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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處理好這二者的關系,是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因此深入地認識它們的關系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美國經濟學家奧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進行了表達,這一關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稱為“奧肯法則”,如式(1):
其中:ut是當期失業率,ut-1是上期失業率,是實際增長率,是潛在增長率。
它也可以表示為失業率對自然失業率的偏離與產出缺口(即實際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的關系,如式(2):
其中Y是實際產出,Y*是潛在產出。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我們對中國1979-2007年的統計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
中國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實證分析結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8)》。回歸模型系數下面括號內的值是該系數的t統計量。
結果表明經濟增長率與城鎮失業率之間都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因此,從中國的統計數據來看,現有宏觀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關系的論斷與中國的實際很不一致。
我們認為中國的失業數據的確可能存在問題,但是并不能因此斷定真實的失業數據能滿足 “奧肯法則”。另外,該方法在潛在產出水平的估計上值得商榷,因為潛在產出的估計需要假定一個自然失業率,但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決。如果假定它為城鎮的非加速通貨膨脹時的失業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鎮失業率下,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而使產出增加,是潛在產出的增加,還是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偏離?如果通過估算農村的隱性失業率而得出一個總的失業率,那么自1979年以來,該失業率基本處于單邊下降的過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時候實際失業率偏離了自然失業率呢?所以我們認為用該方法來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與現有理論的不一致,不是現有理論本身的邏輯有問題,而可能是現有理論假設前提在中國不適應。因此,要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必須將現有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
二、形成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的原因
如前所述,雖然我國經濟近年來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但就業卻并未與之相應增長,而是出現了就業率下降的局勢,雖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體制轉軌就是帶來大批農村和城市失業隊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體制下我國農村的過剩的勞動力在戶籍制度的掩護下一直沒有顯現出來,呈隱性失業狀態,隨著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戶籍制度的淡出,農業富余勞動力開始顯現,而城市過去在“低工資,廣就業”的政策下也掩蓋了失業,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原富余人員分離出來成為了現實的失業人口,農村和市場的兩支失業隊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業壓力。
此外,造成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內生”性的,如:第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就業率的相對下降。一方面,有些傳統產業已不再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逐漸走向衰落,從而出現失業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些產業均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就業彈性低,就業需求相對下降,這些原因帶來了就業壓力的雙向增加。第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是造成就業率下降的“內生”原因。我國近年來正處在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就業隊伍的知識水平和素質能力正在不斷提高,企業的組織管理水平也日趨上升,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業、下崗增加的重要原因。
從以上分析的幾點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國近年的經濟增長與知識積累、人力資本開發、科學研究、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邊學邊干等因素的影響密不可分,因為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深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正是“內生”增長的直接表現。雖然目前還缺少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但我們可以通過企業研發費用投資水平、產業技術結構的轉換及經濟活動的組織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來反映內生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們僅以研發費用投資情況為例來說明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據國內權威研究機構的統計調查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行業、企業對技術創新的認識普遍提高,不斷加大研發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業集團的研究開發費用比重為0.75%,2001年為1.04%,2006年繼續提高到1.05%,分行業看,計算機應用服務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強,研發費用比例為9.28%,其他幾個較高的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3.58%,武器彈藥制造業3.3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2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3.03%。研發投入的增加為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增添了后勁。
三、幾點建議
關鍵詞：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諧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10月8日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鄉村等。環境為我們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條件。環境保護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的或潛在的環境問題，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保障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而采取的各種行動的總稱。就是運用現代環境科學理論和方法、技術，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防止和治理環境污染和破壞，綜合整治環境，保護人體健康，促進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相互關系：爭論由來已久，傳統觀點認為，經濟發展必然要導致污染，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承受環境污染的代價，否則經濟就失去了發展空間，在經濟增長成為各國重要宏觀經濟目標的條件下，這種觀點一度成為破壞環境的正當理由。許多國家，尤其是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幾乎都采取了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方法。但這并不能作為后起國家借鑒的樣板。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經過上百年歷程，環境資源供給相對減少，而對其需求卻在不斷增加，環境所面臨的壓力增大了。人類經濟發展所能夠消耗的資源在減少，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護環境資源，經濟根本無法實現發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加快增長與環境保護矛盾尖銳，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擁有13億人口，是一個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的大國。目前，中國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亟待轉變，事實上也正在改變。中國目前應當如何對待和處理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呢？本文認為發展經濟和環保之間的關系，是短期行為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片面經濟利益和全面綜合效益之間的關系，是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平衡問題。實施綠色戰略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沒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不行的，否則就要落后挨打，沒有GDP卻是不行的，關鍵是要給它涂點“綠顏色”，讓它變成一個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數”。加強環境保護，減少污染排放，保護我們人類的家園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GDP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發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視環境保護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后果
從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國民收入顯著增加，在總體上基本實現小康水平。但遺憾的是，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導致環境保護工作的邊緣化，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是以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為代價取得的。隨著全球環境狀況日益惡化，大氣、陸地、水與海洋污染日益嚴重，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許多物種正瀕臨滅絕，森林的過度砍伐與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都給人類生存與發展帶來了現實的與更嚴峻的潛在威脅。時至今日，我們發現，忽略環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后果是嚴重的，甚至是自殺性的。這些后果包括：
（一）影響人的生存環境。人對自然的絕對依賴，主要表現在三方面：水、土地、氣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財富之父，而氣候則決定了一個地區是否適合人類生存。從這三方面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的“三北”地區，即東北、西北、華北三地區約331.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國國土面積的34.6%），被地質學家稱之為“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地區”，其間80%（即262.2萬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實際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國國土的27.2%，也就是說，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于荒漠化威脅之中。同時，水土流失嚴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產量下降，形成“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很多美麗的河流消失，生態環境極其脆弱，造成地質災害頻繁發生，目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態環境比較惡劣的水土流失地區。水土流失的結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眾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當今新的環境問題又在不斷產生，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已經相當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水、大氣、土壤等污染日益嚴重，固體廢物、汽車尾氣、持久性有機物等污染持續增加。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氣污染嚴重，1/3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影響。全國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174萬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發展取決于人和生產資料兩個方面，環境遭受破壞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日漸稀缺和勞動者幸福感的日漸枯竭，這就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大多超額完成，但環境保護指標沒有完成。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對社會穩定也造成重大影響。
當前，經濟加快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十分尖銳。2012年全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上升。據對17個省（區、市）有關數據的綜合分析，上半年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4.2%、5.8%。
（三）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影響人民和經濟建設實體以及公共部門的關系，進而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當某個地方的某個或某些經濟實體因發展經濟而給周邊自然環境帶來巨大污染，造成周邊地區居民的生活狀況惡化，勢必導致居民和該經濟實體之間的沖突，產生民眾對公共部門的不信任，影響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因此，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加強環境保護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實現中國夢的有力保障。
二、只顧經濟增長，忽視環境保護的原因
經濟發展是“魚”，我們無法舍棄這條“魚”，因為祖國的強大、民眾的富裕都有賴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環境保護是“熊掌”，我們同樣無法舍棄這只“熊掌”，因為人的生存、和諧社會的構建乃至經濟的持續發展都離不開環境保護。古人云：魚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們說：魚和熊掌必須皆得。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對策的提出依賴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環境破壞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環境保護的應對之策。細觀之，經濟大發展背景下的環境大破壞，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學的發展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傳統發展模式中的一對“兩難”矛盾，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在環境經濟學中，“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到達某個臨界點（拐點）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環境得到改善和恢復。但是，要特別防止這樣一種誤區：似乎只要等到拐點來了人均收入或財富的增長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因而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采取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顯然，這種錯誤認識將使我們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邊污染，邊治理”的覆轍。
（二）政績考核體系的不科學。唯GDP的政績考核體系主導了廣大地方官員的政績觀。官員們片面追求GDP，以求通過經濟總量的增長實現個人仕途的進步，其結果是環境保護被經濟發展邊緣化。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過度開發自然資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業以臨時停產代替達標，一過關照樣超標排污；二是建設項目環境評價和“三同時”制度沒有完全落實，有的不按法規先環評后建設，造成選址不當；三是國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業出現死灰復燃，且還為數不少。
（三）經濟發展規劃的盲目性和非統一性。生活區和工業區本應分而治之，在空間分布的考量上應該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發展經濟的前提是對人的不良影響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規劃卻忽略了這一點，導致生產影響生活，激化各種矛盾。比如，很多重工業城市，尤其是鋼鐵城市，工業布局嚴重不合理，一些鋼城工廠遍布整個城市，雖然這幾年對排污進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產用的煤炭、礦石等的粉塵，產生的廢水廢氣對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個城市環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搬離或者是把生產廠集中在一個地方，這樣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鋼就是集中一個地方，唐山市的環境受唐鋼的影響就很小。
（四）環保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環保執法力度不夠。環境質量標準、環保執法權力、破壞環境的處罰措施等都需細化和完善。環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將環保置于腦后，一味追求利潤增長。環境保護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一些地方對環境保護監管不力，有的地方不執行環境標準，違法違規批準嚴重污染環境的建設項目； 沒有形成群眾、政府主管部門、企業內部以及新聞媒體等多渠道的、多層次的監管機制，使監督機制未能真正發揮作用。
（五）制度設計不合理。環境問題涉及到技術層面、管理層面、制度層面。技術層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術、環境質量的標準設定、生態保護區的設立等等；管理層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組織安排生產；制度層面：設計制度，合理構建各相關主體的產權與利益關系，如排污企業、受污染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制度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會催生出好的技術，如果制度設計不合理就會抑制高效率的環保技術的產生，目前我國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較單一，以收取排污費為主要形式。由于收費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業治理污染缺乏激勵及監管不力。
三、推進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發展的對策和措施
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決策者決不應該產生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即他們必須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是個錯誤的命題。其實可以同時選擇二者——從未來的角度看，它們并行不悖。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增長是可以兼得”。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資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現出來，環境問題正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治理環境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只要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這樣經濟和環保是能夠相互促進和諧發展的。
（一）強化科學發展觀和“綠色GDP”，強調經濟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只有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貫徹落實好環保優先政策，走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之路，才能實現由“環境換取增長”向“環境優化增長”的轉變，由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向兩者協調發展的“雙贏”的轉變；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同步推進，產業競爭力與環境競爭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銀山”，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又保護好“綠水青山”，在生態建設方面為國家做貢獻。
1、改變現有的GDP核算體系，變現存的GDP為“綠色GDP”。將生產消費行為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引進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環境污染，則予以扣除，從而糾正現存GDP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誤導。生產過程污染少了，治污費用就少了，這樣的生產對GDP的作用才是實在的。
綠色GDP力求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綜合性地反映國民經濟活動的成果與代價。誰擁有好的生態，誰就擁有未來，就有經濟持續的發展。未來的競爭是生命科學的競爭，生物多樣性是我們的基因庫，是經濟增長的法寶，科學發展觀涉及的就是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
2、強化環境意識，樹立生態理念。正確處理環境與建設的關系，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理念。“環境保護，教育為本”，要大力普及環保科學知識，提高全民環境意識，把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理念同中華民族關愛自然、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結合起來，通過多種途徑，普及科學知識，在全社會形成了解國情、珍愛環境、保護生態、節約資源、造福后代的共識，大力倡導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生態服務業，以及生態環境、生態人居和生態文化建設，摒棄盲目追求過度消費，倡導正確的生活方式。
3、強化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理念。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要在統籌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人口數量、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的基礎上，實施區域重點開發、優化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實踐中，強化“環境是資源、資本”、“環境是生產力”的意識，提高“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營造環境就是創造生產力”的認識，以環境補償促進社會公平，以生態平衡推進社會和諧，使整個社會在遵循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前提下，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
4、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是能夠互相促進的。英國在1990～2002年間的排放量減少了15%，而經濟增長了30%。在丹麥安徒生童話的故鄉，風電產業創造出30億歐元的出口工業，在世界能源市場中，獨占鰲頭，制造了改善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商業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風力這一可再生能源發電，每生產100萬千瓦小時的電量，減排600噸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環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觀的經濟和環境效益。
（二）將環保指標引入政績考核體系。把環境保護作為決策的重要環節，從源頭落實環保基本國策。環保從源頭抓起，實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同時，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用綠色GDP核算體系代替傳統的GDP核算體系，把環境保護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樹立長遠的、可持續的政績觀。
1、加強領導，強化環境保護責任制。要轉變體制和機制，經濟體制的轉變既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又要符合生態環境的規律，干部政績考核不僅要考核GDP是否增長，還應該考核環境質量變化的指標和環保法規執行的情況。
2、加強對資源開發、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和管理。對一切新建、改建、擴建項目，一律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后才能立項的政策，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指項目的污染防治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大中型建設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執行率達100%。大力發展旅游業等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特色產業。
3、推進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實踐。發展與保護相結合，在經濟發展中同步實施環境規劃，同步增加環保投入，同步強化環境監管，將有利于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經濟模式、社會行為、科技支撐和文化納入到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框架，努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在保護中優化經濟增長。
（三）經濟發展規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統一性，盡量減少生活和生產在環境層面上的沖突。做好經濟發展規劃和環保的前瞻性和統一性，體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思想，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這種新的價值觀引導人們追求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最佳結合。
把環境保護作為改善人居環境的重要環節，把保障群眾飲水安全擺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護河流湖泊資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鎮建設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繼續整治煤煙污染；加強汽車尾氣達標排放檢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聲；創建綠色環保文明社區。在農村重點抓好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和保護農村飲用水源地，確保農產品基地環境安全。
調整工業布局要合理規劃和調整工業經濟布局，把目前城市內存在的工業分散布局、重復布局、與居民點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現象造成的工業污染通過合理規劃、合理布局的辦法加以改善。
（四）進行環境保護制度本身的創新，形成新的環保理念。環境問題的解決在依賴技術進步的同時，更需要進行制度上的創新，通過對現存部分環境制度進行改革，并進行環境制度創新，將環境保護與經濟主體的利益最大化行為相關聯，就可以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共生。
將環境保護納入經濟發展體系之內，將其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使經濟主體能夠從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中受益，利用市場機制的優勢，給予經濟主體足夠的激勵，將環境問題內化到企業的決策過程中，成為其決策的變量，這樣企業在做決策之前就會像考慮勞動力與資金成本一樣，將對所采取的行動作為一個決策因素，或是將保護環境本身作為一種可贏利的事業加以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五）進一步加大環保工作力度，構建科學、完備的環保法律法規規章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我們不斷加強環境保護。面對經濟發展新形勢，國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長方式變化的經濟政策，包括各種資源能源節約的政策、資源回收和綜合利用的鼓勵政策、排污收費制度等。
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手段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決環境問題。
（六）不斷增加環保投入，依靠科技進步保護環境。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在環境保護領域的作用，整合動員和發揮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當前環境與發展領域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應用技術的研究推廣。加快先進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將環境保護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積極推動環保產業化進程，要加快環保產業的國產化、標準化、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強政策扶持和市場監管，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重點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環保技術裝備和基礎裝備，在立足自主研發的基礎上，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環保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大力提高環保裝備制造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進重大環保技術裝備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擁有著名品牌、核心技術能力強、市場占有率高的優勢環保企業。加快發展環保服務業，推進環境咨詢市場化，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
依賴技術進步，推動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支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環保技術。組織對污水深度處理、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潔凈煤、汽車尾氣凈化等重點、難點技術的攻關，加快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應用。積極開展技術示范和成果推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七）把環境保護作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經過工業革命以來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日近枯竭，因此人類必須尋求“新”的資源起點，“廢物”正是最重要的選擇之一。傳統經濟是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經濟。而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物，從而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
1、用循環經濟力促GDP增長。解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用“綠色核算體系”來重新審視和把握經濟發展途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推動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產品—廢物—再生資源—再生產品”的循環生產新模式，徹底改變傳統的“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線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國人均資源少，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率是當務之急。以沿長江城市企業為例，加大工業用水循環利用，其實就是減少了對水的污染，企業不能因為企業緊臨長江就可以無節制的用水。
2、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宣傳循環經濟理念，引導企業、工業園區發展循環經濟。推進清潔生產，建設生態工業園區，發展生態農業，促進產業生態化。研究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機制，特別是研究如何利用經濟激勵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貸款和稅費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鼓勵全社會共同開展循環經濟的工作，并提出開展循環經濟工作的具體操作措施，探索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和評估機制。要從企業內部循環的角度，大力發展生態工藝，推行清潔生產；從企業之間的循環角度，大力發展生態工業鏈園區；從社會整體循環的角度，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市場和資源回收產業，優化產業結構。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環經濟園區就是發展循環經濟，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經濟產出和最少的廢物排放，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相統一，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3、循環經濟不僅是對企業的要求，也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人們首先要改變消費觀念。循環經濟要求消費既能滿足自身需求，又不對環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產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企業在廢舊物資回收和資源綜合利用中產生利潤，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比如，安徽馬鋼集團以電能、燃油等清潔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塵灰作為燒結原料，利用高爐煤氣余熱進行發電，將高爐水渣、鋼渣銷售到相關企業作為生產原料，僅此4項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萬元。該公司還對工業廢水進行回用，循環回收率達到94%，每年又可節約水費近900萬元，同時減排有機污染物4，500多噸，大大削減了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同樣，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要從節約每一噸水、每一噸煤、每一度電做起，大力節約資源。
總之，發展、環保，一個都不能少。“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目前已進入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不但需要保持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而且需要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滿足人們對環境質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態建設，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保證。
主要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2]張凱主編.當代環境保護知識.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3.1.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導致了全球經濟增長的衰退，再次引發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深層次研究。金融發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方面，在風險管理、信息提供、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僅直接反應區域性的特點，而且區域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的發展水平。因此，探求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作用機理，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結構，制定適合本地區域金融發展戰略，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實現一國經濟金融跨越式發展具有現實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1955年、1965年托賓在其《動態總體模型》和《貨幣與經濟增長》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貨幣增長模型，托賓在該模型中引入了貨幣金融因素，認為貨幣對經濟增長具有影響作用的機制在于：貨幣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又影響其消費或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經濟增長。20世紀七十年代約翰?G?格利、愛德華?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發展金融學論著問世，標志著發展金融理論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0年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以及1967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標志著格利和肖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他們的主要觀點有：①貨幣與各種非貨幣的金融資產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類同性與替代性；②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③金融發展的過程是從不發達社會的初始金融制度向發達社會的金融制度的演進；④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技術創新。麥金農和肖（1973）分別出版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這兩本巨著的問世，才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發展開創性的觀點。Kapur（1976），Galbis（1977）等學者都進行了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論證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模型，形成了麥金農-肖學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從有效需求觀點和信息不對稱角度批評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對經濟的作用是不確定的，一方面可能帶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帶來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經濟增長；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自由化會帶來銀行從事高風險行業，競爭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也會加劇金融時常的不穩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長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論摒棄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把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考慮在內，認為金融體系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內生金融理論。
二、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這樣，導致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在空間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運行必然具有區域性不平衡的特點；區域經濟，是特定地區國民經濟的總稱，由于自然資源、經濟條件、獨特區域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結構和布局的差異。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雙重的作用。
（一）區域經濟增長促進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導致區域金融發展的不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具有推動和制約作用。
1、區域經濟的運行狀況決定區域金融運行效率。經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能夠增加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另一方面還可帶動金融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運行效率決定金融效率，通過提高金融市場上融資者和投資者的需求來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同時，經濟結構的突變可以導致金融結構需求與供給結構的變化而影響金融效率。
2、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導致資源要素的跨區流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在經濟資源的分配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會造成金融資源在空間的分布不均衡。
（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論述：
一是通過資金優化配置機制以實現區域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發展，除了要不斷增加儲蓄及投資總量之外，還必須保證儲蓄資源的優化配置及投資結構的協調。注重投資質量比注重投資數量更為重要，減少低效率的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在本質上一樣重要。金融體系將分散的資金市場融為一體，使資金在整個社會實現配置，同時金融體系通過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監督優勢將資金引導向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區域、行業和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起到以金融資源來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二是通過資本積累機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資本的積累來源于儲蓄，形成于投資。資本積累的關鍵是能否動員足夠的儲蓄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首先，金融體系從本身的職能出發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夠動員吸收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并轉化為儲蓄，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來源；其次，通過金融業務產品的不斷創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動性強、收益穩定的金融工具，進而優化儲蓄結構、提高邊際儲蓄傾向；再次，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利用信用擴張功能，高效運用資金，不斷強化風險管理水平，降低流動性資產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產投資的比例，將儲蓄資金有效地轉化為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過金融內部經營管理機制的影響和帶動，促進區域經濟的內涵增長。金融業是經營資金信用的行業，而資金的運用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金融業被稱為高風險行業，但同時也是追求經營管理質量的行業，金融部門為規避自身風險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對于其他經濟組織則會起到影響帶動作用。因此，金融發展不僅從宏觀方面促進資本的集中和轉移，推動企業集團化、產業區域化發展，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而且還能從微觀層面為企業集團提供內部控制手段，推動企業管理機制、經營體制的轉換和組織形式演化，推動企業由粗放式向集約化、內涵式方向發展，繼而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區域經濟轉型。
四是通過資金流導向機制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是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它不僅與科學研究狀況有關，還與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關。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有利于企業提升質量和內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質量與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則。銀行業將通過風險分散管理和對資產投向的正確引導，影響資金對高新技術產業、優勢產業、發展潛力較大的產業、行業和企業的供給，不斷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三、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盡管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存在諸多爭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本文遵循馬爾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以揭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假定人口規模是靜態不變的，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AK（1）
則經濟增長率gt+1為：
gt+1=yt+1/yt-1=Kt+1/Kt-1（2）
為體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假定經濟中只生產一種產品，該產品既可以作為消費品，也可以用于投資。如果用于投資，每期將以δ比例折舊，因此t期總投資為：
It=Kt+1-（1-δ）Kt（3）
假設不存在跨期消費，在一個封閉的兩部門經濟中，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如果金融發展不完美，即總儲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過程中損失掉，則總投資僅為總儲蓄的一定比例，即：
It=?茲St（4）
將（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茲St/yt-δ（5）
去掉時間下標，均衡狀態經濟增長率為：
g=A?茲S-δ（6）
其中，s為儲蓄率。從式（6）可以看出，金融發展通過影響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來影響經濟增長率，即θ是金融發展水平的函數，并且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儲蓄轉化為投資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
（二）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茲S（7）
兩邊取對數有ln（g＋δ）＝lnA+ln?茲+lnS，考慮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因此假設技術水平和儲蓄率在樣本期對經濟增長不存在影響，可以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標的說明
1、區域經濟增長GDP。本文選擇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計量標準。在數據的處理上，對人均GDP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異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關率。在數據處理上，本研究選取云南省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的均值與該地區當年的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IR=［（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2］/名義GDP。
3、金融中介效率。該指標衡量金融機構資金投放和運用的效率，基于數據可獲性，本研究以云南省歷年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ME=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名義GDP。
4、股票及證券市場發展程度。股票證券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金融衍生品，反應了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在數據的處理上，本研究將其與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籌資額/名義GDP。
5、保險市場發展程度DIM。保險是金融重要組成部分，保費收入的多少已經逐漸成為金融發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認為，保費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觀地看出該地區保險市場的發展水平，即：DIM=保費收入/名義GDP。
（四）數據來源。考慮到數據來源的可獲性，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數據我們利用SPSS軟件技術運用線性趨勢方法來補足。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的檢驗。在對時間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運用Eviews軟件，在ADF檢驗辦法下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第一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第二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三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四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五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
（二）協整檢驗。對時間序列平穩性分析表明，該時間序列組合中的各個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這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用ADF法對殘差序列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該序列一階差分平穩，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方程有意義。（表1）
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從模型的擬合結果來看，R2值達到0.98，說明該模型能解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超過98%，而F值也達到52，其相應的P值也小于0.01，說明在1%的顯著水平下，該模型是顯著的。除DSM變量的統計不顯著外，FME、DIM在5%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FME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而DSM變量不顯著是由于云南地處西南邊陲，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難，近年來雖然不少企業（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過上市融資，但對經濟的貢獻還是較少。
（三）誤差修正模型。為反映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短期作用，我們還引入了誤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著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從該誤差修正模型來看，擬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顯著，因此需要運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計原模型得到殘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殘差序列的絕對值四次方的倒數作為加權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計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過修正后，模型的顯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決系數R2達到0.99，說明方程的解釋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分析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可知，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正負作用，這點可以從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看出，長期和短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在長期，金融相關率和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對經濟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卻是保險市場發展和金融效率推動經濟的發展，符合云南的實際情況。
（一）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著力鼓勵有實力的地方企業上市融資，推動大中型企業發展，加大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力度，解決其融資難問題。適應當代政策取向，有目標、有步驟地建設昆明泛亞金融服務中心，服務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為云南地方企業發展、進出口企業融資、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提供基礎與準備。
（二）推動云南地方保險市場發展，擴寬保險渠道，不斷增加保險收入。不斷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整合云南地方現有金融機構體系，不斷進行金融工具與產品創新，適時引入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金融機構落戶昆明及周邊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昆明開展金融服務，使得整個云南金融體系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從而真正地建立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提升金融中介發展水平。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李江.金融發展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6.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8-0049-04
一、引言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尤其是金融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一直以來．受到許多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在理論界，Bagehot是最早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學者，他在1873年就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其后有大量的學者研究這一問題．但到目前為止。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共有三種：一種是金融發展引領經濟增長假說，認為金融市場通過動員儲蓄為長期投資提供資金支持、誘致技術發明，并進而推動增長(W.Bagehot，1873；Hicks,1969)；另一種是經濟增長引領金融發展假說(Robinson，1952；Lucas,1988)；第三種是反作用假說．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Lewis,1955；Patrick,1996)。
[關鍵詞]經濟增長；
金融發展
在經濟發展進程中，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探討貫穿經濟發展過程的始終。可以講。金融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人們對金融在經濟增長中重要作用的認識逐步深入的過程，也是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過程。目前。經濟學家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結論而言，充滿爭議，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的增長。
如約瑟夫·熊彼特(1991)的非常信用理論、Goldsmith(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理論、Mckinnon(1973.1991)和Gurley and Shaw(1995)的金融抑制論。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金融因素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經濟發展初期，銀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動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他首次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作了比較，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標，并對35個國家1860—1963年數據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在大多數國家，如果對近數十年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率先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新紀元。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兩個角度，系統闡述了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麥金農的金融抑制論理論認為。金融變量和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來說，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進的作用，也能起到阻滯的作用，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選擇。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資產快于非金融資產積累的速度而積累。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首先應該從金融領域人手，減少人為因素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借助市場的力量實現利率、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從而消除“金融抑制”。這些理論雖然假設條件不同，但都是在嚴格的理論模型基礎上論證了金融中介具有儲蓄動員、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功能，從而金融發展推動了經濟發展。這些結論得到了后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如King和Levine(1993)從金融功能角度人手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在金融功能計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金融功能的確對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率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貢獻。Levine和Zervos(1998)發現了金融自身的差別性及其特征的多樣性，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加入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一些指標而擴展了King和Levine對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Levine和gervos選取了47個國家1916—1993年的有關數據進行了交叉國家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銀行信用與經濟增長之間，所有股票市場之間存在著強相關性。雖然他們沒有指出這些結論的因果關系。Philid Ares-tis and Panieos Demetriades(1997)在這一時期實證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開創性突破。他們在國別研究上用時間序列分析代替了傳統的交叉國家分析-法，以國別研究分析取代了回歸平均法，這一方法能夠更精確地反映諸如金融系統的結梅、政策制度與政府有效管理程度等單個國家的具體環境因素。除此之外，金融發展理論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計量方法和不同樣本數據檢驗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例如，Ne-usser和Kugler(1998)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利用時間序列數據，Beck.Levine和Loaya(2000)利用版面數據，Le-vine(1999)利用工具變量法，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第二種觀點恰好相反，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產生影響。
這種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觀點可稱為“需求導向”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是無關緊要的，金融的發展只是被動地對經濟發展做出反應，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產生更多需求，金融發展僅僅就是對這種需求的反應。早期的研究如瓊·魯濱遜(1952)、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1990)、萊文(1993)、帕特里克(1966)、羅伯特·盧卡斯(1988)和Stem(1989)等。早在1952年，魯濱遜就對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質疑。她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的交易會產生新的摩擦，這些摩擦刺激了經濟對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產生的需求，而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應經濟的需要而產生，也就是“實業引導金融”。金融對經濟增長沒有實質性的貢獻，金融是被動地適應經濟增長。理性預期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盧卡斯斷言：經濟學家普遍夸大了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市場的重要性。金融市場最多只不過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極其微小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萊文等人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場的建立和發展需要依賴于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只有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才能有金融市場的發展。所以，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增長決定金融發展。近期的實證研究，如Singh(1997)也得出了股票市場發展無助于經濟增長的結論。在類似“需求導向”論觀點中，更有甚者持有金融發展會破壞經濟增長的“金融破壞”論的觀點。如Buitle(1984)和VanWijnbergen(1983)認為正式金融市場的發展爭奪了非正式的民間融資市場，從而減少了國內企業可貸資金數量，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第三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能是互動的，而且在不同制度條件下可能會是不同的結果。
[關鍵詞] 教育發展； 經濟增長； 灰色關聯； Matlab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0. 060
[中圖分類號] G40-0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010- 0103- 04
0 引 言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教育作為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與人力資本投入的重要形式，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儲備和創新動力，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占GDP的比重已保持在7%以上，日本、法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為6%以上，而我國于2012年才首次達到了全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的低水平約束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規模。教育投入決定了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與質量，從而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而經濟增長的速度與效果從根本上決定著教育發展的規模與質量，兩者為相互作用的統一體。
本文基于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討了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問題，經濟與教育系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復雜系統，研究充分考慮了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滯后期，以中國經濟增長指標與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揭示了影響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增加教育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
1 文獻述評
20世紀50年代以來，舒爾茨、貝克爾等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指出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丹尼森完善了人力資本的理論框架，強調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源泉；80年代初，我國學者展開了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等領域的相關研究，均對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持肯定態度。蔡增正基于194個國家與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25年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指出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呈現先弱、后強、最后稍有降低的趨勢；賈彥東 等人以全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探討了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及差異性，得出兩者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地區存在明顯差異。
關于灰色關聯分析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自1982年鄧聚龍教授創立灰色系統理論以來，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已廣泛應用于教育問題的預測、評估、決策以及系統指標確定等方面。雷光龍 等運用灰色關聯分析和GM（1，1）預測模型，展開了對全國農村職教發展的相關因素分析，并對2000年以后全國農村職教發展進行了分析預測；張文劍 等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各教育層次的規模結構、專業結構、地區結構與經濟發展（GDP）的關系進行了評估及預測；項飛海、沈永躍 等均基于地區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度確定指標權重進而分析各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度。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基于近10年來全國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以中國經濟增長指標與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探討兩者相關性問題。
2 模型確定與方法
灰色關聯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系統態勢的量化比較分析，對系統動態過程量化分析以計算系統諸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其實質就是比較若干數列所構成的曲線列與理想（標準）數列所構成的曲線幾何形狀的接近程度，幾何形狀越接近，其關聯度越大，反之關聯度就小。關聯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損失，并且對無規律數據同樣適用，不會出現量化結果與定性分析結果不符的情況，然而灰色關聯分析仍存在需要對各項指標的最優值進行確定；部分指標最優值難以確定等難點。
灰色關聯分析首先要指定系統特征序列，參考數據列常記為yj（j = 1，2，…，t），一般表示為：yj = {yj（1），yj（2），…，yj（n）}；被比較數列記為xi，一般表示為：xi = {xi（1），xi（2），…，xi（n）}，i = 1，2，…，m。
以yj（j = 1，2，…，15）為參考序列，以xi（i = 1，2，…，5）為比較序列建立灰色關聯模型。對于一個參考數據列yj，比較數列為xi，可用下述關系表示各比較曲線與參考曲線在各點的差：
ξi（k） = ■
ξi（k）是第k個時刻比較曲線xi與參考曲線yi的相對差值，這種形式的相對差值成為xi對yj在k時刻的關聯系數。？灼為分辨系數，？灼∈[0，1]，引入它是為了減少極值對計算的影響。
若記：？駐 min = ■■yj（k） - xi（k），？駐 max = ■■yj（k） - xi（k）
則？駐 min與？駐 max分別為時刻yj與xi的最小絕對差值與最大絕對差值。從而有：
ξi（k） = ■
如果計算關聯程度的數列量綱不同，要轉化為無量綱。無量綱化的方法，常用的有初值化與均值化。初值化是指所有數據均用第一個數據除，即：xi′（k） = xi（k） / xi（1）；yj′（k） = yj（k） / yj（1）。然后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即是各種不同時刻的值相對于第一個時刻的值的百分比。
關鍵詞：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9-0190-02
1 文獻綜述
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①金融發展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②金融發展的決定因素。
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發展中介資產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利用35個國家的歷史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King和Levine(1993)擴展了Goldsmith的研究，選取了更多的樣本數據和更多的金融中介發展指標，并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Levine和Zervos(1998)引入了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King和Levine（1993）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和銀行發展指標都顯著影響了經濟增長。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2)對意大利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金融發展使融資變得更加容易，促進了居民創業的可能性，提高了市場競爭，最終促進了經濟增長。
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取得共識后，理論界開始研究金融發展的決定因素。Allen和Gale(2000)認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導致不同的金融發展模式。以德、日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權集中，主銀行向企業提供融資并參與治理，形成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以英、美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權高度分散，融資大量依靠證券市場，形成以市場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對兩種模式的優劣一直存在爭論。一般認為：以市場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比較適合創新型企業融資。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比較適合技術成熟的傳統產業企業融資。LLSV則注意到如果一國的投資者受到賦予其收回資金權利的法律的保護，則該國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LLSV（1998）驗證了49個國家法律對投資者保護差異對上述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Coffee（2001）認為，公司行為由社會規范塑造和決定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規范認為大股東不該享受公司溢價，則大股東剝削小股東的行為不被認可，證券市場中小股東的權利得到保護，金融發展較易形成市場中心模式。
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的77個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金融發展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的結論；同時Levine(2001)提出了金融發展一體化可以通過長期總產出的增長來改善一國的金融體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Corrado Andini(2009)利用中位數回歸技術證明了Levine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聯系；Stefano Vsai Marco Vannin(2005)通過對1970—1993年的意大利不同類別的銀行發揮的作用進行比較，認為金融各部門對區域經濟的增長作用不明顯；但是Andrea Vaona（2008）指出：更多的金融機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并且短期的金融期限結構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利處更大；Andreas Pichler和Kathrina Steiner等人研究了歐洲的金融發展一體化，發現金融發展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影響；Luis A.Rivera,Paul M.Romer (1990)證明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社會的技術進步有作用，而技術進步可以推動經濟的增長。
關鍵詞：金融市場 經濟增長 建議
一、我國金融市場與經濟增長發展現狀
（一）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狀
我國的金融業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漸完善和發展。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現代金融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從純粹的資金計劃分配向銀行的間接融資、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發展；銀行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及證券、保險機構等并存；從單一的中國人民銀行向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發展；金融工具日益豐富，從簡單的信貸工具向國債、基金、保險、股票等多種融資方式發展；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廣度和深度。從宏觀層面分析，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經濟貨幣化、經濟金融化、經濟證券化的發展模式。
（二）我國經濟增長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經濟增長快速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自197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過3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主要體現在：首先國民經濟綜合實力由弱變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我國GDP在1978年后的30余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83%，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自2010年起我國的GDP 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次，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由貧困向全面小康的跨越。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人民生活總體實現小康，并開始向全面小康轉變；第三，經濟結構實現從不均衡向均衡發展的調整，經濟發展協調性增強，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和優化；第四，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實現巨大飛躍，增強了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力度。
二、金融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
一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高效的經濟增長又能促進金融的發展。經濟的增長與收入水平的增加提高了儲蓄水平，而金融市場的發展提高了儲蓄率與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從而增加了投資，投資的增加使產出增長，并通過金融市場的發展及人力資本與資本水平的提高使生產效率得以提高，從而促進經濟更加快速增長。整個經濟就處于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中，因此，金融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機制可通過圖1描述：
圖1 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相互作用圖
三、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推動經濟增長建議
近幾年來，我國對金融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做了一系列實證分析，在研究中發現很多問題，比如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我國的融資方式始終以銀行貸款為主；我國的股票市場投機性依然很強等。因此，根據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現階段經濟增長對金融市場發展的要求，提出幾點建議。
（一）深化銀行體系改革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銀行體系已具備相當規模，但也存在不足。首先穩步推進對國有銀行的改革。商業銀行加快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整合業務流程，實現業務重點轉變，增加對非國有經濟的貸款；以股改和上市為契機，提高資產質量，優化治理結構。其次，推動股份制銀行的改革。銀行加快中間業務發展，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風險控制水平，實現綜合化經營。再次，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推進股份制產權改革，健全股權流轉體系，完善風險管理機制，立足“三農”和城鄉統籌發展。
（二）發展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建設
為了加大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要進一步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一是完善股票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由于我國股票市場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市場化程度比較低，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監管理念，加大市場化力度，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借助股票市場，調整產業結構，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二是積極發展我國的企業債券市場，嘗試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把拓展債券市場作為擴大直接融資的主要途徑。三是加快我國保險市場的發展。轉變經營方式，變粗放式經營為集約式經營；推進保險公司的體制改革；放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四是加快基金等金融業態的發展，豐富金融市場內涵。尤其是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基金，使其在推動科技型創新企業的建立與發展方面發揮作用，拉動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
（三）改善非國有經濟的融資環境
金融市場的發展對非國有經濟的傾斜將成為經濟發展一個趨勢。首先就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指導作用，合理利用行政手段，增加政策支持，推動當地經濟增長；其次，拓寬非國有企業包括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給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第三，深化金融法制建設，優化金融環境，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的效度。第四，加強金融創新，并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關系。
四、結束語
我國一方面要深化金融改革，實施政府從國有銀行逐步退出、股權多元化戰略；另一方面要著重金融基礎實施建設，完善金融法律法規，保障銀行業、證券業高效率運作，從而保證金融市場健康發展，使金融市場與經濟增長協調共進。
參考文獻：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傳統驅動力受到制約。在我國逐漸失去勞動力優勢以及資源優勢的大背景下，將經濟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已得到國內諸多學者一致認可。本文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通過省際數據對我國各要素進行核算并得出，新常態下應增加R&D投資以促進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此外，還從供給側改革入手給出建議，認為我國新興產業發展應依托于傳統產業發展實現兩種產業的雙贏局面。
［關鍵詞］
新常態；新興產業；生產率
1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轉型分析
1.1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分析后危機時代，建設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增長方式成為新的發展主題。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在生產函數中除去了對于勞動的投入和資源的投入，想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拉動經濟發展。對于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分析發現，現有研究的普遍結論將其歸結于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TFP）3個維度。這些研究結果均在一點達成一致，資本投入對于我國經濟持續增長貢獻占比最大，而技術進步的貢獻很小。經濟新常態下，傳統的投資驅動收到越來越嚴重的制約，內生的經濟增長動力逐漸減退，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關于投資驅動經濟發展的研究已比較系統全面。在創新驅動經濟的研究中，通常引用科學研究與試驗性發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R&D）這一概念進行描述。
1.2我國R&D投資的一些事實與比較由圖1看出，我國關于R&D投入不論是總量還是占GDP的比重上均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并在2000年以后顯著提升，從1998年的551.1億元到2014年13015.1億元，比例從1998年的0.6%上升到2014年的2%，增幅顯著。其中，企業在R&D的投入上增幅最大，其次是政府，最后是高校研究機構。省際的數據則表明了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上海、江蘇、廣東）在R&d投入上始終高于西南地區（四川、云南、貴州）。從數據來看，2008年后，私營企業活動密集的地域（江蘇、上海、廣東）在R&D上的投入顯著超過北京以及西南地區。而在西南地區來看，處于經濟輻射中心的四川在R&D投入上也顯著超過了云南和貴州。基于我國在國家層面上的數據在時間跨度上相對較短，本文對于數據選取采用省級數據進行分析，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8-2014年。所有數據根據歷年《中國科技年鑒》的數據梳理得到，其余各變量數據均從中國統計局網站獲得。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可以觀察到R&D資本的投入明顯促進了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數據表明R&D投入和人均GDP之間存在明顯正向關系，R&D投入規模越大人均的GDP越高。其中可以明顯看出，東部發達地區和西南地區存在明顯的差距。不難看出，我國物質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遠遠低于研究投入的邊際生產率。對比經濟發達地區與西南地區，可以得出經濟發達地區在研究投入上遠高于西南地區，從而使經濟發達地區的物質資本和研究投入的邊際生產率均高于西南地區。
2新常態下我國新興產業發展路徑選取
新興產業的發展要構建完善的體制制度。體制改革是其他改革開展的基礎，因此，有必要通過科研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調動眾多科研參與者的積極性，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本支持。新常態下，為促進我國新興產業發展尤其創新產業，加快培育有利于創新的環境。供給的核心在于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創新驅動力要在經濟增長的比重加大。新興產業的發展應致力于促進過剩產能的有效化解。通過新興產業的介入與技術革新的方式實現傳統產能過剩的行業轉型發展，提升產能的整體質量。其中，尤其要通過新興產業發展來促進農業、交通教育等戰略重點的發展。讓新興產業為傳統產業服務,這一方面是改造與發展傳統產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新興產業自身完善發展的需要。新興產業的發展一般都是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了一定的傳統產業基礎,新興產業才能較為順利地發展，使經濟結構更加適應新常態下的經濟環境。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