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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分級保護；西安秦腔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ity developmen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more and more small.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survival space also includes its development, heritage and performance space protection. Taking Xi'an Shanxi opera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as an example, presents th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space, realize non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space integrity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classification; Xi'an Shanxi opera
中圖分類號：J89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是構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的重要內容。[1]由于一切現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處在與自然、現實、歷史的互動中，不斷發生變化和創新，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空間應包含遺產生存、發展以及傳承的空間，對文化空間的保護就是對其存在、發展、傳承與表現空間的保護。秦腔是我國最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06年，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秦腔作為我國最古老的劇種之一，形成于秦，精進于漢，昌明于康，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廣播于清，經歷了復雜的衍變過程，其文化空間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與創新。本文通過分析目前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間，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的分級保護，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的保護，即實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保護、發展與傳承。
2 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間
2.1 秦腔與農貿集市
秦腔原本就是露天曠野土臺上、農貿集市上的環境產物。關中農村定期舉辦的農貿集市中，秦腔是廣大農民最喜愛的娛樂形式。有了秦腔，農民生活便有了樂趣，高興了，聽“快板”，痛苦了，聽“慢板”，也借此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的情感。集市上的小小的秦腔露天舞臺滿足了農民的精神需要，豐富了廣大農民的精神生活。
3.2 秦腔與紅白喪喜
陜西關中地區，一般年齡大的老人過世，家境好點的，都要請秦腔戲班子唱大戲，謂之“喜喪”。每當村里過紅白喪喜之事，或者是嬰兒滿月、老人作壽，是必然要包一臺秦腔的，“生的喜悅用秦腔迎接，而送葬也要以秦腔致哀”。[2]正如賈平凹所說，幾乎每個關中農民都是由秦腔迎到世間，又由秦腔送他們離開人間，秦腔已經成為他們人生的盛大典禮的象征。可見秦腔在關中人生命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人們借以秦腔表達喜怒哀樂的情懷的同時也從秦腔劇目所宣揚的“仁義理智信”中受到感染。
3.3 農村的自樂班
關中各個縣，甚至村里有共同愛好、喜愛秦腔的人形成的自己的一個業余的團體，在關中叫作自樂班。通常由一兩個人發起，慢慢形成一個小團體，是關中自娛自樂的一種重要形式。幾個人，不需要舞臺燈光，伴著幾件簡單的樂器便可演繹人間悲歡。秦腔在農村比較盛行，每個縣、每個村都有很多自樂班，
3.4城墻根下的自樂班
秦腔是平民化的戲曲，也是城墻根、街頭巷尾的戲曲，在西安的城墻根或是公園，有自發聚集形成的秦腔表演的活動圈子。會有幾個能拉板胡、會敲板鼓的人，湊在一起，敲打拉唱，于是搭起一個秦腔舞臺。圍觀的男女老少，此時兼有唱與觀的雙重身份，能唱的隨心去唱，不能唱的鼓掌助興。現在城墻根下的自樂班多了進城務工的農民，秦腔作為他們喜歡、熟悉的娛樂方式用于排遣內心的空虛、寂寞。城墻根下的自樂班是秦腔在城市中保護和傳承的文化空間。
3.5 陜西戲曲研究院的“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動
歷史上，秦腔曾經輝煌而持久地占有過中心城市的舞臺，近十幾年，卻更多的是在山鄉農村尋求生存空間，城市留給秦腔的空間越來越小。為了重新振興秦腔在城市中的地位，2007年10月，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演出活動，不斷創新，推出有關現實題材的秦腔劇目，提高演出質量的基礎上，堅持低票價面向觀眾，并且每場給農民工免費贈票，重新喚醒城市人民對秦腔的喜愛與關注。“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動，充分考慮西安人口整體收入水平，使秦腔在城市得以更廣泛的傳播和發展，為城市大眾的秦腔提供了展示舞臺和生存空間。
3.6 易俗社劇場
易俗社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室內新式劇場之一，原為清末民初修建的一座專供達官顯貴聽秦腔的室內劇場，被譽為“世界三大古老劇社之一”，先后被確為西安市、陜西省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保護秦腔這項日漸衰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幾年，對易俗社進行了修舊如舊的修繕工程。修繕后的劇場給人一種時空倒流的錯覺：青磚地面，實體八仙桌、欄桿、木椅、吊燈均古色古香;中國傳統的重花門、梁坊斗拱組合的傳統臺口，內部采用全套實木定制家具；身穿中國傳統服裝的服務人員懷舊、古樸、韻味十足，使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紀20年代的茶座劇場，回到了戲曲演出的極盛時代。在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趨勢中，為了讓秦腔適應時代的發展，易俗社劇場意在打造“生活化、娛樂化、城市化、年輕化”的“高端秦腔”，不僅滿足本地觀眾的需求，又可以對外展示秦腔的新形象。
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特定的文化空間的存在而存在，文化空間創造和保護的核心是營造文化群體對非物質文化的認同感和歷史感，因此，除了遺產“原生態”文化空間，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一切能賦予文化認同感和歷史感的空間均作為遺產的文化空間進行保護和發展。[3]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行政保護；民事保護
一、關于保護模式的實踐與爭論
國家對法律的建設一般有兩個作用：首先設定行為標準，其次是通過合法的程序和適當的措施對于違反法律的行為進行處罰。當前，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提供某種法律保護，但是由于法律保護模式的解讀多種多樣，所以導致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是采用哪種保護體系、利用何種保護的理念等等各個相關單位和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從國際國內已有的立法經驗和實踐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包括行政保護制度和民事保護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為了保證民間文化能夠更好的傳承，防止中途中斷或者被破壞，當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預手段對民間傳統文化的具體保護工作。比如對這些傳統的民間文化進行統計、記錄，確定這些民間傳統文化在歷史發展以及現在社會的價值體現，推動這些文化遺產繼續發揚光大，提高大眾的保護意識。而后者保護則對傳統的民間文化保護有了強有力的保證，在國家法律層面對傳統民間文化的創作者或傳承者所享有的民事權利，或者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者或傳承者創設一種特殊的民事權利。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1989年設定的《保護民間創造（民間傳統文化）建議案》中就強調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
在最近幾年，我國對于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模式上的討論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分歧點主要是對這些文化的保護是公權還是私權保護不統一。從理論上而言，行政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具有本質的區別，行政性立法主要是調整衡量政府機關與民間傳統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規定各個部門在對文物保護過程中的具體事項，而不涉及平等主體間就某一財產的歸屬、利用、轉讓等產生的權利。民事法律則是規定民間傳統文化的知識產權人的有關法律權利和義務等。兩種關系雖然對于保護對象是相同的，但是在保護的實質上是有很大差別。行政保護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對其的一種保護行為，比如對于傳統民間文化的調查、記錄、研究、傳承等，以及還為了讓以上具體的保護措施能夠真正的實施而提供的物資、技術保障等，本質就是一種行政保護；而民事保護則是提供民事方面的法律保護，是權利人的精神和物質權利的具體實現，主要是解決在對這些遺產的開發和盈利過程中一些問題。從實施效果來看，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保護能夠以國家強有力的執行力來推動，促進其得到傳承和弘揚，自下而上的民事性保護則能夠從根源上調動權利人的積極性，從而使其發展。對于兩種方式的保護，專家學者和政府所持的觀點不同，政府單位更多是想通過行政保護手段，由機關單位對這些民間文化遺產進行保護，而專家學者則主要是想通過法律的體系，提高人們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通過法律的約束讓人們對于文化遺產進行長久的利用和保護。部分專家還認為，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復雜特點，所以在保護過程中應該注重兩種保護模式的結合，既通過法律干預手段，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對各項有關知識文化的綜合保護過程中，知識產權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于通過知識產權制度的改變來解決單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應該大力采取公法和專項法制為一體的建設過程，采用多種保護措施相協調的法律制度對其進行保護。
二、民事與行政保護兼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決定了其保護方式的多樣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是民族特征的體現，它也是少數民族團體政治文化的表現，對其的保護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牽涉到各個方面的權益，所以我們在制定保護策略的時候要系統的、綜合的考慮各方面的影響因素，既要對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調查、整理、記錄，又要做到對它的繼承和發揚光大。所以在制定這方面的法律規章制度的時候，必須統籌兼顧，行政手段與民事制度一起進行。如果對這些遺產只是進行行政方面的保護，對文化遺產只是做調查、建檔、宣傳和弘揚方面的公力救濟方式，那么一是因為公共資源的力量薄弱，并且在分配過程中還要考慮多種因素的發生，對于實際的操作過程會較困難，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龐雜，這就對我們遺產的保護很難做到理想的目標；而且由于沒有任何的鼓勵措施，這就很難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保護遺產的自覺性，不能阻止人們濫用遺產獲取利益的情況出現，其遺產本身的權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如果國家只注重民事手段，而沒有行政手段的干預，則就會出現某些遺產因為開發晚或者受眾群體少等而不能走進人們的生活進而慢慢的消亡，也可能會出現人們只注重自己的利用而損害國家和長遠的利用，對于國家文化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壞。所以我們應該全方位的綜合考慮對這些遺產的保護制度的建立。
（二）國際社會已經發現單純適用一種手段的不足，并開始嘗試新渠道
根據調查分析，部分國家采取民事制度保護措施后，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他們在努力完善保護制度的確立，尋求一種更適合非物質文化的保護辦法。而對于倡導用行政手段保護文化遺產的國家也開始注重對民事權利的利用。這說明單純適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均有缺陷。1982年世界組織頒布的《保護民間文學藝術表達形式、防止不正當利用及其他侵害行為的國內法示范法條》一直被人們利用和學習，通過比對分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年來在保護民間傳統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兩個國際組織的工作重點各有不同。前者是對傳統文化遺產保護起了主導作用，從多個角度、全方位的考慮文化遺產層面出發，通過確認、保護、傳承、傳播等手段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后者則是強調對于這些遺產的保護不僅要看重文化價值，還要充分挖掘其他方面的價值，把它看作是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對象來看待，但是兩者的共同特點是它們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能夠更好的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會歷史長河中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主張培養人們對民間傳統文化的尊重，防止被濫用。
綜上，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任何單個的保護行為都不能很好的發揮其作用，民事保護的作用不能被行政保護給取代，行政保護也取代不了民事保護，兩者各有優點也有局限性，只有兩者統一的結合，才能對遺產保護起到最大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決定了其保護必須動用行政和民事兩種手段，在法律機制上應采取行政和民事制度并行的保護模式。二者同時寫在一部法律中，是最理想狀態。（作者單位：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L13CFX012”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韋之凌華 《傳統知識保護的若干基本思路》《知識產權文叢》第8卷
內容摘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既包括文化實體的保護,也應包括文化空間的保護。文化空間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與延續的文化“土壤”,強調對文化空間的保護,有利于非物質文化傳承的完整性。本文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劃分為核心區、緩沖區、試驗區,提出了相應的分級保護策略,以期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并更好地指導實際工作。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空間分級保護
2003年10月,第32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掀起了世界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與實踐。我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絢麗多姿、異彩紛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促進民族團結、保持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王文章,2006)。但是,隨著近些年來旅游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為了迎合旅游開發的需要而隨意濫用、過度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破壞性開發定會損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進而威脅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發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的保護應引起學者的重視,需要相關理論研究的跟進。
文化空間及其內涵
“文化空間”是當前學術研究中頻繁使用的重要關鍵詞之一。它主要來源于法國都市理論研究專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等人有關“空間”的理論,他認為空間是通過人類主體的有意識的活動而產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文化場所)是構成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的重要內容:“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或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以及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文化空間)。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鄭培凱,2006)”。在1998年10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5次大會上,將“文化空間”定義為“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strong concentration)”。“一個集中舉行流行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也可定義為一段通常定期舉行特定活動的時間。這一時間和自然空間是因空間中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根據我國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附件中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文化空間被定義為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場所,即定期舉行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
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是否應該包括文化空間,國內學者存在較大的分歧。張春麗、李星月(2007)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緣起及其內涵和外延作了仔細的闡述,并提出認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注重“非遺”評審及保護工作的可操作性,忽視了概念本身的精確性,認為將文化空間定義為“非遺”有些欠妥。齊愛民(2007)認為在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列舉的種類中并不包括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在我國2005年所頒布的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劃分為十大類,其中也不包括任何的物質實體,由此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中應當不包括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盡管具有非物質形態,但其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特定的文化“土壤”;離開一定文化空間片面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不全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作為其存在、發展、傳承與表現的空間,理應包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之列。
文化空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
文化空間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環境因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最核心的保護對象其實是人(包括傳承人),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靈魂,這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屬性決定的(田特平,2007)。人是非物質文化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又是最基本的載體和傳承者。離開對人的核心地位與中心作用的認識,就無法把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屬性和特點,也就無法正確理解和深刻把握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理論和有效途徑。如果傳統技藝的持有者沒有了原材料來源、消費者,表演類遺產沒有了觀眾,這樣的遺產也就無法再傳承下去。所以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過程中,人是核心但不是全部,我們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的整個文化生境。而文化空間就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發展的土壤。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空間里,才能最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
文化空間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創造了條件。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均源自于民間、存在于民間,并有其特定的文化淵源,這些文化淵源與所在的地方、環境有著內在的固有聯系。故遺產資產一旦脫離其本土環境,其真實性即可能受到損害(張博,2007)。對于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失去其文化空間只是降低了或者失去了凝結于該文化遺產中的文化歷史價值,并不影響其本身目前的存在;但對于那些具有活態性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如果失去了它們的文化空間,就會因此而失去他們賴以存在的土壤,即使可以通過現有的一些技術方式、手段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活態文化得到傳承,但其始終如《晏子春秋:雜下之十》中所說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也”。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劃分
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存在一些困境,主要體現在如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本土性、整體性、避免商業化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前人留下來的寶貴財富,它是伴隨著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而產生和發展的,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的生活水平都有較大的提高,現有的生產力狀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改變,要人們再回到或者生活在當時的生產力狀態之下,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再者,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寶貴的旅游資源,就目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開發研究的相關文獻來看,幾乎都提出以旅游開發的方式。旅游開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來講有利也有弊,開發措施不得當極有可能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帶來毀滅性打擊。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目的在于維系人類的文化基因、保持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守望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可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中,不能以經濟學是否賺錢的理念評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白玉寶,胡榮梅,2008)。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應控制在特定的文化空間內,以不危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發展為前提,因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進行分級保護很有必要。
自然保護區在空間上劃分為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并提出了分級保護的要求。自然保護區內保存完好的天然狀態的生態系統以及珍稀、瀕危動植物的集中分布地,應當劃為核心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進入;核心區可以劃定一定面積的緩沖區,只準進入從事科學研究觀測活動;緩沖區劃為實驗區,可以進入從事科學試驗、教學實習、參觀考察、旅游以及馴化、繁殖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等活動。借鑒這一理論,可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按照此類劃分成為保護的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見表1)。
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分級保護構想
文化空間的分級保護區中核心區和緩沖區是緊密連在一起,即在一些民間文化的發源地劃定一定的范圍作為緩沖區,而實驗區則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可選擇在緩沖區的,也可根據適當的情況自行變化。
文化空間的核心區――最原始的歷史回眸。核心區是當時的生活環境、歷史封存的一種保存和展示,盡量恢復到當時社會環境下的原樣,呈現各種文化最原始的起源。核心區里面不修建任何現代化的設施設備。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以及各自的特點,民俗、曲藝、傳統戲劇、民間音樂、民間文學這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環境氛圍的依賴性比較大,他們因環境而生,因環境而傳,因環境而變,因環境而衰,脫離了相關的環境就如無水之魚,保護和傳承的難度就會加大。這四種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比較適合采用核心區的保護方式。
文化空間的緩沖區――連接歷史的紐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主體,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和保護主體。前者就是我們所說的傳承人,諸如中醫技術的傳承、表演藝術的傳承、傳統工藝技術的傳承等等,主要靠他們來進行;后者,主要指處于狀態的那些社會群體,如各級政府、學術界、新聞媒體、社會團體以及商界人士,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的傳承主體不是政府、商界、學界以及各類新聞媒體,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間社會的文化遺產傳承人,他們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正主人(苑利,2007)。在文化空間的緩沖區,則主要是以培養傳承人和科學研究為主,建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區。一些學者的科學試驗、文化交流都可在里面進行,同時在里面修建大型的訓練館,試驗區的一些商業演出都在此訓練。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間美術、傳統手工技藝、雜技與競技、傳統醫藥這四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注重技藝的培養,對原生態的環境依托并不是很強,可在此區進行保護。在該區強調的是開放性保護,即對這種技藝感興趣的人都可以來進行相關的培訓。
文化空間的實驗區――現代與傳統的結合。在實驗區一般是以旅游開發為主,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核為依托,注入現代元素,一方面可興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題公園,將其打造成具有一定挑戰性,表演性和參與性強,休閑功能大,有助于游客思想境界、文化人格提升的休閑旅游產品。另一方面可開發修學系列的旅游產品。知識經濟時代,人們的文化訴求日益強烈,渴望親歷文化認知、文化實踐、文化創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自由發展。修學旅游寓教于游,游教結合,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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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環境各個因素在總體的綜合變化中,既顯他變量的性質,也呈自變量的性質,即每一因素的自身變化都是其他因素變化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成為其他因素繼續變化的原因(20)。通過以上對中國舞蹈民族特異性的各種舞蹈生態因素的分析,可以發現民族舞蹈與舞蹈生態環境的關系極其錯綜復雜,舞蹈的民族特異性是在多層次、多維度關系上被決定的,它是多重舞蹈生態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各民族對社會文化環境與自然環境適應的結果。各民族舞蹈因生態環境不同而不同,而同一類型、同一民族舞蹈差異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如在湘西劍川的少數民族中同一類型的“打歌”明顯地具有不同特點。彝族與傈僳族的“打歌”,腳上動作占的比重很大,只跳不歌,無固定旋律,曲調隨意性很大;劍川東山白族的“打歌”,載歌載舞,表現為詩、歌、舞三位一體,表演隊伍增加了一些縱行直排的穿插變化,加強了上身和雙手的動作。這是因為彝族與傈僳族生活居住在山區、半山區,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后,至今還保留著一定比重的狩獵、游牧生活,因而他們的“打歌”保存了更多的原始古樸風貌。白族主要居住在壩區,經濟文化相對先進,因而白族“打歌”中保留的原始風貌要少一些,變異的程度更大一些。再如苗族因居住的黔東南和黔西北的生態環境差異,導致蘆笙歌舞的不同。前者聚族而居,生活穩定,因而蘆笙歌舞多為歡樂、熱烈、穩健;后者分散居住在高寒山區,生活艱苦,蘆笙歌舞長于機巧,有一定壓抑感,舞蹈動作靈巧,并加入雜技表演,表現出艱苦斗爭中機敏堅韌的性格。
當然,隨著民族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吸收的力度加大,也會出現舞蹈民族特異性分化、組合、融合的現象。如云南普米族和納西族、白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漢族等兄弟民族相鄰或雜居相處,民族文化之間互相影響。“醒英磋”中的道具扁鈴、撥浪鼓等,明顯是受了藏傳佛教的影響。“仆瓦磋”中的作揖等動作,又透出漢族文化的影子。一個民族舞蹈與其它民族舞蹈的融合程度越高,它的外顯性標志(如舞蹈語言、表現形式等)就越弱。其實,一個民族舞蹈對變化的生態環境會積極應對、適應,會借用某些外來生態環境的因子,以實現對變化環境的適應,協調并維持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如居住于云南通海的蒙古族,其現有的生態環境與原有的生態環境迥異,雖然他們表演白族“霸王鞭”,演唱彝族“跳樂”的曲調,但是他們的服裝與頭飾則仍是蒙古族的,仍有自己獨特的習俗,其舞蹈在調適中仍不失民族本色。
民族舞蹈是活態的非物質文化財產,是民間創造的原生態藝術,是民族個性特征與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舞蹈民族特異性作為民族精神文化的永久性印記,牢牢地附著在舞蹈的各個層面。尊重舞蹈的民族特異性,就是尊重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本身。從民族舞蹈的多樣性來說,它的根基在于人類生存地域環境的多樣性,在于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包括實踐方式、認識方式、生活方式等)各自的特殊性,還在于各民族的情感、心理等的特殊性。只要這些多樣性、特殊性存在,舞蹈的多樣性就不會消失。多樣化的民族舞蹈不僅使世界舞壇避免成為單調的清一色,維護豐富多彩的狀態,而且能使世界舞壇充滿活力和生機。民族舞蹈多元化發展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必然,是舞蹈藝術走向共同繁榮的必由之路。“世界的體制與其說是創造全球范圍的大規模的同質文化,不如說是一種多樣性代替另一種多樣性;新的多樣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關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21)。每一種民族舞蹈都有其藝術價值、藝術特色,趨同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而成為乏味的舞動。如果不遏制民族舞蹈的趨同化傾向,就會使各民族原汁原味的、絢爛多彩的舞蹈蕩然無存。正如法國總統希拉克所言,“如果只有單一語言和單一文化,將會出現真正的(文化)生態災難”(22)。為避免和抵制民族舞蹈的趨同化現象,必須自覺發揚民族舞蹈的特異性優勢。
民族舞蹈之所以需要保護,因為民族舞蹈生態環境正在逐步脆弱化。從生態學角度說,脆弱的生態環境主要是由于人為作用的影響,若干重要的環境成分,如物種、土壤和水分、空氣質量等已經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人為的干擾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地球表面幾乎所有地域的生態環境,當生態環境退化超過現有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維持目前人類發展的限度時,就會產生多樣化減少乃至消失的生態災難。當前,民族舞蹈生態環境出現危機的征兆,如舞種日趨萎縮和消失,舞目銳減,顯要動作變形,傳承者減少,播布區的面積不斷縮小,民族舞蹈資源總量下降。“如果我們喪失了具有人性本真的原生態文化——根和源,猶如喪失了我們的‘精神植被’”(23)。培植舞蹈民族特異性的生態環境的脆弱化、生存土壤的惡化,不啻給民族舞蹈生存敲響警鐘。若再不改變這種生態環境,民族舞蹈之花就會凋零、失落直至消亡。
宏觀的舞蹈生態環境逐漸全球化,外來的“新、洋、美”強勢舞蹈“物種”沖擊著本土的“土、舊、丑”弱勢民族舞蹈“物種”。西方文化對我們民族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審美情趣和信仰取向等造成的巨大沖擊,正在消解民族文化抵御力,破壞民族舞蹈生態環境中的精神和文化植被。當然,全球化對民族舞蹈的效應并非只是消極、反面的,它也有積極影響的一面。全球化使民族舞蹈增加了開放、交流的機會,對舞蹈的民族特異性的傳播十分有益。在交流中,人們會加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觀念的理性認識,從而提高對民族舞蹈的獨特價值的肯定,加大對民族舞蹈的保護力度。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舞蹈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3-0153-01
民間舞蹈是民間廣大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蘊含著勞動人民的精神，反映了民間生活實質，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興起，給民間舞蹈文化傳承帶來了一定的機遇，但當前我國民間舞蹈文化傳承仍面臨著一些問題。基于此，本文簡要研究了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的民間舞蹈文化傳承。
一、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現代價值
首先，民間舞蹈文化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體現了我國的民族精神。例如蒙古族人民生活在廣袤無垠的大草原上，這就形成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人民性格爽朗，胸懷寬大，這種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其民族舞蹈中體現了林淋漓盡致，蒙古舞舞姿大氣、奔放，體現了蒙古族人民對于雄鷹和駿馬的崇拜，體現了對大自然和大草原的獨特情懷；第二，民間舞蹈的傳承有利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民間舞蹈是在無數年歷史中的一種文化沉淀，其體現了民間人民生活的本質，這對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對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一些民間舞蹈對于審美特性和宗教習俗的研究都有著重要意義。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機遇和挑戰
（一）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機遇。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興起提升了人民對于民族舞蹈的保護意識，提升了人們對于民族舞蹈文化傳承的重視程度，這對民間舞蹈文化的傳承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其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許多民間舞蹈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這就將我國的民間舞蹈推向了社會大眾，推向了世界，地方政府也加強了重視，積極打造地方民族舞蹈文化品牌，以此為吸引力帶動了旅游業的發展，將民族舞蹈進一步的展現給了世界各族人民，這對于我國民族舞蹈文化的傳承也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挑戰。首先，全世界都在積極倡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一些政府雖然加強了對民間舞蹈文化傳傳承的重視，但并沒有意識到民族文化舞蹈的現實價值，大多都是重申報而輕管理，許多民間舞蹈“申遺”成功后得不到有效的跟進管理，這就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間舞蹈文化的傳承；第二，有些旅游開發單位大肆宣傳文化旅游；第三，當前我國還未將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納入發展規劃中，這就使得民間舞蹈文化的相關保護制度建立不完善，制約了民間舞蹈文化的傳承。
（三）機遇與挑戰下的思考。在非物質遺產保護語境下，我國民間舞蹈的傳承并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民間舞蹈的文化的傳承形勢仍舊不容樂觀，雖然非物質遺產保護給民間舞蹈傳承帶來了新的動力，但也需要我們規范的管理，只有這樣才能夠發揮非物質遺產保護對于民間舞蹈傳承的積極促進作用。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民間舞蹈文化傳承的對策
（一）健全保護制度。首先，應當加強對民間舞蹈的普查，我國幅員遼闊，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有著許多民族，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傳承，民族舞蹈博大精深，因此應當加強對民間舞蹈的普查，尤其對一些傳承出現斷層、瀕臨絕跡的民間舞蹈要進行細致的調查，不僅要考察民間舞蹈的本體，還要注重其文化內涵，盡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描述民間舞蹈的形態和特征，以此來提升對民間舞蹈的原生態認識，為民間舞蹈的傳承打下基礎；第二，應當規范民間舞蹈保護制度，積極建立保護人員隊伍，民間舞蹈的傳承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工程，需要有專業素養和文化素質的人員來參與傳承，需要建立完善的保護制度來保障傳承的有效性，例如可以建立民間舞蹈傳承人的保護制度，加強對民間舞蹈傳承人的保護，避免民間舞蹈文化散落、消失在民間。
（二）與旅游業相結合，提升對民間舞蹈文化的保護意識。以桂林旅游為例，其將《印象劉三姐》融入旅游中，不僅帶動了旅游經濟的發展，同時加深了人們對《印象劉三姐》這一民間舞蹈的了解，促進了民間舞蹈文化的傳承。
（三）加強對民間舞蹈藝人的保護。應當加強對民間舞蹈藝人的保護，積極為其開設民間舞蹈培訓課程，對一些特色鮮明的民族舞蹈據點建立文化生態園，以此來保證民家舞蹈文化能夠有效的傳承下去。
四、結論
綜上所述，民間舞蹈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其體現了民族精神，反映了人民生活本質。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我國民族舞蹈文化的傳承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們應當抓住機遇，采取有效對策來解決當前民間舞蹈文化傳承中出現的問題，實現民間舞蹈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促進我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參考文獻：
聶堅（1992-），男，漢族，云南人，現就讀于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主要研究方向：公共關系。
摘要：彝族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之一，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民族文化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全球化現代化下涼山彝族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傳統的民族文化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沖擊。本文基于對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四合鄉的調查研究，以文化空間為切入點，以彝族傳統節日為例，探究現代化經濟與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節日的保護與傳承思路。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民族節日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彝族的傳統節日文化是其“活”的文化體現之一，它體現了獨特的民族個性和審美習慣，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但同時“活”的文化也是彝族傳統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彝族傳統節日的保護與傳承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之提供了保護和傳承的新思路和新契機。
2、文化空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文化空間為“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是一個集中舉行流行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文化空間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個動詞，它生產出了諸如象征、符號、價值觀、敘事行為、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之類的要素，同時為這些要素之間發生各種關系而提供場所、條件和背景，也為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彝族傳統節日是彝族人民數千年的集體記憶，它承載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性格，具有鮮明的代表性。
3、涼山四合鄉彝族
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四合鄉地處涼山州府所在地西昌市城郊結合部，是一個典型的彝族聚居鄉。四合鄉具有三大研究優勢：一是彝族文化優勢，鄉內匯集了涼山四大方言的彝族人民，具有豐富多彩的彝族文化底蘊和彝族風情；二是區位優勢，位于城郊結合部，交通、通訊十分便利；三是村民商品意識強，大多數村民都利用農閑時間進城做生意，因此四合鄉適宜發展生態農業、特色旅游業和綠色畜牧業。因為地處城郊所以受商業化信息化的影響較大，民族文化的沖擊更明顯，所以選擇其為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彝族傳統的節日有火把節、 彝族年、密枝節、跳宮節、歲時年節等。
二、研究現狀和方法
縱觀整個學術研究，彝族文化的學科建設已經基本形成了，彝族的語言、文字、民族風俗、宗教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研究成果。彝族傳統節日作為一種民族記憶，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特殊歷史，作為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很大的研究意義。
以涼山彝族為例，從微觀的角度主要研究宗教節日文化，以社會學、文化學、管理學、民族學等相關理論為依托，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為主線。
三、文化空間下彝族宗教節日的探析
1. 涼山彝族傳統節日及問題——以火把節為例
彝族是一個崇尚火的民族，保留著最古樸、最濃烈也最獨特的文化傳統，祭火神是彝族宗教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火把節是涼山彝族一年一度傳統的重大祭祀性節日，其根源是火崇拜。1994年，涼山州州委、州政府立足于將涼山彝族火文化推向世界，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涼山彝族國際火把節，并確定每三年舉辦一屆，從而賦予了涼山彝族火把節新的內涵和時代與國際特征，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和客商，使火把節成為宣傳展示涼山的最好載體，對涼山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這一舉措的實施，作為城郊結合部的四合鄉必然被納入這一決策。州政府將其定為火把節的一個分會場，在其舉辦各種娛樂活動，如：摔跤、斗牛、賽馬及畢摩絕技表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火把節最初只是通過打火把的形式來驅蟲辟邪、期盼豐收，隨著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這種習俗逐漸演變成今天的民間節日。
在商業化和政府的參與下，火把節文化不斷擴散，被世界所知曉。但是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1）商業化的運作與現實的農業生產之間的沖突；彝族是一個傳統農業型經濟的民族，農業生產是其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化的進入使農業經濟逐漸被商業利益所擊敗，越來越多的彝族為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棄農田而奔商業，使傳統的農業經濟收到威脅，逐漸失去了承載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
（2）原始宗教地位的衰落與危機；畢摩是彝族宗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彝族社會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商業化的操作下神圣的畢摩開始走向經濟的舞臺，舌舔燒紅的鐵塊、口噴火焰、赤腳走火炭等節目被搬上舞臺供人們欣賞，滿足現代觀眾的獵奇感和刺激感，這樣的運作使原始神圣的畢摩受到嚴重的威脅。
（3）文化保護主體的文化自覺性減弱；素質教育的普及和市場經濟巨大經濟利益的吸引使文化的保護主體——人對于本民族文化的堅定信仰逐漸減弱，文化保護主體的文化自覺性受到沖擊和威脅；
2. 意見和措施
（1）在文化再生產過程中尋求文化空間的平衡點，經濟化全球化的強大力量無法抗拒，社會化的滲透勢不可擋。順勢而行，在經濟化全球化的視角下保留傳統的最精髓，利用其力量保留傳統精華，祛其文化糟粕。通過政府進行積極引導，利用文化再生產對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日文化空間進行保護和傳承；
（2）眾所周知，畢摩宗教文化是與相對落后的生產力相聯系的產物，畢摩文化雖然具有眾多的巫術或落后的成分，但它卻始終圍繞“人”的幸福、安康這個主題，施以相應的救贖救治，其遠古歷史文化的講演也好，鬼怪神靈形象的塑造也好，人死歸宗的觀念演繹也罷，都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圖式”的展現，其間也包含著復雜而深邃的倫理規范。所以，城市化、全球化雖然在經濟社會打發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作為一種古老的信仰宗教，它凝結了一個少數民族的智慧與創造，它具有豐富的文學價值、醫學價值、天文歷法價值、宗教價值、哲學價值、語言價值等眾多寶貴的價值，我們應該對它進行保護，將其優秀性傳承下去，為我們現代科學技術所用，也為我們心靈滌蕩所用。
（3）人是一定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中的人，一旦與周圍的環境結成了密切的關系，便在這種環境中創造出相應的文化，給自然社會打上自己的烙印。居住的自然環境的改變也使彝族的生存狀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相當多的彝族少年兒童從田野走進學堂接受現代文明教育，對原始彝族固有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了沖擊，弱化了傳統的作用。于此應對社會的主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進行適當的引導使其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4）彝族傳統節日是節日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擁有古老而神秘的色彩，寄托了人們的希望，延續著節日的生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樹立文化保護的意志，發揮社會各種力量的作用，使傳統的文化不致流失、淡化和雷同，對于豐富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具有深遠的意義。（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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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村文化建設的核心力量，農民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孕育了豐厚的民族文化，即非物質文化。農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地，民間文化以最傳統的方式保留在農村，積淀深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新農村建設的文化基礎。
一、新農村呼喚新型的農村文化：與農民“零距離”，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基礎
農民是農村的核心，是新型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農民在不斷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渴望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現有的文化資源和當地的民間傳統文化結合起來，讓農村文化與農民“零距離”，建立一種適合農民的新型農村文化。這種文化理念需要對內在的文化挖掘、保護、傳承和發揚，對外來的文化有效整合、合理利用，要讓深奧的理論簡明化，傳統的文化大眾化、普及化，用通俗易懂、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和傳播方式來表達，這就是新型的農村文化。
1.發展中的新農村呼喚新型的農村文化
在農村，人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其生活方式也在不斷變化，而其原有的生產、生活習俗也在悄然變化，特別是大集體（生產隊）活動減少了、社會活動（民間民俗活動）的次數、區域和覆蓋面也相對減少，人們的民俗文化意識也隨之發生改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文化藝術的欣賞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對文化的思想、情感、格調需求也要發生變化，原始的農村文化開始與現代人的情感需求不相適應，發展中的農村呼喚新型的農村文化。
2.創建農民“口味”的農村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
新型的農村文化應產生于農村，流傳于民間，與民間生活要相適應。在各民族長期聚居區，特別是各民族農村聚居地有人們通過幾百年積累下來的文化產物，這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寶貴財富，是農村人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珍貴遺產，我們應當沿襲和發展、保護和傳承。
在被稱為“戰鼓之鄉”的正定縣，流行于東、西楊莊的常山戰鼓因其慷慨激昂的氣勢、靈活多變的隊式，弘揚了優秀民族文化藝術，充分展示了戰鼓之鄉的風采，常山戰鼓成長為正定縣獨具特色的文化產業，而其他村街等不同區域的戰鼓，其鼓點和節奏又略有不同，可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可見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風俗。正因為民族、地域的不同，才形成了豐富多彩、風情各異的民間文化藝術。新農村文化建設要彰顯區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優勢構建和發展特色鮮明的符合農民“口味”的農村文化。
二、新農村文化建設不嫌棄“土”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傳統文化揚名正身
1.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對新農村文化建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文化建設卻相對滯后，已經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精神需要。在廣大農村部分人法律意識淡薄，競爭意識不濃，缺乏發展意識，文明、健康意識不強，具有一些傳統陋習，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新風尚、建設鄉風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人們甚至錯誤地將經濟的落后與本地的“土”文化等同起來，由此產生自卑心理、崇外思想，甚至否定了鄉土傳統文化，祖祖輩輩辛苦勞作的文化大餐卻被喪失在愚昧落后的文化思想中。其主要原因是傳統優秀文化的流失、政府投入不足、管理機制不暢、農民自身文化素質較低和文化發展失去載體。為此，針對新農村建設文化滯后問題必須從多方面切實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促進新農村建設的良性發展。
新農村文化建設不是否定傳統、完全創新，切莫一概而論，要因地制宜，新農村文化建設不要嫌棄優秀傳統的“土”文化，優秀傳統文化是母體文化，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對特定文化的傳承、維護和弘揚是新農村全民利益所在，也是維系新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2.民間傳統文化并不“土”，政府與農民“零距離”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民族傳統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性，早已得到黨和國家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2004年以來，我國先后已制訂《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從法制上為傳統文化揚名正身，民間傳統文化并不“土”，是真正農民“口味”的文化，是促進農村和諧發展的優秀文化，得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可。
在正定這個物華天寶、美麗富饒的民族聚居區，廣大勞動人民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分布在全縣各鄉村的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戰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土”文化。
可喜的是，正定縣委、縣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門在正定“土”文化的挖掘、保護、傳承、開發等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細致的工作。從2006年開始，就采取得力措施對民族民間文化進行了保護。首先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導小組并由文體局負責對此項工作具體實施，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對全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大量細致周密卓有成效的發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堅持四不漏、調查摸底、逐級排查、研究上報，更好地繼承和發展民間優秀的傳統文化。對民間藝人辦培訓班，“帶徒傳藝”和“學藝有成”，創“非遺傳習所”者給予獎勵，鼓勵保護和傳承各種優秀的民風民俗尤其是優秀的民族民間藝術，還將常山戰鼓納入到正定首家民辦學校弘文學校的教學課堂之中，并計劃推廣到全縣中小學教學。
正定常山戰鼓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后，參加了眾多公益性演出。近年來，受北京2008城市奧運文化活動協調小組邀請，參加了中華世紀壇文化廣場表演、天安門廣場表演、昌平永安文化廣場演出以及在西柏坡舉行的奧運火炬石家莊站傳遞等活動，共計500余人、200余家庭參加了常山戰鼓的全國比賽和商業性演出200多場。從2004年正定縣第一屆民間文化藝術節至2009年舉辦第六屆鼓王爭霸賽和民間文化藝術節為止，舉辦各級各類民間藝術演藝活動達幾百次，鼓手們用雄渾奔放的表演和極具震撼力的鼓聲敲出了太平盛世的時代強音，敲出了正定兒女頑強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展現了燕趙鼓樂文化的磅礴氣勢。縣委縣政府也曾多次表彰優秀的民間文化傳承人。2010年初，再次決定在全縣范圍內開展評選100個農村文藝家庭戶，100個民間藝術帶頭人的文化“雙百”評選活動，由政府為正定“土”文化傳承人評“職稱”，為傳承人揚名正身，與農民文化人“零距離”，可謂是正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一大盛事。
3.民間傳統文化和文化人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的啟動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已逐步建立，相關的保護法律、法規制度與措施正在實施。傳統民間文化得到國家政府的保護，為豐富的民間傳統文化和文化人建立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為新農村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這是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2008年6月份正定縣兩項非遺項目正定縣常山戰鼓、正定新城鋪高照（中幡）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4項即正定竹馬、正定宋記碗、真定府馬家鹵雞、正定臘會；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9項包括元雜劇、趙氏剪紙藝術、劉家鹵雞制作等。目前，石家莊市國家級非遺項目8項中正定縣占2項；省級31項中占4項；市級49項中占9項，正定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2008年底正定縣被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常山戰鼓）”、這是繼“全國文化先進縣”之后獲得的又一殊榮。
截止目前，搜集整理了正定縣非遺普查線索386項，立項資源360項，包括民間文學54項、傳統音樂21項、傳統舞蹈32項、傳統技藝66項、傳統美術16項、傳統戲劇29項、曲藝5項、生產商貿習俗5項、消費習俗5項、人生禮俗28項、歲時節令8項、傳統體育15項、傳統醫藥3項、民間信俗64項、民間知識9項涵蓋了15個門類，極大地豐富了全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正定縣已被命名的縣級以上優秀傳承人40名，其中省級傳承人5名、市級優秀傳承人4名。縣政府分兩批公布了“正定龍獅道具制作”等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55項。
弘揚民間傳統文化進入法制化軌道，以民間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傳統文化傳承人為骨干，全面建設新農村傳統文化，這對保護、傳承、發展地方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和開展新農村新型農村文化建設有著積極推動作用。
三、打造新農村傳統文化品牌：星級農村傳統文化建設，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
我國的民間傳統文化資源豐富，遍布村村寨寨，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源泉，新農村文化的發展必須以此為依托，大力弘揚先進文化，全面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近幾年來，新農村文化建設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涌現出一大批優秀農村文化品牌。農村民間傳統文化取得了可喜的發展場面，為新農村文化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
1.以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促進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和諧發展
農村地區有其特殊性，農民的思想意識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目前，農村中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意識、價值取向趨于多元化，因此，必須弘揚與人們聯系緊密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在滿足人們多層次、多樣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時，使先進文化得到發展，低俗文化得到根治。而文化事業的發展僅靠當地政府和個人是不夠的，應拓展文化開發渠道，推進農村集體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以村和組為依托，開展自己的公益性傳統文化活動，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文化事業的發展，地方政府也應重視公益性傳統文化事業建設，為新農村建設提供精神糧食。同時要堅持繼承與發展、實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構建農村和諧文化，以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新文化的需要。
正定近幾年來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重視優秀傳統文化，舉辦或參加民間傳統文化藝術比賽, 著力打造新農村傳統文化品牌。一是鼓王爭霸賽，通過比賽，在全縣選出“戰鼓王和“優秀戰鼓手”。2004年在正定鎮舉辦了首屆鼓王爭霸賽。來自全縣農村共50支代表隊2000多人參加了比賽。通過這次大賽把正定的戰鼓正式搬上了新農村群眾文化的舞臺。二是舉辦每年一次的民間文化藝術節，展示各級各類民間藝術，表彰優秀的民間文化傳承人。三是開展評選農村文藝家庭戶，民間藝術帶頭人活動，由政府為正定文化傳承人揚名正身，分別頒發“帶徒傳藝獎”“學藝有成獎”“優秀非遺傳習帶頭人“等獎項。
2.組織有規律性的新農村傳統文化節慶活動，實現城鄉文化一體化
加強科學研究，合理制定城鄉文化統籌發展的規劃，形成以集鎮為中介的城市文化輻射區，不斷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推動城鄉文化均衡發展。同時要加強城鄉互動，開展各種“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或者借助經濟活動弘揚傳統民間文化的活動，推進農村集體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達到城市經濟拉動農村文化發展的目的。
政府牽頭，組織有規律性的新農村傳統文化節慶活動，促進新農村民間文藝隊伍的狀大和民族民間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新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近些年來，正定縣堅持每年舉辦全縣農村文藝匯演、全縣中小學生文藝匯演、歌手大獎賽、全縣書畫美術大賽等各種文化賽事，連續舉辦了7屆民間文化節，每年有40余支優秀民間花會、文藝表演隊伍參加，節目薈萃國家、省、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受到了廣大市民廣泛贊譽。尤其是“2010年元宵節河北省花會踩街啟動儀式暨正定縣第六屆民間藝術節”，由河北省文化廳、石家莊市政府、正定縣政府主辦，在正定國際小商品市場廣場隆重舉行。此屆藝術節以展現燕趙文化為依托，集萃了一批具有地道燕趙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除正定傳統的民間花會表演之外，還特別邀請了河北滄州舞獅、昌黎地秧歌、保定寸蹺、曲陽擎閣、吳橋雜技獨輪車表演等共15支優秀民間花會、文藝表演隊伍進行集中展演，內容豐富多樣、節目精彩紛呈，充分展示了河北省民間藝術靚麗風采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博得群眾陣陣喝彩。通過這些群眾性傳統文化活動，不僅大大豐富了新農村廣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3.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和教育事業，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帶動新農村主導文化的發展
一方面，在農村通過各種渠道廣泛宣傳推廣民間文化。
正定縣多途徑宣傳推廣民族民間文化，帶動新農村主導文化的發展。一是舉辦全縣性大規模的農村民間藝術展示活動。在每年的春節期間，全縣各個鄉鎮村街上千名民間藝人，演出了《常山戰鼓》《中幡》《二鬼摔跤》《車子旱船》《特色秧歌》等優秀民間藝術節目，將正定的優秀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做了一次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展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二是組織新農村民間文藝隊伍參賽，常山戰鼓等優秀民間藝術在各種全國性大賽中多次獲獎。常山戰鼓于2010年3月參加了第五屆石家莊市鼓王爭霸賽暨中國北方鼓樂展示大會，被中國群文學會授予“金鼓王”稱號。三是組織大型民間文化宣傳推廣活動。近幾年縣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辦了大型正定優秀傳統文化宣傳活動，以此宣傳和推廣正定的新農村民族民間文化建設。在2009年迎國慶60華誕群眾文化系列展演活動中，縣政府在全縣舉辦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2010年5月12日至18日赴上海參加了上海世博會河北演出周活動獲得成功，為正定爭得榮譽。2010年6月12日，正定縣組織舉辦了主題為“非遺保護，人人參與”的第五個“文化遺產日”宣傳活動，營造人人了解、人人關注、人人保護“非遺”的社會氛圍。四是利用現代媒體保護傳承民間文化。2007年初開始，我縣通過縣電視臺、政府網站、正定風采報等現代媒體開辟“正定故事”和“村名故事”、“正定文化”等專題欄目，定期向廣大市民講正定的民間故事、村名由來等傳統文化。這些舉措開辟了正定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廣闊天地，新農村的農民文化藝人登上舞臺,講農民自己的故事，符合農民“口味”的新農村文化穩步發展,農村優秀傳統文化也得到了保護和傳承。五是推動民間文化精品生產。重點打造常山戰鼓、元雜劇《墻頭馬上》、柏棠竹馬、三角村高蹺、新城鋪高照（中幡）、趙向榮剪紙等民間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文化遺產日”，組織開展文化遺產保護系列宣傳展示活動，建設民間文化藝術展館（廳），對民間藝術表演隊重新整合、編排、包裝，提升其民間文化品牌，對民間文化特色村、民間文化工作者、民間藝人建立檔案，頒發證書。
另一方面，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把傳統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九年義務教育中應開設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鄉土教材課。
民族文化進校園，民間藝人上講臺，是正定民族文化傳承、發展的一個特色。如正定教育部門聘請常山戰鼓民間藝人進入校園開展教學，培訓在校學生常山戰鼓專業知識，組織實地教育教學。常山戰鼓傳承人被聘請組織弘文中學學生戰鼓隊，通過教學使弘文中學2000多學生都能進行一般戰鼓演示，弘文中學戰鼓隊參加了國家、省、市戰鼓表演和比賽。
這些行動弘揚了新農村民族民間文化藝術，改變了正定民間傳統文化傳承后繼乏人的局面，同時促進了正定新農村民族文化的新發展。
四、新農村新氣象：傳統文化產業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體現與轉換
1.新農村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展：保護應是開放式的，不是封閉式的
通過民間傳統文化濃郁的民間特色和鮮明的地方風格裝扮多彩的新農村，我們要讓凝聚著祖輩們幾百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永不停滯地流傳就必須保護優秀的民族文化，優秀的民間傳統文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文物，保護不是放到博物館,它是活態的，應該放在民間。但保護它不等于“原封不動”，不是讓它停留在原始的階段而不發展，繼承與發展并存，保存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民族風格一定要原汁原味，但民間傳統文化的技法、曲段、語言、格調等是可以發展的。多年來，民間藝人、文藝文化工作者為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力求為新農村傳統文化尋找一條可發展之路，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2.民族文化遺產是發展新農村文化產業的寶貴資源：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體現與轉換
新農村建設把節日民俗文化活動作為新農村文化的重要內容來廣泛開展，作為傳統民族民間藝術展示和傳承的載體，顯示農村傳統文化的恒久魅力，并從傳統的區域文化傳播，追求到省外、國外展示。每到傳統節日，新農村的農民擊打戰鼓、舞龍舞獅、踩高蹺、蕩旱船、講故事、演戲調曲等，這些活動必將成為新農村農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將對城鄉文化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
近幾年來，國家重視新農村民間傳統文化建設，農村民間傳統文化的發展蒸蒸日上，各地區在打造傳統文化品牌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大批傳統文化產業。傳統文化產業是文化遺產的價值體現，在中國是一個新興產業。
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把具有民間特色的農村民間文藝、手工藝、民間習俗、餐飲等都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正定縣是一個地處平原的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文化名縣，早就認識到民族文化遺產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寶貴資源，正定利用本土文化資源，在影視演藝業、文化旅游業、餐飲業等方面有成功的嘗試，為我縣非遺項目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既發展了文化產業又促進了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如正定東、西楊莊常山戰鼓傳承人和新城鋪高照傳承人已在當地辦起了培訓班，創建了“非遺傳習所”，帶動周邊多個村莊的村民參加到此項活動中，共計500余人200余家庭參加了常山戰鼓的全國比賽和商業性演出年達100多場，人均年創收5000余元，常山戰鼓成為當地農民在傳統的種養業之外的又一致富途徑，作為正定獨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對提高非遺項目的知名度，推動產業經濟的發展壯大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正定的文化產業雖然剛剛起步，但已經有了良好的勢頭，一方面促使了新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
關鍵詞：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考古發掘現場；分析體系
中圖分類號：K85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1-0051-05
1 前言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20世紀70年代產生于美國，主要承擔中小型博物館及發掘現場的文物測繪、保護、修復和運輸工作；隨后，加拿大推出了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計劃，推動了博物館和考古發掘現場保護研究工作的進步；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亞等國也建立了本國的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解決了考古發掘現場測繪和文物保護等相關問題，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的發展。近年來，歐盟推動的“Eu-ARTECH”計劃，通過在歐盟下屬機構設置和運行各種分析調查設備，致力于改善歐洲藝術品研究和保護中的相關設備的使用。該項目的主要目標是將盡可能多的文化遺產研究設備引導到同一個領域，使歐洲的使用者能方便地使用高性能設備，利用歐洲各國現有的先進儀器設備，為歐盟各國的文物保護項目提供技術服務。歐盟移動實驗室（MOLAB）搭載的便攜儀器包括中紅外光纖光譜儀、μ-拉曼光譜儀、紫外-可見熒光光纖光譜儀、可見-近紅外光纖光譜儀、X射線熒光光度計、EUREKA-Mouse核磁共振儀、反射式紅外掃描成像光譜儀、激光μ-光柵投影三維輪廓測量系統、紫外熒光成像系統和鉆孔電阻測量系統等。針對不同的調查對象，將便攜設備有選擇地搭載在移動實驗車中，完成現場的分析和監測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歐洲文物保護技術的發展和進步[1-6]。
基于國外對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的研究探索，結合當前我國田野考古的需求，2006年10月，敦煌研究院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共同申報了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文物出土現場移動保護實驗室研發”，經過三年時間，研發出集成多種便攜設備、實現多種功能組合、基本可以滿足考古發掘現場信息提取和保護需求的車載平臺，并進行了相關的現場應用研究，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國首個針對考古發掘現場研究和保護的移動實驗室。在此基礎上，以敦煌研究院為主體，聯合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機構的研究團隊繼續開展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應用支撐研究，通過對我國山東、山西、陜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處考古發掘現場的技術支撐和示范研究，不斷優化和完善移動實驗室相關技術單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動實驗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從技術和應用層面上實現了針對考古發掘現場的五個單元技術體系的構建，即發掘現場空間信息提取技術、發掘現場環境動態監測技術、文物出土狀況和評估調查分析技術、發掘現場脆弱質文物和遺跡現場提取與保護技術、考古預探測技術。應用研究證明，基于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技術體系和應用方法，對解決我國田野考古發掘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提升考古發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護研究、揭示相關考古學問題等方面有較好的技術支撐作用。
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技術是移動實驗室整個技術體系中重要的技術單元，涉及了多種分析方法的應用，本文就該單元分析體系的構建進行詳細的闡述。
2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
分析體系研究的主要內容
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長期處于封閉的埋藏環境中，在一定的時期內，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文物處在一種腐蝕和劣化的過程中，腐蝕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環境的不同存在較大差異。在較長的時間范圍內，埋藏環境逐步穩定，導致文物腐蝕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應速度緩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與引起腐蝕及劣化的因素處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埋藏環境的驟變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對的平衡狀態，由此造成許多文物不可逆轉的損失。由于文物出土時的狀態最接近埋藏中的狀態，這一時刻也是新環境下劣化的初始階段，時效性較強的分析調查對于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至關重要，移動實驗室現場的實時分析體系可以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長期以來，出土文物的保護研究工作多數是在文物出土很長時間后在文物庫房或實驗室進行的，這種習慣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時機，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體和埋藏環境之間的聯系。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的出土文物現狀和評估技術結合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護研究的客觀規律，將文物埋藏環境研究和文物本體現狀、病害調查方法研究作為本技術單元的研究方向，通過兩個方面的調查分析結果綜合評價文物的保存狀況和病害成因[7]。
埋藏環境的現場分析包括：針對文化層土壤的分析，確定主要調查指標為土壤的含水率、酸堿度、可溶鹽含量以及粒度；發掘過程中如存在水，對其酸堿度和可溶鹽進行分析；空氣及埋藏環境中微生物的培養和初步鑒定。埋藏環境的調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體，均采用現場取樣、即時分析的方式進行。
針對文物本體現狀和病害的調查分析涵蓋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體的組成結構和探傷，采用的分析手段為顯微分析、X熒光分析、各種光譜分析以及X光探傷調查。常規情況下均采用無損的分析方法，根據實際情況在發掘現場或移動實驗室內開展相關調查和分析。
出土文物現狀和病害評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多數相關分析緊密圍繞考古現場即時進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對于一些復雜問題和特殊需求，如有機質分析、年代測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響文物本體、對分析的時效性要求不高、能夠獲得分析樣品的情況下，可在專業實驗室進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為考古發掘提供技術支撐。
3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
分析體系的構建
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文物病害分析體系構建為兩個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環境相關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樣分析，文物本體的原位無損分析。兩個方面在分析手段上雖然不同，但相互聯系，共同構成了文物的出土狀況和病害分析體系。
3.1 儀器及性能
（1）埋藏環境分析儀器
含水率測定采用日本Kett FD-720型紅外水分測定儀，量程 35g；可讀性 0.01%；傳感器精度1mg；重復性初始樣品重量≥1g時±0.2%，初始樣品重量≥5g時±0.05%；紅外暗場熱管（金屬加熱器）加熱源，全自動分析模式。酸堿度測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計，儀器級別為0.001級，溫度補償。可溶鹽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離子色譜儀，陽離子分析條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統壓力1320psi，抑制器電流65mA；陰離子分析條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 （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統壓力1219psi，抑制器電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納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儀，可對小于2mm直徑的土壤進行分析，可進行干濕一體全量程測量，干法測量范圍為1-2000μm，濕法測量范圍為0.05-2000μm，準確性/重復性小于3%，激光波長為632.8nm。微生物鑒定采用常規的實體顯微鏡。
（2）便攜式原位無損分析儀器
便攜式數碼顯微鏡為KEYENCE VHX-600K數碼顯微鏡，配備可拆卸式鏡頭和長距離延長線纜，放大倍率十至五千倍。便攜式X射線熒光儀為Niton XL3t型手持式熒光儀，金陽極射線管激發源，最大50kV，50μA，Peltier半導體致冷高分辨率SI-PIN X射線檢測器，分辨率195eV，帶高性能6濾光片系統。便攜式拉曼光譜儀采用Ocean Optics QE65000科研性光譜儀，量子效率90%，具有較高的信噪比和快速的信號處理能力，附帶的RIP-PA-SH型探頭可以濾掉瑞利線。便攜式近紅外光譜儀采用LabSpec5000光譜儀，在50nm-2500nm的可見光和近紅外光譜范圍內對樣品進行無損分析，秒掃描時間0.1秒的快速分析接近于實時監測。便攜式可見光譜分析采用荷蘭AvaSpec2048FT光譜儀，該儀器配置有300線/mm光柵，可測光譜范圍200-1100nm，分辨率4.3nm，對稱式光學平臺設計，配置光電二極管陣列探測器，可以對整個光譜進行快速掃描而不必移動光柵。X光探傷采用德國K-200型便攜X射線探傷及數字掃描系統，可對不同材質文物的內部結構，腐蝕及保存狀況進行調查。多光譜攝影系統和OURSTEX 100FA型高性能便攜式能量色散型X射線熒光分析系統[8]為研究團隊搭建的系統。
3.2 分析功能的實現
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分析涉及多種方法和設備，將這些設備和方法應用于復雜的發掘現場面臨較多問題，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應用支撐研究通過大量的方法研究、應用實踐、方法調整和完善，逐步實現了各種分析方法的功能。
首先，通過前期大量的實驗室工作，全面了解各種設備，確定最佳的分析條件，在此基礎上開展對樣品和器物的分析，積累經驗，提高復雜條件下的分析能力。通過應用研究和方法歸納，編寫了各種分析設備的操作手冊。
其次，通過大量的應用實踐，深入了解考古發掘現場對各種分析方法的需求，將多種分析方法進行集成，確定了相對合理的工作模式和分析流程（圖1、圖2），科學、合理地解決發掘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最后，歸納和整合分析結果和數據，全面解讀各種分析方法獲得的信息，揭示埋藏環境與文物保存現狀和病害之間的關系，同時解釋相關的考古學現象和問題。
3.3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分析體系的構建
基于對各種分析方法、分析儀器的研究，結合不同考古發掘現場的應用實踐，完成和優化了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分析工作的流程和工作模式，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文物現狀和病害評估的分析體系（圖3）。
4 結語
基于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平臺、針對考古發掘現場埋藏環境和文物本體調查的分析方法，經過不斷改進、優化和完善，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分析體系，該分析體系能夠為考古發掘現場相關研究和文物保護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通過體系構建和應用支撐研究確立的移動實驗室分析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1）該分析體系集成和優化了多種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合理的工作模式，能為文物病害評估和研究、埋藏環境調查、考古現象的解釋及其他研究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具有較好的應用前景。
（2）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構建的分析體系是個開放的體系，應根據區域差異、發掘現場的特點、相關研究的需要進行調整和架構；同時也要結合相關技術的發展，引進新的方法和手段，提升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的科技水平。
（3）移動實驗室平臺的各種技術單元體系構建和研究在我國尚屬首次，分析技術的集成和分析體系的構建也是首次，相關的技術和方法還需繼續深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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