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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社會治理對象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醫療保險覆蓋率所產生的影響
這一保險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呈現出正相關性，但是通過對醫療保險覆蓋率下對人力資本存量所產生的影響分析，其所產生影響的效果并不十分的明顯，一般情況下，醫保的覆蓋率每提高百分之一，人力資本存量所提高的比率不足0.03％，產生這一影響的原因在于：首先，在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得以迅速發展，在此背景下，人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身體素質大幅度提升，而在此種情況下所實施的醫保，即使資金投入不斷增加，但是效果也并不明顯。其次，基于我國社會當前貧富差距的嚴重性，醫保在高低收入人群中所產生的作用被分化，進而無法對人力資本存量產生較大的影響。一方面，高收入人群能夠意識到身體素質對于勞動效率的積極促進作用，進而關系到了自身經濟收入水平，所以不論有沒有醫保，這類高收入人群都會注重自身的醫療與保??；而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講，即使醫保在增加，也無法滿足其醫療的實際需求，所以這一保險對其影響效果也不明顯。
(二)養老保險覆蓋率所產生的影響
這一保險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較大，當養老保險的覆蓋率每提升百分之一，人力資本存量將提升接近0.7％，產生這一影響的原因在于：第一，養老保險的覆蓋率會影響到生育率。當養老保險的覆蓋率持續增大時，生育率就會隨之降低，進而使人均資本量投資隨之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也就隨之提高。第二，養老保險下人們在退休后所獲得的保險補助是基于其工作期間所繳納的比例，比例越高，退休后的工資就越高，因此，養老保險覆蓋率的提高能夠為實現延遲退休年齡這一政策的落實奠定基礎；同時，基于養老保險基金本身存在缺口，國家同樣需要通過延遲退休來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加。而這一政策下就會使人力資本存量隨之提升。第三，養老保險覆蓋率的提升會對教育資金的投入產生影響，當老年人能夠實現老有所依，其就會增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進而實現人力資本存量的持續增長。
(三)工傷保險覆蓋率所產生的影響
工傷保險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較弱，所以其覆蓋率提升與否所產生的效果也就不明顯，原因如下：第一，基于工傷保險的適用范圍比較小，所以對整體勞動力的影響并不大，基于此，人力資本存量整體并不會發生較大的變化。第二，基于醫療保險的覆蓋率較大，所以不論是否有工傷保險，勞動者都能夠通過醫療保險來實現醫療費用的支出，其工傷保險是由企業負責的，所以需要實現對工傷的認定，進而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就會變弱。
(四)失業保險覆蓋率所產生的影響
這一險種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呈現出正相關性，且影響的效果十分顯著，每當這一險種的覆蓋率提升百分之一，那么相應的人力資本存量將隨之提升近0.4％。這一影響產生的原因在于：第一，基于失業保險下，勞動者不僅能夠獲得正常的生活補助，同時還能夠通過再就業培訓來掌握再就業的技能，進而更好的服務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也就直接增加了人力資本的存量。第二，失業保險的一大作用之一便是能夠實現對經濟的預警，通過這一反饋信息政府能夠實現對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進而根據社會失業人數的比例實現對經濟發展方向的宏觀調控，這就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奠定了基礎。第三，通過失業保險失業人群能夠通過失業再就業培訓獲得就業的技能，再投入社會生產的過程中，就實現了就業行業的流動，進而實現了人力資本存量的最大化。
(五)生育保險覆蓋率所產生的影響
這一險種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前生育保險覆蓋率每提升百分之一，那么人力資本的存量就會隨之下降近0.3％，之所以會產生這一影響的原因在于：第一，人力資本本身是依賴于人而存在的，因此，生育率就直接對人力資本存量產生了影響。生育保險這一險種會促使生育率的不斷提高，而生育率的提高就會致使因人口的不斷增長而導致個體人力資本投入加大，進而降低了人力資本總存量。第二，生育保險的最大受益者是女性群體，在生育保險政策下，女性可以帶薪休產假，且不用擔心自己崗位的問題。但是這對于相應的企業來講會導致個體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女性再回到工作崗位后必定會需要一段時間來重新適應工作崗位，這一期間就會導致人力資本存量受損。
二、以社會保險制度來推進人力資本積累不斷提升的途徑
要想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作用的發揮來實現人力資本存量的不斷增長，并實現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解，確保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穩步前行，就需要做到：第一，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險的支出力度，以全面提高社會保險的覆蓋率?；谏鐣ｋUGDP對人力資本存量積極影響，就需要加大社會保險的覆蓋率，加大對社會保險支出的比例，進而逐漸縮小與發達國家所存在的差距，以最終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增長奠定基礎。第二，要以財政補貼的進一步提升來實現對個人繳納保險費用的降低?；诋斍皣覍ι鐣ｋU財政補貼支出較少的現狀，需要為人力資本的形成以及發展來實現投資額度的不斷增加，以間接實現對人力資本積累提升的促進作用。第三，進一步縮短區域間社會保險所存在的差距，進而促進人力資源的跨區域流動?；谌肆Y源跨區域流動能夠實現對事業問題的進一步解決，同時還能夠通過對貧富差距的調控來實現人力資本積累的進一步提升。第四，要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全面推進以來衛生事業體制改革的進程，進而為百姓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以實現對勞動力資源身體素質的提高，最終提升人力資本的質量，提高人力資本存量。
三、總結
關鍵詞:儒家倫理思想;和諧;價值
每一個民族和國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都會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倫理思想與文化傳統。五千年來，中華民族以其獨特的辯證思維和哲理智慧創造了博大精深的倫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導“和諧”便是中國古代倫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毋庸置疑，對于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容并且一直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來說，無論是從它所闡述的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抑或是從它所追求的個人內在修養，還是從它所倡導的人際交往倫理上來看，都無不滲透著“和諧”思想。因而，“和諧”的人文情懷和倫理追求成為儒家倫理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古代，這一倫理思想對于培育和塑造中華民族精神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天，儒家倫理思想的這種追求和實現“和諧”的倫理意蘊對于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同樣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價值。
儒家倫理所蘊含的和諧思想可以從4個方面來審視，即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自身的和諧。
一、人與人的和諧
人與人的和諧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和諧。實現人與人之間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諧無疑是儒家倫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倫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處于社會聯系中的人，從人與人的不同中求同，從對立中求統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來已久，它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準則。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儒家文化重視建立融通的人際交往及和諧的人際關系，提倡成己及人、寬和處世等貴和尚中的和諧友愛精神。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把“仁”作為自己哲學的核心范疇，“‘仁’學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倫理學說的根本。在《論語》中，談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現105個”?！叭省钡谋疽饩褪侵溉伺c人之的相互關系，因而儒家的“仁學”就是一種處理人際關系的學說。儒家把“仁”解釋為“愛人”，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闡明了對他人的關愛與尊重的意義，其目的是為了實現人際和諧。對于以“仁”為核心處理人際關系，孔子提出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條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說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強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別人;另一條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進一步要求，即是說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要求發揮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樂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從“忠恕之道”出發，儒家倫理思想又進一步提出了需要協調的5種人際關系，即父子關系、君臣關系、夫婦關系、長幼關系等，即所謂“五倫”，強調要以仁、義、禮、智、信、寬、勇、忠、恕、孝等倫理規范來實現人際關系和諧。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為途徑來調整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從而實現人際和諧的。
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交往會愈加頻繁，人際關系也更加重要，要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就必須借助于良好的人際關系。然而，在現代社會，伴隨著人們個性化意識的覺醒和對物質利益的過度追求趨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顯現出冷漠和淡化的境況。人際關系的冷漠、甚至某種程度的緊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的全面發展，破壞了自身存在的人際交往生態，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而儒家強調“和”、“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導仁愛、諒解和寬容，這對于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人際關系、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氛圍非常有益。因此，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寶貴財富，這些思想并不因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內涵與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所追求的新型人際關系有著一致之處。
【關鍵詞】 社會網絡；印象管理；橫斷面研究；大學生
中圖分類號：C912.68、B8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7)07-00464-05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Social Network Quality
ZHENG Xiao-Tao, SHI Jin-Tao, ZHENG Xing-Sha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hanghai20023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s impression management on social network quality.Methods:46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a Social Network Survey and College Students Impression 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ression construction and strong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network (β=-1.04,P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impression management; cross-sectional study; university students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IM）是個體試圖控制他人對己印象的過程［1］，Goffman認為，每個人都在向他人表演自己的問題，每個人總是試圖在社會情境下保持適當的印象，以求得到肯定的評價［2］。印象管理是調整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好的印象管理策略能夠人際關系，使人們的交往順暢進行。許多理論闡述和實證研究也支持了印象管理在人際互動方面的優勢，例如，Borman 和Brush認為，良好的印象管理策略有利于領導者和上下級以及同事之間建立并保持一種順暢而有效的工作關系，因此有利于其工作績效的提高［3］；Kacmar的研究表明自我宣傳有利于面試得到較好的評估［4］。但是早期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則將印象管理理論稱為“操縱者比喻”（metaphor of manipulator），并將印象管理視為控制他人、欺騙大眾的方法。那么印象管理是否有利于提高個體的社會網絡質量是本文關注的焦點。Granovetter認為弱聯系相對強聯系更可能作為兩個獨立社會邊界的橋梁，因而更有利于獲得異質的資源和信息［5］，并提出弱聯系的優勢。而Bian根據在天津的調查研究指出在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社會網絡不再是信息橋，而是人情網［6］，并依此提出“強聯系假設”。本文基于Bian的研究成果，將個體社會網絡中強聯系的數量和聯系人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作為衡量社會網絡質量的重要指標，即個體社會網絡中強聯系越多、網絡緊密性越強則認為社會網絡質量越高。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由于本研究中社會網絡調查部分填答過程繁瑣，為保證數據的完整和正確有效，需要研究對象極高的配合意愿；考慮到以有界網絡為研究對象，并且需要網絡內成員互評關系強度，因此網絡規模不宜過大。因此本文通過私人關系選定上海某高校一個三年級班級實施調研，班級人數為51人，告知本研究的需求，并提供獎品以征求學生配合意愿，共有47人參加調研，學生年齡20~22歲，有效問卷46份，女生30人（65％），男生16人（35％）。
1.2 方法 考慮到自我中心網絡搜集的最普通方法-定名法（name-generator）所帶來的遺忘偏誤［7］和夸大親密程度的偏誤［8］，本研究的數據搜集采用社會網絡調查法，其特性為一封閉網絡內的每個成員，必須以所有其他成員的狀況為填答內容，從而避免回憶偏誤。例如本研究網絡中成員有47名，每位同學需填答和其他46名同學的關系程度。首先根據學生名單制作班級所有成員的代碼表，每個填答者搭配同學代碼表來填寫其社會網絡問卷。
主要測量兩個網絡-朋友網和溝通網，具體問題為“最近一個學期以來，他（她）和我的親密程度如何？”；“最近一個學期以來，他（她）和我私下的溝通頻率如何？”。親密程度1－5級分別為根本不親密、不太親密、一般親密、比較親密和非常親密；溝通頻率1－5級分別為從不說話、幾乎不說話、說的不多、較多交流和經常交流。參考Seibert和Kraimer的研究［9］，將填答者自評的親密程度和溝通頻率的4－5級作為強聯系，并定為1，而1－3級作為弱聯系，并定為0，從而形成兩個46×46數值為0和1的朋友網和溝通網矩陣。
兩個個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又可以分為對稱（symmetric）和不對稱關系（asymmetric）。所謂對稱，即兩個個體具有互惠或互動關系（reciprocal relation），例如A選B作為自己的強聯系，而B也選A作為自己的強聯系；而不對稱關系則代表僅有單方面行為存在，例如A選B作為自己的強聯系，而B并未選A作為自己的強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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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強聯系的互惠和信任的特性［10］，若雙方彼此認為是強聯系，則該強聯系成立，此時可信度較高，而將不對稱的強聯系定為弱聯系，可以避免自我報告帶來的夸大偏誤，并且使得輸出后的社會網絡圖易于判讀。因此，形成兩個46×46的對稱關系的朋友網和溝通網矩陣。并依據該兩個網絡數據通過UCINET6計算強聯系數量和網絡的緊密性（即網絡約束（constraint））。本文對個體網絡約束值的計算方式采用Burt的研究成果［12］，認為個體的網絡約束為C=∑nj=1cif，其中i為個體，n為個體網絡內聯系人數量，j為其中一個聯系人，cij=(Pij+∑qpiqpqi)2 ，q≠i ，j,pij為個體i投資在j上的關系比率，piq為i投資在q上的關系比率，pqj為q投資在j上的關系比率。整體的網絡約束即為個體i與j的直接和間接的聯系。網絡約束值越大，說明個體社會網絡的緊密性越高。
1.3 工具 大學生印象管理能力問卷［11］ 問卷共分兩個維度，其中印象動機是個體建立印象的程度，而印象建構則是個體為了建立特定印象所采取的行為［1］。本研究中印象動機、印象建構和印象管理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1、0.70和0.72。使用Lisrel8.30對印象管理的二維模型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其中χ2/df為2.04，CFI和GFI都大于0.90，基本滿足量表的效度要求?？紤]到研究樣本為在校大學生，沒有采用普通的印象管理或自我監控問卷。
1.4 統計方法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相關分析及多元回歸分析等。
2結果
2.1 社會網絡的描述性統計
根據調查所得46×46的朋友網和溝通網對稱關系矩陣，通過UCINET6作出該班級的朋友網和溝通網的網絡關系圖（圖1、圖2）。每個圖中都有46個節點，每個節點用代碼標出，分別代表整體社會網絡中的46位同學。從圖1和圖2可以發現，網絡中46名成員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聯結，每個聯結代表對稱關系的存在，而朋友網中兩位同學（1和2號）沒有雙方都認可的朋友，故未與任何人聯結，被孤立在外。
根據朋友網和溝通網的對稱關系矩陣可以計算個體在網絡中的強聯系數量（即聯系人數量）和網絡約束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見表1）。
2.2 男女大學生社會網絡變量和印象管理得分差異比較
表2顯示男性在朋友網和溝通網中的強聯系數量
都要強于女生，而網絡約束和印象管理方面則沒有顯著差異。
2.3 網絡屬性指標和印象管理的關系
計算研究相關變量如印象管理動機、印象管理建構、印象管理總分、強聯系數量、網絡約束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3所示）。結果表明，印象建構和強聯系人數量間有顯著性相關。
分別以朋友網和溝通網的強聯系人數量和網絡約束為因變量，以印象管理動機和印象管理建構為自變量，使用Enter方法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由于自變量間具有適度的相關，為了考察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影響，增加了VIF診斷，發現所有模型的自變量VIF值均小于1.1，大大小于臨界值10。模型1中可以發現印象管理建構負相關于朋友網強聯系人數量，說明大學生印象管理建構能力越強，強聯系的朋友越少；模型2同樣表明，大學生印象管理建構越強，強聯系的朋友越少。而模型3和4則表明印象管理并不影響個體社會網絡的緊密性。
3討論
3.1 性別在社會網絡和印象管理能力上的差異性
本研究結果表明男性在朋友網和溝通網中的強聯系數量都要顯著高于女性，這和唐為民的研究結果不同［12］，唐為民使用山西大學的二年級學生樣本發現在人際關系數量上性別并沒有顯著差異。以往關于社會支持的研究大都認為女性大學生要比男性大學生所獲得社會支持水平高。原因可能與性別特點有關，女性喜歡結伴，喜歡傾訴，而男性更獨立，喜歡靠自己解決問題。由于本研究中只是計算個體在班級內的強聯系，和其他類似研究略有不同，因此研究結果并無可比性。檢驗還發現男性和女性在網絡緊密性方面也沒有顯著差異。造成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和調查對象的性質有關。由于大學生一般都為住宿生，所以學生一般都以寢室為單位進行活動，彼此更多是以寢室作為建立自己班級社會關系的基礎。研究同時發現男性和女性在印象動機、印象建構和印象管理能力總分方面并沒有顯著差異。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對社會性刺激更加敏感，更關心自我表現。但是，Conroy等的研究并沒有發現印象管理的性別差異［13］，本研究支持了這個觀點。
3.2 印象管理與社會網絡質量的影響
回歸分析表明印象管理建構負相關于強聯系人數量，說明大學生印象建構能力越強，反而網絡質量不高，表現在強聯系越少。而印象動機和強聯系人數量間并沒有相關性。以往的大多數研究都表明好的印象管理策略能夠人際關系，使人們的交往順暢的進行，有利于進行良好的人際溝通和交流。這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造成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基于Paulhus的觀點［14］，印象管理含有偽造自我、迎合他人，甚至欺騙他人等負面成分。例如Judge和Bretz的部分研究結果［15］就和本文類似，即自我宣傳與職業成功負相關。而本文采用大學生為樣本有其特殊性，大學生可能缺乏良好的印象管理策略，缺乏恰當和適當的自我表現或自我表露方法，因此，印象管理的負面成分更容易凸現，印象建構越高，反而適得其反；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以往大多研究對象間的人際關系為短期或暫時，比如應聘者和面試考官間只有在面試進行時才發生接觸關系；同事間雖相處時間較長，但由于工作性質、要求及環境的限制，彼此間的溝通可能更集中在工作方面；Rush的實證研究表明印象管理和總的工作績效相關為0.39［16］，但其采用的樣本是只需短時間人際交往的銷售員。本研究的對象是大學三年級學生，他們彼此已有三年的共同學習生活的時間，彼此朝夕相處，在生活、學習，為人、處事等各方面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對于同學印象管理的負面成分如自我拔高和他人欺騙也已經不再容易被其蒙蔽，可能對那些行為和實際并不相符的同學感到一種虛偽性和被欺騙感，反而污染了人際關系，最終導致其社會網絡質量不高。提示印象管理對短時間人際交往更有益處，需要長時間人際交往時，個體采用印象管理反而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3.3 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選用大學生為樣本，來探討個體印象管理對其社會網絡質量的影響，由于研究樣本的特殊性，據此提出的研究結論可能缺少一般性，還需要以其他樣本來驗證。另外，本文的結論只是指出印象建構不利于社會網絡的建設，并推斷原因在于印象管理不利于長期人際關系建立，這個結果需要以后的研究者對長期互動的網絡和短期互動網絡進行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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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 經濟增長 理論
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是影響消費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功能的弱化是制約消費需求增長和需求結構升級的主要瓶頸。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強化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功能，對于改變我國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進而提升消費需求增長率和優化消費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應對金融危機、消除消費梗阻、支撐我國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戰略舉措。
有效消費需求的增加主要取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在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強化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礎上，改善廣大居民的未來收支預期、通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來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是未來引導合理消費和實現消費升級的關鍵。
中國30年的轉型歷程與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財政政策尤其是財政支出政策在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財政支出在地區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而社會保障支出作為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國外研究現狀
早期關于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討論，主要源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結論。即一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取決于一國儲蓄水平的高低，因此討論社會保障制度是降低還是提高一國儲蓄率是研究兩者關系的關鍵。由于社會保障的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差異，這對人們儲蓄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最終結論是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降低了國民儲蓄率妨礙了經濟增長。而基金制可以提高國民儲蓄率促進經濟增長。以弗里德曼（1957）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減少個人退休后的后顧之憂，也會顯著減少人們在就業時期的儲蓄需求。Barro（1974）認為人們儲蓄目的不僅是保障退休生活，還想為子女留下遺產以提高其福利水平（遺產動機）。其結論是社會保障制度不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對私人儲蓄和社會財富積累的作用是中性的。Lainter（1987）在Barro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如果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大于父母給予子女的財產時，社會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儲蓄和物質資本的積累。
20世紀80年代的新增長理論認為物質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經濟學家們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分析在社會保障的引入下，個人預算約束是如何影響人們對人力資本水平的選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根本性影響的。在探討不同社會保障制度對人力資本積累影響時經濟學家大都偏向現收現付模式，即人力資本的積累有著很強的正外部性，現收現付制可以達到社會帕累托最優的一種手段。老年人獲得的養老金是由年輕人繳納的社會保障稅作為支持的，即現收現付
制下的養老金是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教育投資的回報。這種聯系鼓勵了父母對子女的人力資本的投資，而基金制缺乏鼓勵人們積累人力資本的激勵無法達到這種效果。以Sala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人力資本與生產能力直接掛鉤，討論社會保障如何通過對當期的人力資本水平發揮作用。Becker、Muphy（1988）認為教育和養老金福利是存在于兩代人之間的“社會契約”，即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投資―――教育、食物、時間等，同時下一代人在現收現付制度中為上一代人養老供款。kennitz、wigger（2000）認為個人增加教育投資不僅可以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也會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水平。
Casey B. Mulligan（2003）認為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關于社會保障支出是否要納入財政預算，國外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PeterA.Diamond，Peter R.Orszag（2004）認為政府預算的財務不應該被社會保障收支扭曲，社會保障收支應該放在聯合預算管理中。但是Martin S.Feldstein（2005）認為收入分配并不是社會保險的特定目的，并且提倡不要將社會保障收支納入政府的聯合預算中。
二、國內研究現狀
關鍵詞 高職生 社會交往地位 心理發展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識碼：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ocial Status
LI Dan
（Lia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Liaoyang， Liaoning 111041）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ocial statu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udents play the role in the societ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statu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particularity and importance， give them care and effective guidance， both for th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mselves into the society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or for thei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Key words vocational students； social statu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1 高職生社會交往現狀
在社會交往中，高職生的社交地位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層次，有在群體中非常受歡迎的，有非常不受歡迎的，有長期被忽視的。心理學上用社交地位來表示個體被群體接納喜歡的程度，它反映了個體同伴關系的好壞。現實生活中，很多高職生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被同學或他人接納，而群體中的社會交往關系不良，將導致高職生進入社會后產生適應環境困難。
2 影響高職生社會交往地位的因素
為什么有些人會在群體中受歡迎，而有些人會遭到社會群體的拒絕呢？影響高職生社會交往地位的因素很多，如個體的認知能力、身體特征、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社交技能、自身心理理解能力等。
（1）自身認知能力的影響。①對人際交往認識不足。很多高職學生覺得學好專業技能是最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沒有必要又浪費時間；或在交往中以自身的喜歡標準審視他人的言行導致形成交往障礙，因此沒有重視與人接觸和交流的必要性。②心理出現困惑。高職生普遍存在著恐懼、自卑和猜疑的心理，長期遭受挫折導致認為自己個方面都不如別人或總擔心交往中有任何言行不妥的的地方。
（2）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民眾受市場競爭性、開放性的影響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觀念，高職生受這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導致高職生在社會交往對象的選擇往往以利己性、功利性為中心，而忽視了社會交往中情誼、謙遜等傳統的價值觀。
（3）早期家庭教養放式的影響。權威式的家庭教養方式、溫馨和諧的家庭環境，使學生成長過程中，更容易形成合群、樂于分享、善交往的性格，而專制型教養方式缺乏一些引導機制，或在缺乏溫暖的家庭，將會導致學生成年后高攻擊性，而被群體拒絕。
（4）缺乏社會交往技能。很多高職學生有很強烈的交友欲望，但是卻不知道該如何與他人進行溝通，在某些場合常常感覺不自在，感到緊張和害怕別人注意自己，顯得拘謹和手足無措。而有的學生在交往中，不善觀察，導致言行上與既定環境不符等，造成不被群體的接納。
（5）學生自身的心理理解能力發揮著重要作用。心理理解能力每個人在對他人行為進行內在心理層面歸因時，都具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方式，不同個體的心理理解能力有所不同。推測他人心理是否準確、推測他人是有意還是無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預測個體在同伴中的被接納地位。
3 社會交往地位對高職生心理發展的影響
（1）受歡迎的學生往往外表吸引人、能堅持交往、愿意分享。共同活動中，更傾向與人交流、協商、討論、發出交往信號，如微笑、請求、邀請等，從而嘗試、練習社會交往技能和策略豐富的信息和參照標準。由于動作或觀點不同發生爭論與同伴發生沖突時，通過群體不同反應了解自己行為的結果和性質，并據此進一步調整自己的行為，形成的認知沖突，導致了認知結構的變化，促進了認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高職生自我評價和自我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2）在社會交往過程中處于被忽視的的高職生，一般更多地表現出來不參加群體性活動，不敢自我表現、行為退縮、害羞或態度冷漠、單向交往等。在社會交往中常處于被忽略的地位，可能導致高職生自尊和自我效能的降低。從而使高職生參與學?；顒訖C會的減少，由此喪失許多個人發展的機會。而越是缺乏社會交往的高職生，就越是缺乏社會交往環境，從而無法提升社交技能形成惡性循環。
（3）社交地位長期處于不被群體接納的高職學生，會產生更多的攻擊行為來引起群體及教師的關注。特別是經常遭到群體拒絕的高職生，而這樣并不能改變其所處的社交地位，反而失去社會和情感的支持，而給高職生帶來巨大的壓力，導致他們產生社交焦慮和心理問題，而高攻擊性、不合作等不良的社會交往技能，這些恰恰是社會交往的絆腳石。
社會交往地位偏低會給高職學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如果處理得當，也會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
4 高職生社會交往交往能力的培養策略
（1）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人際關系是在人們的交往中產生的。良好的個人形象可以說是良好人際交往的開端。一個人的形象決定了這個人的社交效果，衣著整潔、大方，儀表舉止自然會給人一種親近感。交往雙方總是先接受說話的人，然后才會接受對方陳述的內容。所以說良好的第一印象使社會交往活動得以開展。
（2）交往中學會多傾聽別人的話語，做一個忠實的聽眾。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是心靈和情感的交流，交流中不但要說，更要懂得傾聽別人的煩惱和困惑，積極的傾聽不但會使我們明確了解對方的意圖，還會增強對方自信心，加強自身的親和力，從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3）主動交往。部分學生缺乏在公眾場合表達自己的能力與勇氣。調查中有近45.7%的學生在公眾場合感覺不適應，在社會交往中處于被動的位置，總是被動于其他的人，別人是不會無緣無故對我們感興趣的。因此，在群體活動中要多展示自我，主動地表述，經常學習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通過各種群體活動，逐漸培養起團結、合作、分享、謙讓等良好的個性品質。做交往的始動者，使自己在社會交往中處于主動地位。
（4）關心幫助別人?；茧y識知己，逆境見真情。在日常生活中，當別人遇到困難，陷入困境時，應該及時伸出援手，給予適當的關注與關心，此時的雪中送炭勝過平時再多的千言萬語，有助于與人建立長久和諧的人際關系。
（5）人際交往的學習。得當的社交技巧會使社會交往產生錦上添花的效果，這就需要我們平日里多觀察、多思考，結合不同性格的人、不同的環境表述意見，同時也要遵循態度誠懇，行為熱情，講原則、守信用的基本社交規則技巧，把親近感、依賴感留給對方，使社會交往形象受到大眾的歡迎，提升社會交往地位。
總之，建立良好的社會交往關系，會使高職生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尤其是在群體中被同伴接納、建立友誼并得到同伴贊許，使高職學生獲得重要的情感支持，形成積極的情感。能更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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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自我概念；社會支持；適應，心理學；精神衛生；學生；貧困
【中圖分類號】 R 395.6 B 8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10)11-1330-02
Effect of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TEN Qin*, ZHANG Ning. * The Hospit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21003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effect of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s for them to improve resilience. MethodsBy using Connor-Davi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Self-Esteem Sca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78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were measur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wit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ResultsCoping style, self-esteem level had a marked effect of reunification to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There were three marked paths:self-esteem coping styles resilience; deal with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s resilience; self-esteem resilience. ConclusionCoping style and self-esteem level have 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and self-esteem level has in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through coping styles. Social support has indirectly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through coping styles.
【Key words】 Self concept;Social support;Adaptation,psychological;Mental health;Students;Poverty
復原力著重關注個體對逆境“反彈能力”，是積極心理學的主要觀點之一［1］。高校貧困生是帶有轉型期特征的中國社會特色問題。有研究表明，貧困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為：心理健康水平偏低［2］；在行為(社會功能)方面，貧困生相比普通學生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存在更多的人際關系困擾［3］；主觀幸福感和自尊水平明顯低于普通學生［4］；在應對困難和挫折方面，貧困生較少“求助”，更多選擇“幻想”的應對方式(自責、幻想、退避)，不常與他人交流或從同學、朋友處尋求支持和安慰，不善于緩解內心的緊張與壓力，其情緒和行為均缺乏穩定性［5］；在復原力方面低于非貧困生［6］。本研究嘗試用多元回歸分析與路徑分析方法,系統地探討自尊、社會支持、應付方式與貧困大學生復原力的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整群抽取南京林業大學大一、大二在校學生416人，其中貧困生78名，占18.75%。貧困生為具有生源所在地鄉鎮以上民政部門的貧困證明，且在學校建立了貧困生檔案并獲得助學救濟的學生。
1.2 測量工具
1.2.1 Connor-Davison韌性量表(CD-RISC)［7］ 共25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方式，總分越高表示復原力水平越高。本研究采用修訂后的CD-RISC量表考察被測學生的復原力水平。
1.2.2 自尊量表(SES) 該量表用以評定自我價值和自我接納的總體感受［8］。
1.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SSS) 采用由Zimet等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分別測定個體領悟到的來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同時以總分反應個體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總程度［9］。
1.2.4 應對方式問卷［8］ 包含6個分量表：退避、幻想、自責、求助、合理化和解決問題。應對方式得分為與復原力正相關［6］的應對方式分(解決問題、求助、合理化)減去與復原力負相關［6］的應對方式分(自責、幻想、退避)，分數越高表示個體的應對方式越能提升復原力。
1.3 施測方法 以團體測試方式進行，施測前由主試向被試說明問卷的目的和回答方式。主試由從事心理學教學與咨詢的大學教師擔任。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4.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使用的方法有多元回歸分析和路徑分析。
2 結果
2.1 貧困大學生復原力與自尊、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多元回歸分析 采用強迫進入法(Enter)，分別以貧困大學生復原力、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為因變量，以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自尊水平為預測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應對方式、自尊水平對貧困大學生復原力有顯著的回歸效應，Bate值分別為0.366和0.234，而社會支持的Bate值不顯著，3個因素共同解釋復原力34.2%的變異；社會支持和自尊水平對應對方式都有顯著影響，Bate值分別為0.270和0.339，共同可解釋應對方式22.3%的變異；自尊對社會支持的影響不顯著，Bate值為0.193，只能解釋社會支持3.7%的變異。見表1。
2.2 貧困大學生復原力與自尊、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路徑分析 根據表1回歸分析得到的標準回歸系數(即路徑系數)，建立路徑模型如圖1。
由圖1中的路徑系數可以看出，在對貧困大學生復原力影響的路徑中，有3條顯著路徑：自尊應對方式復原力；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復原力；自尊復原力。其中社會支持對復原力的影響，是經由應對方式，再間接影響復原力，因而社會支持對復原力的影響是間接的；應對方式直接顯著影響復原力，這條路徑是直接的。而自尊對復原力影響，一條是直接路徑，一條是經應對方式的間接路徑。
3 討論
復原力本質上是個體在困難情景下的應對能力，且內涵著積極的適應結果。復原力的建構和發展是個體與環境交互的連續的動態過程，個體在每個不同的生長階段遇到新的危機，發展出新的應對能力，這些新的能力又再次成為復原力的重要元素，如此這樣，一直不斷地建構才發展出復原力［10］。樂觀進取的人格特質、積極成熟的應對方式與社會適應技能包括自尊、自我價值、自我認同等在內的自我觀念及個體從外界獲得的社會支持與幫助是復原力重要的保護因子［11］。
有研究表明，貧困大學生復原力與“解決問題-求助”的應對模式、社會支持存在著高度的正相關，與自責、幻想的應對方式存在著高度的負相關［6］。研究結果顯示，自尊水平、應對方式對貧困大學生復原力有直接的影響，同時，自尊水平還通過影響應對方式間接影響復原力，社會支持主要是通過應對方式間接影響貧困大學生復原力。提示在貧困大學生復原力建構和發展過程中，應對方式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
自尊是一種個體能意識到的自我評價及其情感體驗，是個體適應社會環境的產物。作為一種適應性結果，反過來又會影響個體對環境的適應從而表現出適應［12］。即社會適應過程，也就是維持和獲得自尊的過程。大學時期是一個人“自我統合”的關鍵時期，其自尊、自我價值感是在與他人的相互作用與比較過程中，來明確和確立自己在各種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高自尊者因其正向的、好的自我評價以及自我悅納感，會更多地采用問題解決和求助的方式，會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因而具有較高的復原力。
社會支持是貧困大學生復原力的重要保護因子。從性質上可分為2類，一類是客觀可見的支持，另一類是主觀體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獲得主觀支持的過程，也就是運用“解決問題-求助”應對方式的過程。因為雖然被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觀現實，但是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并能“作為實際的(中介)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13］，多數學者認為，主觀支持比客觀支持更有意義。
積極成熟的應對方式也是復原力的一個重要保護因子，“解決問題-求助”的應對方式是貧困大學生獲得社會支持的一個重要途徑。面對應激事件時，選擇勇敢地面對壓力、積極應對還是選擇逃避退縮，決定了心理的適應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且每一次面對危機，問題的解決，必定發展出新的應對能力。另一方面，高復原力者，在遇到危機應激時會更多選擇積極的應對方式去面對問題。合理化為混合型的應對模式，作為復原力保護因子，不是直接降低危機因子的數量及累積性，而是協助貧困大學生轉化對危機因子的觀點及想法，從而間接降低危機因子的威脅。
研究結果提示，自尊及應對方式是影響貧困大學生復原力的重要因素，且應對方式是影響復原力的中介變量。著重發展大學生的應對方式、提升自尊水平，有可能提高復原力，改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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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5）09-193-02
在政府不斷放權的過程中，綜合執法權的下沉是滿足于社會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的行政舉措，在促進社會形態穩定，保證社會經濟發展，切實為百姓解決生活難題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綜合執法權的下沉，也是權力下移的過程，基層的行政機構及部門有著更大的執行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強了社會綜合的管理職能，伴隨著近年來我市權力下沉的試點區域不斷取得的政績，我們就綜合執法權力下沉前社會存在的問題進行相應的分析，同時就權力下沉后對社會綜合管理職能的改善展開研究，通過對比分析權力下移對社會管理職能造成的影響，綜合評述權力下移給政府行政工作的開展、百姓問題的解決帶來的好處。
一、綜合執法權力下移給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
城市綜合執法管理是社會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一個執法管理增長點，在我國的城市流動性的社會問題的綜合管理都處于相對落后的管理水平之上。所以我國的城市流動性的綜合執法管理還需要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一定的經驗，擴展國內的規劃定位層次，制定標準的管理制度。在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礎上，鼓勵更多的地區投入到集中性的綜合執法權下移的建設之中，可以促進社會綜合執法權力的集中生成。在代表中國的城市綜合執法管理趨勢和中國的城市管理技術情況上狠下功夫，抓住重點樹立管理的發展目標。于此同時，推動我國城市綜合執法權力下沉的區域網絡形成，不僅可以帶動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還有利于我國城市管理水平的快速進步。在一定的程度下，推動城市綜合管理職能的快速發展可以帶動更多的資本投入到本行業的規劃之中，擴充行業領域的資金來源，減少國家財政壓力，推動行業規劃的快速落實。城市綜合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種代表形式，尤其是在推動城市形態的快速建立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不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亟待解決。通過對現階段城市執法情況的總結和預估可以窺見其發展劣勢，幫助其找尋一條“適合之路”。研究城市執法管理過程中的問題及對策也是促進其平衡發展的有力措施。打造立體性的城市管理體系的核心是運用規劃及政策支持增強基層部門的執法意識，提高其發展意識，進而打造一流性的綜合管理體系。
二、當前城市綜合執法權力未下移，社會綜合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
結合城市綜合執法管理的特點和筆者的實際調查，筆者認為，能夠對當前城市綜合執法管理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當前社會個體商業流動的綜合管理體系未完整建立
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不斷地發展，城市流動性的商業的發展模式也趨于一體化。但是在一體化建立的背后顯露出的是城市綜合管理服務體系的不完整，具體表現在體系的覆蓋的區域有限，城管的管理效率低下，人為的執法操作方式的不健全以及個體商業缺少規范性的服務制度，并且在以中央商務區為城市經濟發展主體聯合運營公司開創的商業模式也缺乏相應的規范引導。在流動性商業個體自主模式的前提下，建立相應的認證管理模式是推動城市綜合管理體系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我國商業發展受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的雙重限制，導致城市綜合管理服務制度很難確立起來，同時在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綜合管理體系的不完整也是導致城市流動性商業管理體系難以健全的主要因素。
（二）執法部門協調工作及管理主體溝通的效率低下
在我國綜合管理規范化制度還不是完善的情況下，執法部門為了追求省事便捷，對個自身運營效率的規范性要求不斷降低，而且粗糙化的服務模式也是不斷地涌現。在工作溝通方面，城管部門人員的服務態度不夠端正，專業技術水平較低，對管理運營效率無法進行準確性的分析，導致在工作中不斷地出現紕漏，因此出現了各種暴力及社會丑陋事件，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造成與商戶流動個體的關系緊張，沖突增加，給城市商業流動的工作管理造成了嚴重的阻礙。許多城市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的范圍都經過多次調整，表現出較大的隨意性。在一些城市，綜合行政執法的范圍實際上是“領導說了算”。同時，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一般集中的是那些專業性技術性不強的事項，專業性技術性強的事項并未集中，但專業性技術性與非專業性技術性的界限并不清晰，如何界定也大多是人為決定，這也造成了另一個層面的執法邊界不清晰。
（三）城市工作管理方式的不系統，缺少以民為本的服務態度
在城市的綜合流動管理過程中，執法者未做好相應的執法管理的意識宣傳工作，導致執法人員缺少相應的被管理意識，時常發生沖突。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城管或者其他的執法者沒有相應的人性化的管理工作方式，總是以令人難以接受的態度面對個體，對個體存在嚴重的歧視，導致二者關系緊張。在相應的工作落實的過程中，總是以暴力和威脅的手段處理和恫嚇個體商戶，給個體流動性的商戶留下了極差的執法印象，造成個體流動性的商戶嚴重的抗拒執法，形成了執法與被執法嚴重混亂的局面，給具體的工作落實帶來了相當大的阻礙。近年來，城管執法隊伍與執法對象之間發生暴力沖突的事件多有發生，實際上只有其中的極小一部分由于造成人員死亡而成為輿論的熱點話題，這樣的執法行為和執法態度會給社會管理和社會的公共安全帶來巨大的隱患。
三、權力下移后給社會綜合管理帶來的積極作用
針對以上的社會綜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推行了全市的綜合執法權力下沉的政策改變方針后，為社會的綜合執法管理帶來了新氣象，具體的表現形式有下面幾點：
（一）綜合執法部門樹立多元化全方位的綜合管理目標
在城市綜合管理的過程中，管理目標是多元化工作步驟的集中表現，同時，管理目標立足于層次化，具體化是保證針對不同能力的社會群體進行相應管理的基本前提。管理目標的制定是整體管理過程的向性規劃，對整體的任務有著引導功能，其具體的定位設計決定著全方位的管理工作能否順利實施。針對綜合管理模式轉變受傳統制度制約這種狀況， 完善目標的轉變，現在的綜合執法采取以下方法進行了工作目標的轉變：1.要把目標與規劃工作進行統一，以便更好地對進度進行控制和管理，而且管理和執法者要深入了解市場運轉狀態及發展態勢，制定出符合社會管理需要的管理方案，進行人性化管理從而提高對管理目的具體性認識，做出相應的規劃安排。2.在相應的管理進度安排下，管理者運用目標選擇對管理方案進行優化，同時保持其進度不變的情況下繼續深入工作開展。并且在設計管理方案時，需要不斷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安排，并且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合理變更。3.由于社會的發展趨勢的不斷變化，在具體工作過程中還要把握好整體效果，顧及好管理現狀，協調多方面積極因素進行配合，實現對管理過程的整體把握，有利于對管理進度的更好掌控。
（二）綜合執法過程中建立了流動性商業管理中的人性化管理方式
在具體的商業執法管理過程中，城管隊員要對流動性的個體商戶賦予同情，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底層人士，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生存下去。在工作落實的過程中，要以人性化的溝通和勸說對商戶進行引導，消除商戶的敵對情緒，及時溝通，及時協助，以恰當的眼光看待他們，及時處理好與他們的管理，在勸說的過程中，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增強他們服從管理的意識，對他們進行相應的管理執法教育，讓他們理解城市管理的重要性，相互之間積極協調，工作積極配合，消除敵對的狀態。
（三）綜合執法過程中加強了執法思想、方式的深刻轉變
在基層工作環節中要把法治思維貫穿到依法行政的管理工作環節中。在日常的工作環節中要做到人性化工作方式，是把人性道德思想融入到工作領域中去。在充分行使職能的同時，更好地發揮工作在促進社會和諧中的作用。端正自我工作執法態度，努力開展相應的工作，注意社會效應問題影響。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整合資源，突破傳統檢查模式的束縛，有效排除行政干擾，大幅提升應對外部環境的能力。堅持法定職責行為的必須堅守的準則，努力改變自身的工作行政方式。要適應經濟新常態下的工作方式的轉變，注重法治思維的培養。學會運用法治思維、依法行政手段，解決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問題。結合自身實際能力水平，堅決做好一切城市管理工作，順應新形勢的前提下，要嚴格的部署日常行政管理，落實好建設所要求的重要責任。對己，嚴格要求，對人，嚴格管理。嚴肅糾正“習以為常，不以為然”的想法，以法律、制度為準繩，做到工作行為、個人工作開展，合法有據，無法其行不可為，堅決限制和嚴格控制工作中的違法亂紀行為，保證工作的正常有效健康持續發展。
四、權力下沉對社會管理職能增強的積極意義
按照法律的角度來說，高度的權力集中型不利于社會法律的建設，也不利于促進社會管理職能的發展，只有從高度集中型向地方分散型進行權力過度，給基層政府充分的行使權力，才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城市管理職能的加強，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的城市都采取了權力下沉這種新型的城市管理策略，充分發揮基層和地方性政府的組織及領導能力，完成行政管理工作方式的轉變，加強社會的管理，社會的主要矛盾來源于社會基層的矛盾，只有給予基層充分的自主的權力，才能切實解決好社會的普遍性矛盾及基層發展中的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的正常發展，增強基層單位的行政能力，這也是政府進行權力下移的根本意義所在。
關鍵詞：國家形象 社會認同感 消費者 創新抵制理論
1.研究目的與方法
繼Rogers在1962年提出創新采用理論之后，創新決策相關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隨后Ram于1987年提出了創新抵制理論，認為在創新的生命周期中創新采用與抵制可能是同時并存的，即可能一部分人采用創新，另一部分人拒絕采用創新。因此探討消費者為何不采用創新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此外，Bagozzi和Lee(1999, 2002)對消費者抵抗和社會認同感的關系做過理論研究，但國家形象和社會認同感共同對消費者抵抗的實證研究還處在空白階段。許多國家產品的競爭場所中，中國市場越來越得到關注,在消費者購買新產品的過程中國家形象這一要因值得重視的同時，也可以對社會認同感做出共同的推測。
因此本研究是帶著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的：
首先，對于高科技產品的營銷現象中出現在的創新抵制,Moriarty和 Kosnik（1989）曾指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的不確定性，在高科技領域中這兩種不確定性的指數很高，這也就是和傳統營銷的差別之處。這也就造成了消費者心中的恐懼，不確定和懷疑（Fear, Uncertainty, Doubt:FUD），進而對新產品產生抵制的情緒。
其次，本文從一個全球化營銷的角度，闡述了國家形象在某個特定的國家中消費者在選擇購買產品時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市場充斥了各個國家的高科技產品以智能手機為例，如美國，韓國及一些歐洲國家，這時國家形象的好壞對消費者的抵制心理必定會有一些影響。
第三，在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Hawkint和 Mothersbaugh（2010)指出消費者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對消費者的行為意圖產生影響。自我概念包括個人的自我和社會的自我，社會的自我的研究可以和社會認同感相聯系，本研究從社會心理學中發展出的社會認同感這一概念出發，對社會認同感和消費者抵制心理之間關系做出探討。
2.理論考察
2.1消費者革新采用和抵制的現有研究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一部分來源于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理論》，所謂的創新擴散是指：“一項新事物透過特定管道，經過一段時間，傳播至社會體系成員當中的過程” （Rogers,1995），對于創新抵制，開始學者們都認為是消費者被強加創新時的反應（Osgood&Tannenbaum, 1955; Heider, 1958），隨后Gerald and Melanie Wallendorf等人在1983年提出創新抵制為“抗拒改變，是用于保持現狀，尤其是當感受到有壓力去改變現狀時”。接著Ram于1985年提出“創新抵制是一個連續性的，由正向抵制或者習慣性抵制，一直到采取主動抵制，在同年又提出“創新抵制乃是消費者對于因為創新所導致的改變所做出的一種自然性回應”。最后Ram在1987年提出了“創新抵制是消費者所提供的一種對于創新的抵制，可能因為創新所千萬的改變現狀，或者因為和信念結構互相沖突”，這一定義一直較廣泛的被研究創新抵制的學者所采用。
2.2 與國家形象相關的研究
國家形象是指商業人士和消費者對于某一個國家產品的印象、聲譽和刻板印象。Bilkey和Nes將國家形象定義為消費者對某個國家的總括印象所衍生出來的對于該國的產品的一般認知。Roth和Romeo則認為國家形象是指消費者基于他們對某國產品和營銷優勢和劣勢的知覺而對來自于該國產品的整體知覺。
2.3 社會認同感的相關理論
社會認同理論由Tajfel于1986年提出，后由Tunner加以完善，是群體關系研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它說明了個體所獲得的對所在的群體成員身份的認識，影響個體的社會知覺、社會態度以及社會行為。它還認為社會認同是一個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會影響到他們的社會態度和行為。Makus & Kitayama(1991)提出了“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我” （interdependent self）兩種不同的自我構念，分別用來解釋北美和東亞人的文化心理。所以像中國這樣的互依我意識比較強的國家，我們可以推測社會認同感也會隨之而強。
3.定性研究
由于現在大學生是智能手機消費的主導力量，本研究對安徽省合肥市的五所大學的學生進行了open-ended方式的面談。定性研究首先在2012年5月-6月1個月中進行了面談調查活動。在事先同面談者約定好的場所，對每一位參加此次調查活動的面談對象充分說明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之后，采用自由對話的方法，對與面談對象生活方式特性有關的人口統計學數據，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特點，經濟情況，成長背景，價值觀，對人關系，消費特點等情況，以及與智能手機消費活動有關的抵制動機，產品知識，產品情報取得方法，相關產品比較等相關內容進行了收集。之后為保證面談內容的準確性與全面性還進行了個別的補充面談調查。 定性研究的最終結果是根據對事前得到面談對象同意，在面談過程中獲取的面談錄音以及筆記資料的整理所取得的。通過對面談資料的整理，推斷出國家形象及社會認同感共同影響了大學生消費群體在智能手機消費過程的抵制意識決定過程。根據定性研究和理論部分的考察，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想：
前提1：國家形象對智能手機的抵制意圖起消極（-）的影響。
前提2：社會認同感對智能手機的抵制意圖起消極（-）的影響。
【關鍵詞】 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癥狀自評量表
Relationship between SSRS、TCSQ、SCL-9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Liu Yao, Zhang Yonglei, Qiao Yu, 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iyang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Guizhou 550002,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se the different level of SSRS、TCSQ、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at three Correlations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Every 100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SSRS、TCSQ throug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Results SCL-90 factor and SSRS scores of the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Han Nationality while TCSQ scores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m.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sex、sources、economy condition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irl students、rural students、bad economy conditions students.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e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ound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 words】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SRS; TCSQ; SCL-90
近幾年，國內外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逐步重視起來，對其影響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認識到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復雜而多樣的，除生物性因素如個體遺傳特征，以及生理特點所致的神經-內分泌變化直接影響外，國內外研究均表明社會心理因素與大學生心理健康之間有密切聯系[1,2]。應對方式、社會支持作為應激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內外不少學者從多個角度探討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關系，表明社會支持與應激事件引起的心身反應呈負相關，并建立了緩沖作用假說和獨立作用假說[3]。應對方式有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不同的應對方式會引發不等的應激反應水平[4]。良好的應對方式可以緩解工作壓力，增強適應能力，改善心身癥狀，應對不當則會加重壓力或增加新的壓力，加重應激反應[5]。而社會支持、應對方式作為心理應激的重要中介因素，也必將與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研究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社會支持、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取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貴州大學、貴陽醫學院、貴陽中醫學院、貴州師大、貴州民族學院、遵義醫學院、畢節學院、安順師專、銅仁師專、黔南師專等少數民族和漢族大學生做SCL-90自評量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應對方式量表的測試，獲少數民族大學生有效問卷978人，男生482人、女生496人；經濟狀況較好者368人、較差者610人；來自城市的學生233人、農村學生745人；一年級學生354人、二、三年級320人、四年級304人；年齡19.8±1.20歲。獲漢族大學生有效問卷964人，男生512人、女生452人；經濟較好者421人、較差者543人；城市學生396人、農村學生568人；年齡19.6±1.30歲。調查對象均為自愿參加活動，排除人格障礙及嚴重軀體疾病者。
1.2 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現場調查，測試前心理調查人員對協調人員進行培訓，在專業心理調查人員的指導下采用統一指導語，進行團體測試，要求學生獨立作答，完成后當場收回。分別將有效問卷輸入大學生心理健康測試軟件系統，計算其數據。
1.3 統計學方法 對以上數據進行檢查檢錯后輸入SPSS 11.0系統進行統計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正態檢驗、方差齊性檢驗、u檢驗等統計處理。
1.4 調查工具 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民族、年級、來自城市/農村、經濟情況、文/理。①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編制，共有90個條目，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偏執、精神病性等9個因子。量表采用5級評分(1分=無、2分=輕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嚴重)。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②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該量表共設10個條目，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個維度。③特質應對方式量表(TCSQ)分積極應對(PC)和消極應對(NC)量表分，用以評估個體在生活中對各種條件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應對策略。
2 結 果
2.1 少數民族大學生與漢族大學生比較 SCL-90得分除人際關系敏感、憂郁以外，其它各因子分均高于漢族學生(P＜0.05)，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者無顯著性差異。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總分有統計學意義(P＜0.01)，客觀支持無顯著性差異。見表1。不同性別間的比較：少數民族男生在敵對、恐懼、偏執、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總分上高于漢族男生，有統計學意義。少數民族女生除了人際關系敏感、積極應對、消極應對、客觀支持，其它均顯著高于漢族女生，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不同來源間的比較：少數民族城市學生在恐懼、支持利用度、總分上高于漢族城市學生，而在人際關系敏感、消極應對上卻低于漢族的城市學生。少數民族的農村學生除了人際關系敏感、積極應對、客觀支持以外，其它均高于漢族的農村學生。見表3。不同經濟條件間的比較：經濟狀況較好的少數民族學生在恐懼、消極應對、支持利用度高于經濟好的漢族學生，而在人際關系敏感、憂郁、焦慮、敵對上卻低于漢族學生，顯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在經濟狀況較差的兩者之間的比較客觀支持無顯著差異，除消極應對得分低于漢族經濟差的學生以外，其它各項得分均高于漢族學生，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
2.2 SCL-90各因子與消極應對呈正相關，與其它各項呈負相關。見表5。
3 討 論
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我們一系列的研究中發現，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國常模，在此次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少數民族大學生在與漢族大學生的比較中除了人際關系敏感、憂郁以外SCL-90各項得分均有顯著性差異，在主觀支持、利用度、支持總分上亦高于漢族學生，但在應對方式上無顯著性差異。這說明在與同樣大多來自本省的漢族學生相比，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仍低，而生活的單調似乎更能讓少數民族學生主觀上體驗到來自親戚、同學的支持，利用也比漢族學生好，這對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少數民族女生遠離熟悉的環境，來到一個充滿競爭、挫折、陌生的環境時，可能體驗到更多的內心不安、焦慮和軀體不適等，而少數民族男生與漢族學生相比差異就相對較小，而少數民族學生更多的利用社會支持，也許這是他們緩解壓力、有效利用的方法之一。同樣，來自農村的少數民族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也許這是無助、對現實的無奈壓抑于內心，而后轉化成各種癥狀表現出來所導致的，也許正是他們在消極應對上得分高的原因，他們的主觀支持、利用度、總分也要高于漢族的農村學生。同樣來自城市的少數民族和漢族學生比較時，只有恐懼、精神病性較漢族城市學生得分高，而人際關系敏感得分卻低于漢族城市學生，這就看出同樣來自城市的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差異不大，可能是由于他們之間的生活環境、教育條件上差別不大的原因。而在消極應對得分上漢族的城市學生得分更高，可能是少數民族學生體驗到的優勢更大、對問題解決更積極。然而，經濟條件上的好壞更反應在了心理健康水平上，少數民族經濟差的學生各項得分明顯較漢族學生高，但是在消極應對上的得分卻低。也許正是他們不怕困難、勇敢面對的態度才讓他們考上大學，以致這種態度延續至今。在經濟條件好的少數民族和漢族學生間的比較中，漢族學生有更多的項目得分較少數民族學生高，可能正如前面提到的經濟好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同其他少數民族學生的比較中可能體驗到更多的優越感，同時更依賴于他人，更多的采用消極的應對方式。在少數民族大學生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研究上和其他研究的結果基本一致，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積極應對呈負相關，與消極應對呈正相關?？傊?，少數民族大學女生、來自農村、經濟條件差的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更不樂觀，為此我們應該加強健康教育，增加來自學校、家庭、社會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各方面支持，提供好的學習、生活環境，從而提高貴州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素質。
4 參考文獻
［1］戴梅竟,王培,劉新軍,等.大學生健康危險因素分析.中國學校衛生,1995,16(4):281
［2］Takai A, Vemalsu M, Kaiya H, et al. Coping style to basic disorders among schizophrenics. Acta psychiater scand, 1990,82:289
［3］姜乾金主編.醫學心理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189
［4］Folkmans LR, Dunkel-schetter, et al.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cog-nitive appravisal, coping and encounter outcomes. T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1986,50(50):992-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