根據客戶的不同性質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反假貨幣工作中存在中間地帶，影響了反假貨幣的效果。增強反假貨幣工作檢查取證的可操作性是增強金融機構反假貨幣效果的有力保證。
第三，監管者應該行使自己反假貨幣工作監督職責，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檢查和處罰力度，這是增強金融機構反假貨幣工作努力程度的有力措施。
第四，金融機構之間在反假貨幣工作中具有模仿效用，在監管嚴時，全部金融機構的反假貨幣努力程度增強，監管弱時，全部的金融機構反假貨幣努力程度降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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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在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被指責具有順周期效應,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本文認為公允價值陷入困境的原因,除了各自的利益博弈外,還包括公允價值自身的缺陷。因此,必須加大公允價值理論研究,完善非活躍市場的計價模型。
關鍵詞:金融危機 公允價值 會計準則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因其更能反映交易、事項的經濟實質,被譽為其他計量屬性的目標。然而,自金融危機爆發后,公允價值計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公允價值計量的現實困境
金融危機產生于次貸危機。在經濟蕭條時,房價下降,利率上升,借款人利息負擔加重,就會有很多客戶不能支付貸款、違約,造成金融機構出現大量壞賬,而金融機構早已把這些不良資產證券化,成為金融衍生工具,其初衷是分散資產風險。然而,這些證券化的資產,會因一家借款人違約,導致多家相關機構壞賬,這樣次貸危機就產生了。加之美國居民超前的消費習慣,金融業過分追求利潤,無視風險,證券機構過寬的市場準入,監管部門的失職,金融危機就產生了。
人們在尋找對策的同時,把矛頭直指公允價值。2008年3月3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對公允價值計量公告,指出交易不活躍的資產,企業管理層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運用自己的判斷進行計量。然后,FASB又了《FASB工作人員立場公告》,準許金融業對其處在信貸危機中的資產重新定價。2008年10月13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公告,企業可以按新準則重新歸類資產不必按市值計價。2008年10月15日歐盟議會通過了允許金融企業暫停使用公允價值的決議。同月日本、新加坡宣稱將修訂公允價值計量。2008年12月底,SEC《按市價計值會計研究報告》,認為暫停使用公允價值可能增加市場不確定性并進一步打擊投資者信心。
公允價值計量的理論困境
當前對公允價值的攻擊,主要包括順周期效應論、反饋效應論、定義假設矛盾論和降低會計信息質量論等。
順周期效應論。順周期效應論認為,從定義及計量方法的層次性看,公允價值具有市場客觀性和主觀判斷性雙重屬性,容易產生順周期效應。一是在市場高漲或低迷時,金融資產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容易被高估或低估;公允價值第三層次的估價具有模型風險。二是高估金融資產使金融業過于樂觀,低估金融資產,金融業又過于悲觀,經濟衰退時,降低金融業的抗風險能力。三是投資者會采取同向交易行為,加劇市場主體不理智情緒的共振。
反饋效應論。經濟衰退時,市場的定價功能缺失,使用公允價值,金融資產價格偏離價值過大,金融業確認大量的(夸大的)、未實現的、未涉及現金流量的壞賬損失,這種巨額虧損引起市場恐慌,投資者會大量拋售持有的金融衍生產品。這種有限理性和非理性拋售,進一步降低金融衍生產品的價格,迫使金融業再提減值準備。公允價值這種反饋效應使金融資產陷入價格下跌―計提減值準備―投資者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中,使金融危機進入螺旋式失控狀態。
定義假設矛盾論。公允價值計量是某一時點的計量,即計量日。經濟衰退時,很多企業都不具備可持續性,因此,公允價值計量同可持續經營假設相矛盾,此時,金融資產的交易價格不公允、不理性、不情愿,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允價值。
降低會計信息質量論。公允價值因其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和集合性,難以滿足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要求。比如模型的運用,變量的選擇極具個別性,得出的現值不真實、不可比,市場波動,價格嚴重背離價值,公允價值計量不能反映資產價值和企業價值(不具備相關性)。估價模型需要高等數學及資產評估等專業知識,這樣信息使用人看不懂模型計算出的現值,所以,公允價值計量也不具備可理解性。
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一)利益博弈
金融資產若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在經濟蕭條、市價大幅下跌時,惡化的財務狀況,會計報表不會反映出來,避免投資者恐慌性拋售金融資產。因此,為逃避厄運,銀行業反對公允價值計量。比如,美國銀行業危機損害國會議員的利益,議員們要求廢止公允價值的另一原因是想獲得納稅人的支持,這樣政府的救援方案似乎代價要低些。
(二)缺乏完善的理論體系
公允價值概念模糊。公允價值內涵應具備四個特點:計量基礎是市場;假想交易;計量日是報告日;公允價值是估計價格,體現風險和不確定性。IASB認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梢姸x沒有體現市場、假想交易、估計價格等特點。
公允價值準則不完整。公允價值準則分散于國際會計準則的各個部分,內容不一致。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8號》指出公允價值以最合適價格(即詢價)表示,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說公允價值計量基礎是最有利市場,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0號》又說,公允價值指最相關市場。
(三)計量方法不成熟
定價不明確化。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中,一些復雜金融資產使用公允價值,因為市場不活躍,需要重分類計量層次,高盛統計,2008年第一季度,這些產品的數量增長了近40%,使大量奇異產品出現定價混亂,一些抵押產品的定價借款者與貸款者常不一致。
定價主觀性大。由于流動性緊缺,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必須使用估價模型,其準確性取決于模型的構建及簡化條件,而模型使用人常不能把握復雜金融資產的特性,加之變量的選擇市場不可觀察,定價偏差大,存在模型風險。
短期行為。經濟漲跌,金融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放大了金融市場的周期性,銀行業注重短期行為,避免投資于信用評級波動增大的行業,市場不活躍的金融資產、流動性緊缺、銀行的短期行為進一步加大公允價值計量誤差。
公允價值計量困境的解決對策
(一)完善公允價值理論體系
明確公允價值的含義。市場應該是有效的、理性的和活躍的;交易必須是自愿的、公平的。建立市場非活躍、非正常條件下公允價值操作指南。如非正常情況下,對金融資產重分類,交易日價格改為平均價格,避免價格波動的影響。
引入風險披露。擴大公允價值計量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人理解公允價值,當公允價值計量需要運用復雜的評估方法時,財務信息使用人需要分層次詳細披露公允價值的確定依據對當期損益的影響。同時,引入風險披露,披露項目估價關鍵影響因素、范圍估計、置信區間及引起公允價值變化的敏感因素,并從性質上詳細披露衍生金融工具潛在的風險性質和程度。
建立目標導向會計準則體系。安然事件已充分暴露了規則導向會計準則的弊端。原則導向會計準則職業判斷的空間太大,會使不同的企業產生不同的判斷,會計信息可比性降低。而目標導向會計準則既貫徹了會計目標,反映了交易的經濟實質,又有了足夠的操縱指南,使準則能在一致的基礎上得到應用,減少盈余管理的空間。
(二)完善金融體系相關規章制度
在此輪金融危機中,發生資產減記惡性循環的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機構有最低資本金限制,從而產生連鎖反應。此外,銀行會盯住一個固定的杠桿比率(比如資產/權益),這會使公允價值具有順周期性特征。當金融機構的證券價格上升時,為維持固定的杠桿比率,對證券的需求增加將推高證券的價格,這反過來又會促進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同理,當證券價格下跌時,為了維持固定的杠桿比率,將會導致過多的證券拋售,反過來又加劇了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因此,完善金融體系相關規章制度比暫停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更為有效。
(三)加強政府監管
一個完善、公開、透明、有效的金融資產價格市場,可降低會計人員估價的主觀性,減少信息不對稱,為信息使用人利用其它參考資料分析某一公司的業績提供方便。另外,政府監管能使市場發揮最大效用。政府還應制定有關公允價值的法律,對企業違背公允價值處理規定的酌情給予行政、民事、刑事上的處罰。加強資產評估機構建設,給予政府監管技術支持。
(四)提高會計人員素質
會計人員是會計準則的使用者、執行者,會計人員專業知識、職業道德水平的高低關系到會計準則使用質量。加快會計人員素質建設,能夠使他們正確地運用公允價值,客觀地進行職業判斷。
參考文獻:
1.魏明海,龔凱頌.會計理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