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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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的討論仍然停留在政策解讀和實踐操作的層面。如何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樣一個重大的政策問題納入到既有的經濟學理論語言體系，從而將一個現實困惑轉化為可以進行理論提煉和實證分析的學術問題，是進一步推進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研究的起點。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探索性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理論概念化和操作化，以期推進該領域政策概念與理論研究的對話、銜接和轉化。
一、問題的提出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國家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新的政策概念。為了盡快形成我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領先優勢，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優化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環境、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的產業政策。其中有關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基本思路和重點措施的產業政策集中體現于2010年10月18日國務院的《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決定》不僅明確提出“現階段”將選擇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七個重點領域作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布局的重點，而且提出了培育發展這七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本思路和政策要點——即“三大任務”和“五大支持政策”。其中，“三大任務”分別是強化科技創新、積極培育市場和深化國際合作；“五大支持政策”分別是加大財稅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制定完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支持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以及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
以《決定》為核心的既有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框架所確定的政策思路和工具是否符合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現實基礎？是否符合戰略性新興產業自身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要求？是否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掘和拓展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濟優勢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國作為后發國家有限的資本、科技、高素質勞動者和政策資源？是否能夠支撐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路徑和發展模式，從而最終實現我國在面向未來的國際產業競爭中獲得比較主動的位置？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政策概念的提出先于國內外的理論研究，因此有關這些現實重大政策問題的學術研究還遠遠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甚至有些問題的研究至今仍處于空白。基于此，本文將我國既有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的理論合理性作為研究框架設計和問題提出的出發點和提煉學術研究政策含義的落腳點。
針對已經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的政策思路，我們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的質疑：首先，既有的政策框架是否涵蓋了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主要內容——科技、市場和國際合作是否是我國占領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高點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否還存在科技、市場和國際合作之外的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先優勢形成的其他關鍵變量？其次，即便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那些被提及的主要變量又是如何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即：(1)對于主導技術路徑上的主導技術、甚至主導技術路徑本身都還不明確的產業，其科技創新的方向如何，其科技創新方式具有哪些特征？如果不能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方向和方式，那么簡單地提高創新強度就沒有任何意義；(2)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剛剛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發展中國家，愿意而且能夠消費這些基于新興技術產品的實驗性消費者從何而來？當前政策所大力推崇的應用示范工程與理論上最理想的“實驗性或領導性消費者”在何種意義上還存在差距？在此基礎上，更大規模的新興技術產品大眾市場又如何形成？(3)對處于國際產業競爭焦點、從而各國政府可能嚴格控制技術溢出和產品流動的戰略性產業，國際合作的主體是誰，國際合作的領域和方式又如何？為了回答這三個“基本思路”層面的問題，一個“好”的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學術研究的任務，是應當提出一個能夠識別并包容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關鍵變量的分析框架，然后在這個框架下再進行有關主要變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影響機制的分析。
從政策工具的層次看，以《決定》提出的“五大支持政策”為代表的我國既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的重心，很顯然仍然放在了傳統的財政性和金融性產業政策工具上。因此，我們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提出的理論問題是，這些應用到傳統產業行之有效或部分有效的激勵性政策措施是否同樣適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或者更具體地說，按照一般的邏輯，激勵性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標是激勵以企業為主的經濟主體加強對技術和產業的投資，相應地，“加強投資激勵”是否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面臨的根本性障礙？盡管未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必然是一個經濟主體基于經濟理性進行物質和非物質投資的過程，但適用于傳統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政策分析的理論工具是否可以簡單嫁接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研究中去？如果不能，那么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產業政策、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政府角色和功能提出了哪些特殊的要求？無論是理清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思路，還是提出能夠加快這類產業培育發展的具體政策措施，這些規范性的政策分析和理論研究都必須以實證意義上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理論內涵和經濟學性質的正確理解為基礎。
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理論內涵和經濟學屬性
《決定》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定義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可以看出，《決定》更多的是從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和意義的角度出發來定義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把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一個強調“績效”和“結果”的政策概念轉變為可以進行理論和經驗分析的學術概念，就必須首先提煉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一概念的經濟學內涵。只有很好地抽象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概念的經濟學屬性，才能盡可能充分地調動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工具對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學術分析，才能將戰略性新 興產業理論研究納入既有的經濟學語言體系，避免這類研究成為空中樓閣。
直觀地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概念涉及三個關鍵詞，即產業、新興產業和戰略性。產業一詞在經濟學中有比較明確的定義，即生產具有相互替代性的產品的企業群體。新興產業一詞主要出現于技術創新領域有關“產業動態性(industry dynamics)”問題的研究，指的是處于產業生命周期中“初創期”的產業。新興產業的經濟學意義在于，它在“產品替代性”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時間或階段的維度。如果產品替代性強調的是企業競爭性的話，那么引入時間維度的新興產業強調的就是處于產業初創期的企業行為的特征。這里初創期指的是產業從技術培育到產業化再到產業進入者數量達到最大值之間的時期。①根據有關產業生命周期的研究，新興產業的初創期持續時間因行業而存在顯著的差異，有些產業的初創期僅僅持續兩三年，有的則甚至持續50多年(Klepper和Graddy，1990)。初創期的持續時間主要是由產業所基于的主導技術的成熟度決定的。其中，主導技術指的是某個新市場中出現的首個集成了大多數能夠滿足客戶需求的技術特征的新產品或新工藝(Murmann和Frenken，2006)；②成熟度指的是技術機會，即原有技術被新的技術創新所改進或替代的可能性的大小。主導技術的成熟度是刻畫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征的一個重要經濟學維度。由于主導技術出現以后，產業競爭的焦點迅速由突破性的新產品創新轉向旨在降低產品成本的過程技術創新，這時，基于規模經濟性的市場競爭使得企業數量快速下降，因此從時間維度觀察新興產業可以發現，主導技術越接近成熟，產業的初創期越接近尾聲。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興性決定了這類產業相對于成熟產業必然具有顯著的動態性。根據有關產業動態性的研究，市場成熟度是在技術成熟度之外刻畫產業動態性的另外一個重要維度。由于在主導技術出現之前，存在對潛在主導技術的不同理解，大量新企業(可能是新設企業，也可能是相關行業或無關行業既有企業的跨行業投資)攜自己的產品或工藝技術進入該行業。大量新企業的進入不僅導致產業市場集中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多樣化的技術競爭大大提高了市場結構的流動性，即市場份額在企業間的分布快速轉換。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成熟度，一方面指的是一般產業生命周期理論關注的市場規模的擴張速度，另一方面指的是產業組織結構的穩定性。隨著新興產業逐漸向成熟產業演化，在市場規模增速逐漸下降的同時，市場結構的流動性不斷下降，產業組織結構逐漸向多種外生因素決定的長期均衡結構收斂。分行業截面來看，市場成熟度和主導技術成熟度并不存在簡單的單調遞增關系。因此，理論上任何一個現實的新興產業都可以定位于由這兩個維度決定的二維空間中，或者說，理論上這個二維空間上的任何一個點都對應一個潛在的新興產業的某個特定的成長階段。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最后一個關鍵詞是“戰略性”，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涉及的三個關鍵詞中最缺乏經濟學理論共識的概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性”所體現的經濟學性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產業所基于的主導技術的未來性和突破性；二是產業所面向的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需求規模巨大。第一個特征決定了主導技術的投資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需要更加“耐心”的投資和更加多樣化的高強度學習和探索；第二個特征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績效涉及一國發展的深層次經濟利益。也正因此，與傳統產業相比，政府往往會通過更加積極的產業政策、在更加廣泛的領域參與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不僅是企業層次、更是國家層次的博弈競爭的過程。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把技術培育作為產業生命周期的起點，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誤解，即戰略性新興產業所基于的技術也必定是新興的，與此相關的一個誤導性的觀點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必然是由新興技術的進步推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主導技術通常是、但并不必然是新興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可能是由于既有技術經過“適用性的創新改進”或“技術融合”拓展了更加廣闊的產業空間，也可能是因為一項新興技術在成功應用到新的市場以后獲得迅速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發展的歷史并不缺乏這方面的案例，以無線通信技術發展為例，其原型技術并不是針對通信功能的技術，而是德國物理學家用來檢測電磁波的實驗設備，而無線通信技術的主要改進和完善是直到近年這項技術由公共安全領域應用到大眾消費市場以后才實現的(Day等，2000)。所以，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或既有產業)的成長路徑并不是獨立并行的，既有技術和新興技術、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交叉融合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的一種重要模式。也正因為傳統技術和產業與新興技術和產業的高度關聯性，使新興產業競爭中的最終勝出者往往并不是新設企業，而是傳統產業中在位企業多元化投資后形成的進入者(Dinlersoz和MacMillan，2009；Geroski，2003)。
三、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的理論分析框架
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主導技術的不確定性和市場結構的高流動性，因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發展常常為產業領導者地位的確立和后發國家實現經濟趕超提供重要的機會窗口。例如，在ICT技術興起的時候，美國憑借其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和有效的資本市場確立了其在半導體、計算機產業的領先地位。后發趕超國家常常是通過開辟新的技術路徑、而不是沿襲發達國家既有的技術路徑實現對傳統產業強國的趕超。例如，日本通過發展數控機床技術實現了在機床行業對美國和歐洲的趕超，美國利用生物技術興起的機會實現了對德國和瑞士等傳統制藥強國的趕超。對韓國經濟增長經驗的研究也表明，趕超國家的技術突破不是在比較優勢顯著的傳統產業部門，而是在技術模式具有創新頻率高、技術軌道可預見性弱等特點的新興產業部門(典型如電子行業)實現的(Lee和Lim，2001)。然而，新興的技術機會只是為后發國家提供了在新興產業領域實現領先或趕超的可能性。如果后發國家不具備適宜的資源基礎和制度土壤，那么戰略性新興產業并不會自然成長。因此，提出一個能夠包容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變量及其影響機制的綜合性分析框架對于推進該領域的理論研究是重要的。在對戰略性新 興產業問題進行概念化的基礎上，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一個既具有一般性、又適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研究的“要素、匹配、層次”理論分析框架，該框架除了考慮影響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發揮作用的層次這兩個基本問題外，還進一步引入了要素之間的相互適應和動態匹配的問題。其基本邏輯如下：一是識別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一國某個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的形成通常需要技術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歷史經驗顯示，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作用的顯著性又存在差異(Mowery和Nelson，1999)。因此，識別關鍵要素并刻畫這些要素發揮作用的主要機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究的第一步。二是研究這些關鍵因素之間的相互適應性和動態匹配特征，即要素之間的協同演進和共同內生問題。三是分析這些要素及其互動主要發生在什么位置和層次(國家、產業還是企業？)如下圖所示。
本框架第一個維度的工作是提煉影響一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我們將這些因素大致劃分為技術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種類型。首先來看技術性因素。要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就必須首先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所基于的新興技術和主導技術的差異性和動態性。前者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技術范式理論，后者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技術生命周期理論。技術范式主要揭示的是技術之間的特征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既可能體現為特定技術作為一種問題解決模式自身所具有的特征，即技術所基于的特定的自然科學原理或技術創新的規則，也可能是特定技術所面臨的知識環境的差異性，技術自身及其所處知識環境之間的差異性具體體現在特定技術的創新機會、可收益性、累積性和知識基礎的差異等方面。在特定的技術范式約束下，技術的演進總是遵循某種特定的方向和技術路徑運行，新興技術進步的過程既包含新的技術范式和技術路徑的出現，也包含在既有技術范式下技術沿某個特定路徑的完善。特定新興技術發展的過程既因技術范式的差異而存在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性和共性。與新興技術演進直接相關的兩個模型分別是A-U模型和Hamilton模型。A-U模型可以視為Vernon理論在技術層面的應用，該模型將完整的技術創新過程分為流動階段、轉換階段和明確階段，流動階段和轉換階段技術創新的鮮明特點分別是經常性的重大產品創新和重大過程性創新，流動階段和轉換階段的分水嶺是主導設計的形成；明確階段則是產品技術和過程技術都基本成熟后以改進型的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為主要特征的創新階段(Utterback，1994)。Hamilton在A-U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新興技術演進模型。他的模型從企業創新策略的角度將新興技術演進分為發現、探索、承諾和競爭等四個既銜接又部分重疊的階段。其中，發現階段的創新主要是科學推動的，技術進步具有非連續性；探索階段的創新主要以發現可行的技術應用領域、技術完善、形成明顯的市場概念和知識產權保護為突出特征；承諾階段的核心是選定技術路徑和商業化戰略、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從而培育特定的競爭能力，這個階段的活動主要包括選擇主導設計、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出售或授權知識產權等；競爭階段的活動主要包括強化先動優勢、產業進入和退出等(Hamilton，1985)。
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經濟性因素至少包括產業基礎、市場結構、企業戰略和市場需求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前三個要素都是供給方面的因素。產業基礎主要指的是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技術相關性或市場相關性的傳統產業的資源和優勢，例如，美國和德國在醫療設備產業興起時形成的競爭優勢就與這兩個國家之前在電子設備領域已經形成的競爭優勢有直接的關系。這里的市場結構除了SCP范式意義上的市場集中度內容外，更主要指的是新興產業中的重大創新和生產要素如何進行配置和組織。產業組織有時會成為制約具有巨大潛在市場價值的新興技術被成功商業化的重要障礙。例如，美國生物領域之所以不能在生物技術已經基本成熟的情況下形成成熟的產業模式、進而為投資者創造現實的商業價值，其主要原因是企業之間機會主義的短期交易、而不是長期的關系性合作，企業內部研發的分割、而不是多學科知識的融合，科學和商業邊界的過度模糊導致科學研究和商業效率的同時下降等產業組織因素的存在(Pisano，2006)。企業戰略包括企業的總體戰略和創新、營銷等職能性戰略。在知識經濟和價值鏈網絡化的時代，商業模式越來越成為企業戰略的核心內容，商業模式的成功與否決定了企業在多大程度上能將企業內部或外部的技術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價值(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市場規模和客戶需求特征是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績效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市場規模決定了研發和生產的規模經濟性，因而有利于形成配置效率(生產規模)和動態效率(創新)相互增強的機制(Mowery和Nelson，1999)，而一國或地區市場需求的性質則常常成為主導技術和新興技術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的關鍵因素：客戶、特別是“領導性客戶”在創新過程中的積極參與是新興技術和產品功能不斷完善、技術性能持續提升的重要因素(Von Hippel，2005)。另外，“實驗性消費者”不僅是新興技術最初的市場來源，而且是對不成熟技術反饋需求信息、甚至直接改進技術的重要知識來源，因而對于主導技術選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Malerba等，2003)。
制度性因素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機制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果：一是制度性因素決定了產業系統中各類主體的抱負水平和激勵水平，從而決定了整個系統學習的強度；二是作為集體行動的規則，制度起到協調創新系統不同主體的目標和行為的作用。制度性因素大致可以分為政府的激勵結構、產業政策以及企業制度和治理結構三個方面。政府的激勵結構是政府行為目標和導向的基礎，決定了政府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基本態度、功能和角色；在層級制的行政體制下，地方政府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配置和行使對于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起到決定性作用(周黎安，2008)。產業政策既包括財政、稅收、金融等傳統的支持性政策工具，也包括技術路線圖等協調性政策手段以及具有供給共性技術和基礎技術功能的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雖然不同部門的產業政策可能會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則，例如，應當鼓勵技術和企業的 多樣性和競爭，應當加強大學的科學研究和教育培訓功能等(Mowery和Nelson，1999)，但有效的產業政策通常都是部門特定的。另外，戰略性新興產業競爭的動態性，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和發展的微觀制度(企業制度和治理結構)不僅能夠有效地解決傳統企業理論研究的委托問題，而且還要符合“創新型企業”的制度要求，即戰略化(保證企業的資源向長期的戰略性領域投資)、融資支持(保證企業的戰略行動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和協調(企業內外部活動的協調一致)(Lazonick，2005)。
“要素、匹配、層次”分析框架的第二個維度是研究優勢來源之間的相互適應性和動態匹配特征，該視角的研究包含三個層次：(1)技術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匹配。一方面，技術性因素會影響制度設計的邏輯和特征，例如，產業的技術范式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模式——科學推動型還是需求拉動型，產品架構技術的特點決定了關鍵技能和知識形成的位置(Fujimoto，2008)，從而決定了一國產業政策的著力點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領域；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趨于成熟的背后是這些產業的部門創新系統的不斷完善和優化，是整個國家的創新系統由舊的模式向新的結構進行深刻轉變的過程。創新系統所嵌入的新舊制度體系轉型的成本和特點決定了系統內技術演進的速度和方向。每次重大的技術創新都會伴隨著由共性技術、基礎設施和經濟組織方式所共同構成的技術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整體變遷，即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常常表現為“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協同演進。也正因為每次技術革命的擴散都要遭遇根植于舊的技術經濟范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包括老式的實踐、標準、習慣、思想和慣例等)，所以每次技術革命的擴散都會在拓展期(deployment)之前經歷一個大約二三十年的導入期(Installation)(Perez，2010)。因此，一個完整的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制度分析必須既要包含一個最優的制度框架設計的靜態分析，也要包含新舊制度變遷的動態分析，特別是對于某些并不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要求、但應用在傳統產業身上卻看似行之有效的既有制度安排，這種有關制度鎖定和突破的研究顯得更有價值。
(2)技術性因素和經濟性因素的相互適應。一方面，在不同的技術范式下，不同產業的市場結構和企業的創新行為會表現出差異性，例如，生物醫藥、電子等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由于其創新的技術機會豐富，因而產業的市場結構分散且企業的創新資源主要投向重大的產品創新；對于基礎化工、冶金等連續流程類的產業，由于技術相對成熟，因而市場集中度高且企業的技術創新主要以生產工藝的持續改進為主；對于機械等產品工程類的產業，由于技術機會一般，因而市場集中度介于前面兩類行業之間，企業既注重產品創新也注重有利于新產品技術工程化和降低生產成本的工藝技術創新(Marsili，2001)。另一方面，經濟性因素也會影響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方向。例如，市場集中度會影響技術創新的強度，且二者的關系可能是非線性的；具有不同戰略資源、處于不同戰略位置的企業會內生地選擇不同的技術路徑和產品架構；市場需求對技術的影響更加顯著，有關“需求拉動”型技術進步的強有力的證據是，一些新興技術(如互聯網、計算機和移動通信等)獲得快速的發展不是因為科學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而是因為出現了新的更有前景的市場。
(3)經濟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匹配。經濟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相互替代和補充關系在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商業化問題研究中尤為重要。企業將新興技術進行商業化的機制通常包括策略性的手段和制度性的手段。其中，策略性的手段包括先動優勢、保密、互補性資產和人力資源政策等；制度性的商業化手段通常有專利、政府采購、獎勵和補貼等。策略性手段和政策性手段之間的關系既可能是相互補充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一方面，制度性的安排會對策略性機制的有效性產生影響。例如，企業策略性商業化手段的有效性越弱，政府的研發補貼對企業內部研發支出的激勵作用就越弱；另一方面，企業的策略性活動也會影響某些制度設計的有效性，例如，考慮到企業在商業化手段方面的差異性，最優專利制度的設計應該更有“彈性”——如引入“專利展期”制度，也即將專利保護期縮短，每次保護期結束后原專利持有人都需要重新向審查機構提出申請以獲得下一個時期的專利保護(Cornelli和Schankerman，1999)。
我們提出的分析框架的第三個維度是分析這些使得一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競爭優勢的要素以及各種要素之間的互動發生在經濟系統中的哪個層次—國家、產業還是企業。首先，從發展的效果看，有可能一國在幾乎所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都形成顯著的領先優勢，也可能僅在某些部門形成行業性的群體優勢，但也可能僅在特定產業的少數企業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其次，從影響的因素和機制看，技術性、經濟性和制度性因素都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層次：一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形成的競爭優勢可能是由于國家層面存在某種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環境性因素，也可能是由于部門層次存在的某種部門系統性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企業內部存在的某種獨特的資源或能力使然。盡管不同層次的因素和作用機制之間常常是緊密聯系的，例如，很難嚴格區分企業的緊密合作和互動是部門層次的產業組織因素還是企業層次的能力原因，創新型企業的制度基礎既可能是國家層面的有效的產權制度(包括知識產權制度)，也可能是源于特定企業獨具的企業家抱負和組織能力。但對于絕大多數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還是可以將其置于某個特定層次的問題背景下進行分析(Mowery和Nelson，1999)。有關層次分析的最主要的理論意義在于，它可以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思考形成產業競爭優勢的特定來源的微觀機制到底是什么，這種研究的政策含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可以更加明確政策作用的對象和主體。
“要素、匹配、層次”分析框架對于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研究的貢獻在于，它涵蓋了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績效的所有關鍵因素，因而具有理論的一般性和綜合性；該框架考慮到了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適應問題，因而具有動態性和理論框架的自洽性；同時該框架提出了影響作用和互動機制發生的層次，因而對于 問題提煉、實證性經驗研究以及產業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性和啟發性。當然，戰略性新興產業問題的新穎性決定了，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研究還遠遠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標準的研究方法。因此，我們提出的分析框架也僅僅是探索性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還需要更多實踐經驗的支持。
注釋：
①有學者從產業增速、而不是技術和市場結構的角度將新興產業定義為處于高速增長期的產業，見Low, M., Abrahamson, E., Movements, Bandwagons and Clon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No. 12, 1997, pp. 435-457。我們認為，新興產業在產業生命周期中的區間還應當包括新興產業所基于的新興技術出現的階段，而新興技術出現初期產業的增速可能很低、甚至產業化根本就沒有開始。就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而言，將新興產業等同于高增長行業尤其具有誤導性。
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業彈性；就業偏度
一、 引言
戰略性新興產業，顧名思義，其突出特點為產業發展的戰略性和新興性。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于我國經濟的全局發展都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其自身又代表了世界產業發展的前沿，對于要素使用需求也具有較高的要求。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將對我國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我國就業的帶動作用。因此考察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將從一個側面反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狀況，同時也是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成果的重要參考。
二、 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就業帶動作用分析
戰略性新興產業所具有的戰略性與新興性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其對于就業的體量和結構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其主要邏輯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前沿產業，其擁有的先進技術可以產生更高的生產效率，其廣闊的發展前景對于就業具有較高的吸引力。從另一個方面來講，作為戰略性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也需要勞動力的大量涌入，推動產業發展進入健康的軌道，逐步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通過這兩方面的作用，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穩定我國就業市場的同時也將推動我國就業結構向高端化方向發展。
1. 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就業增加。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具有廣泛關聯的產業群，其發展需要周邊產業的支持，也需要拓展上下游產業環節，從而將構建多層次的產業鏈。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帶動產業鏈形成的過程中也必將強有力地帶動就業體量的增長，這對于穩定我國經濟增長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所具有的廣闊發展前景也使得其對就業量的需求具有巨大的潛力，將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發揮其對國民經濟的“戰略性”價值。
2. 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就業結構。戰略性新興其對前沿技術的廣泛應用和需求還需要大量可以提業技術更新、商業模式創新的技術人才與企業家人才，其對于生產生活方式的改造也需要大量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專業人才的參與。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興性”在就業領域表現為推動就業結構的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提高產業附加值的同時也增加了高端人才的就業機會，促進供給端技術型和企業家型人才的成長，以涌現大量具備適應全球技術競爭和商業競爭的人才，這將大大提高我國人力資源的質量，成為我國打造現代化經濟強國、科技強國的重要人才基礎。
三、 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帶動就業體量增長作用的測度
如前討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性”要求其帶動就業體量增長，表現為產業發展對就業帶動的效率。結合可獲得數據與經濟學的現有研究方法，本文將以就業彈性作為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就業體量增長的測度指標。
1. 就業彈性的測度方法。就業彈性是指當影響經濟變化的其他因素恒定的情況下，產業產值增長（或減少）一個百分點所引起的就業變化的比率。就業彈性系數具體反映就業彈性的強弱程度，它是與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兩因素有關系，即就業增加率與產業產值增加率的比值，
εi=（1）
當就業彈性大于零時，其值越大就說明當產業產值變化同等比例時，所帶動的勞動增加率越高，說明產業發展對就業的帶動作用較強；相反，當就業彈性較小時，說明當產業產值變化同等比例時，所帶動的勞動增加率越低，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就較為有限。而就業彈性小于0時，如果產業的產值在持續增加，那么就說明生產效率在大幅提高，所需勞動力不升反降，勞動力需要重新配置到其他產業領域。因此本文將采用就業彈性來考察戰略性新興產業對我國就業的帶動作用情況。
2. 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業彈性的測度。在考察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業彈性之前首先應當來考察我國整體就業彈性的情況，以獲得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參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以及式（1），可得整體國民經濟的就業彈性。可以看出，自從2002年以來我國就業彈性呈現出總體下行的趨勢，在2012年之后又略有回升。這說明我國整體產業對勞動的帶動作用在下降，我國產業發展越來越偏重于非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近年來隨著結構調整初見成效，對就業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產業的發展效果愈加明顯，因此從2012年開始就業彈性出現反彈。這是我國經濟、產業逐步轉型在就業市場的充分體現。
而分三大產業來看，其中第一產業從2003年開始其就業彈性穩定在負值區，且在持續減少，2013年下降到了-0.71.說明第一產業產值擴張的同時農業就業人口在持續減少，說明我國農業的生產效率在顯著改善，農業勞動人口也在持續外流。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彈性波動較為明顯，如第二產業在2005年時就業彈性達到了0.34，而在2008年下降到了0.10。但是到了2012年又漲回到了0.41。這說明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基礎環境，二三產業的生產效率的變化也存在著較為顯著的波動，其技術路徑較為復雜，產業總體發展仍在轉型中徘徊。
本文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正式提出的2009年為時間下限，根據2009年～2013年《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依托產業的各二級分類產業數據來考察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就業彈性。從計算結果中可以看出，自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來，各產業就業彈性的走勢與第二產業就業彈性走勢較為一致，總體波動多呈現反復。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就業彈性大部分都遠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上，并主要集中在0.3～0.5的區間。并且其中低于平均水平的產業就業彈性多為負值。這說明部分產業在產值增長過程中，在局部年份出現了勞動力流出的現象，但是總體而言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就業的帶動作用較為明顯，產業每一個百分比的產值變動都可以帶動較多的就業。尤其是2012年以后，諸多產業的就業彈性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也解釋了國民經濟就業彈性在2012年之后出現的回升現象。
具體來看，其中生物醫藥、通信設備制造、電子器件和元件、辦公設備等就業彈性較高，保持在0.5附近甚至是1.0以上，說明這些產業每增加一個百分比的產值就可以帶動更多的就業。因此在經濟轉型期，更應當大力發展這些新興產業，可以起到穩定就業，保持經濟增長動力的作用。而儀器儀表、視聽設備制造、化學藥品制造等產業由于產業鏈較短，對就業帶動作用增長較為有限。但是如航空航天設備制造、飛機制造、通信設備制造等重工業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就業彈性仍較低，其中飛機制造甚至在2013年下降為負值，這些產業的就業彈性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應當繼續大力發展這類的戰略性產業，充分發揮其對于就業的帶動作用。
四、 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就業結構升級作用的測度
如前文所分析，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就業帶動作用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技術和商業模式的"新興性"要求就業結構高端化發展。因此本文引入就業偏度來測算各行業對就業的相對吸引力。
為了考察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就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本文選取了就業偏度指標來測度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來，通過對就業的吸引產業發展對就業結構產生了何種影響。
1. 就業偏度的測度方法。就業偏度即就業的偏向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φi=-1（2）
即產業產值占比與勞動力占比的比值與1之間的差距。當就業偏度小于零時，表明該產業產值占比小于勞動力占比，產業增長較慢，勞動處于過剩的狀態，急需轉移勞動力，產業缺乏對勞動力的吸引力；而就業偏度大于零時，產值占比小于勞動力占比，表明該產業發展較好，且處于擴張階段，具有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勞動力配置向其傾斜。但是當就業偏度增大時，說明產業產值占比的增加大于就業占比的增加，說明產業對于勞動力吸引力下降，甚至勞動力出現了外流的情況。如果就業偏度逐年持續減少，那么說明產值增加的同時勞動力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產業正在吸引勞動力的流入，就業結構向著有利于該產業的方向發展。
2. 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業偏度的測度。首先本文利用《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通過計算發現，我國第一產業就業偏度呈現明顯的上升，并且在2002年和2003年還處于負值狀態，并逐步接近于零，這說明我國第一產業一直處于勞動力過剩狀態，并且在不斷向其他產業轉移。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第一產業就業偏度分別達到了2.670和3.231。而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偏度在顯著下降，分別從2002年的1.071和0.479下降到了2013年的0.451和0.219.說明我國勞動力持續從第一產業流出而向二三產業配置。并且第三產業就業偏度還要小于第二產業的就業偏度，說明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相較于第二產業更強。
其次，本文利用2009年～2013年《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數據，以《中國統計年鑒》中各地區GDP和就業人員為總產值和總就業，通過代入式（2）計算整理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內，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所有行業的就業偏度都要遠遠大于二三產業的平均水平，普遍保持在7.0或8.0以上，部分產業甚至達到了10.0以上。這說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總體保持著對勞動力的強大的吸引力，產業自身發展處于快速擴張階段，就業偏度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持續增強，就業結構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而逐步升級。而在所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又以生物醫藥、通信設備制造和計算機整機制造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為最強，到2013年時就業偏度分別達到了15甚至是24以上。但也要看到，廣播電視設備制造、雷達及配套設備制造等產業的就業偏度呈現出持續下降的發展趨勢，這有可能說明產業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產業對于技術的需求逐步超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產業的要素稟賦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總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處于一種快速擴張的階段，需要繼續大力扶持相關產業的發展。但也要順應個別產業新的發展需要，有針對性地制定出差異化的人才政策，保障產業的順利發展。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合以上的計算可以看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我國就業帶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各子產業的就業彈性普遍高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平均水平。因此從就業帶動方面來說，戰略性新興產業確實發揮了“戰略性”產業的戰略作用。而其就業偏度也都遠遠高于第二和第三產業，說明其對勞動的吸引力較為明顯，我國就業結構正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而產生變化，其發展代表了我國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展現出“新興產業”對勞動力配置該有的吸引力。為了更好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就業的發展，本文認為應當作如下的改進：
1. 深化戶籍改革，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加強勞動力的流動性，不應當讓勞動力的流動出現嚴重的制度障礙和地緣障礙。讓市場機制在勞動力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這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發揮對就業帶動作用的重要前提。
2. 因地制宜地確立產業發展規劃，挖掘產業發展潛力，重點扶持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產業的發展。通過計算可知，生物制造、電子設備制造、辦公設備制造等產業具有較高的就業彈性，但同時其就業偏度卻相對較低。這說明要想充分達到帶動就業的作用目的，我國各地仍需結合地區實際，因地制宜地選擇和發展此類就業帶動顯著的產業，以提高經濟轉型發展的效率，發揮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就業帶動作用。
3. 建立培養現代化多層次人才培養機制。在持續推進高考等基礎教育制度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使得教育發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發展所需的技術、商業、組織等方面的人才提供成熟穩定的培養機制，使得可以源源不斷地涌現創業人才、創新人才和服務人才，推動產業全面快速發展。
4. 提高人才結構的國際化水平，拓寬人才交流的國際化通道。為了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全球化競爭需要，還需要能夠創新制度，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急需人才施行專項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來我國工作，同時也要鼓勵我國人才走出去，在國際舞臺展露才華，內外聯動，以推動我國產業發展更加緊跟世界潮流，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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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世界產業發展新趨勢及我國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跟蹤研究”（項目號：12AZD04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產業革命背景下我國產業轉型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項目號：13AZD07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于技術和制度共同演化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協同創新機制研究”（項目號：71302021）。
論文在論證政策性融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重要性基礎上，以政策性貸款和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為研究對象，對我國2010～2014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分析表明，我國政策性貸款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效應不明顯，而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效應明顯。今后我國可以通過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性銀行，引導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以及建立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的方式來提高政策性融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
我國政府于2010年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七大領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尤其是在內需不足以彌補出口總額下降的態勢下，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近年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十二五”期間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七大行業總體增速約是GDP增速的兩倍，近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處于持續增長中。盡管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正逐步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但產業發展仍面臨很多制約因素，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融資較難，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創新仍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期長的特點，政策性融資是新興科技企業不可忽視的重要融資渠道之一。政策性融資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性融資市場的缺位，同時也是財政支持科技的市場化行為。與稅收等優惠政策相比，用低息有償方式資助初創期的新興科技企業并保證資金良性循環，更能考驗政府智慧和運作能力。本文從政策性融資視角出發，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現狀及效應進行分析，并嘗試提出政策性融資優化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效率，這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成長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一、理論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必要性的論證
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企業往往具有技術優勢和創新能力，它們對整個產業的結構調整與升級十分重要。然而這些企業自身發展的特點和商業性金融機構的投資偏好相悖，導致這些企業的外源融資能力較弱。latimerAsch（2000）認為在商業性金融機構眼中，中小企業所需資金規模較小，很難形成貸款的規模效應，可圖之利甚少。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自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麥克米倫提出中小企業融資缺口——“麥克米倫缺口”開始，許多國家紛紛采取政策性金融手段來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紀瓊驍（2003）指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實質是一種市場失靈，這一問題只能通過組建致力于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政策性融資是指企業充分利用各級政府為了優化產業結構、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提供的政策性支持，或政府為了支持新興科技企業的快速發展而提供政策性資金支持的融資行為。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說，政策性融資在融資成本、融資風險等方面都比其他融資方式有很大的優越性。Arrow（1962）指出通過政策性金融對企業研發活動進行資助可以有效地緩解商品市場的非有效性。在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初期，政府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沒有財政資金的支持，很多核心技術很難實現突破，更談不上產業化。財政補貼是財政資金扶持產業發展的常用手段，但大量的研究表明，政府直接資助企業創新的政策手段，往往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產出效率并不高（如安同良等，2009）。陸國慶等（2014）指出盡管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補貼十分重要，但補貼方法和效率有待改善。政府如果過度干預企業補貼資金投向，會扭曲資金使用效率，致使大部分政府補貼資金流向產能投資領域，我國太陽能電池行業的產能過剩就是最好的例證1。相比之下，政策性融資是財政支持金融化、市場化的有效途徑。國內部分學者從政策性融資的視角，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問題進行了剖析。顧海峰（2011）提出了“兩體一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演進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即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引導商業銀行和金融市場的金融資源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王偉、魏寒（2012）提出，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政策性融資體系應建立在以政策性銀行為中心、以信用擔保機構為基本手段、以企業發展基金為補充的基礎上的市場化運作體系。總之，以新興科技型中小企業為核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其融資來源主要還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導向。盡管國內學術界關于政策性融資促進產業成長的理論研究積累了很多成果，尤其是政策性融資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研究也并不鮮見，但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這一課題仍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缺乏實證方面的檢驗，某些問題的研究深入性不夠，例如政策性資金配置效率、政策性融資的最優模式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二、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方式分析
從我國來看，政策性融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升級的培育主要方式包括通過國家政策性銀行發放的政策性貸款，政府通過政策性擔保、財政貼息等方法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的信貸傾向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國家和政府設立的專項扶持基金等。
（一）政策性貸款在我國，政策性銀行是發放政策性貸款的主要承擔者，其中國家開發銀行是我國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主力銀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項目需要中長期性的資金支持，定位于開發性金融的國家開發銀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2010～2015年期間，國家開發銀行先后為我國民用航天領域遙感衛星、中航工業航空發動機航空產業鏈和中泰化學循環經濟等重點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在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和深圳“四省一市”試點探索新型平板顯示、基因工程、數字醫療設備、生物醫藥、新材料、智能電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融資模式。根據國家開發銀行公布的年度報告，該行2010～2015年間累積發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12582億元，不僅為新一代信息技術、海洋生物工程等領域提供了發展資金，同時也為推動先進制造業整合和開發、構建銀企合作機制助力。
（二）政府專項基金近幾年，為響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各大部委分別建立了扶持產業發展的基金或專項，如發展改革委的高技術產業化專項、科技部的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工業和信息化部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等，這些扶持基金通過無償補助或貸款貼息的方式，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除了各部委之外，地方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財政投入規模也在持續擴大。如2012～2014年，浙江省財政從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資金中統籌安排7.4億元，支持107家重點企業研究院建設；廣東省財政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銀企合作專項資金，在2011～2015年期間安排50億元，通過貸款貼息方式，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一直以來，我國對科研項目的財政支持多遵循“點對點”、“項目對項目”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對科技企業的研究及成果轉化的促進效應有待科學評估。在借鑒外國經驗的基礎上，2009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啟動實施了“新興產業創投計劃”，由中央財政資金與地方政府資金、社會資本共同發起設立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基金，通過設立創業投資企業，或以股權投資模式直接投資創業企業等方式，引導社會資金支持初創期、早中期新興企業的發展。這種方式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把政府的貨幣資本與社會的人力資本、民間資本有效結合起來，把公共政策的效應與市場化機制有機結合起來。該項基金不僅實現了資金來源多元化，而且將進行完全的市場化運作。2011年，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中小企業納入“新興產業創投計劃”支持范圍。截至2015年末，我國“新興產業創投計劃”已累計支持設立206家創業投資企業，資金總規模557億元，該投資基金對拓寬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融資渠道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政策性融資擔保政策性融資擔保是通過各級政府投資或控股的政策性擔保機構來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把建立政策性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作為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抓手。如美國的小企業管理局在中小企業融資中起到了很好的政策性融資擔保作用。從我國現有的擔保機構來看，盡管數量眾多，但是平均注冊資本金小，在保余額小，且大多為商業性擔保機構，有些盡管以政策性擔保公司名義，但實際上政策性不足，承擔不了政策性融資擔保公司的職責。根據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共有法人機構8402家。總共注冊資本為9311億元，在保余額1.91萬億元，平均資本僅為1.11億元，平均每家擔保機構在保余額2.27億元，放大倍數僅為2倍，乘數效應難以發揮，并未形成全國性的擔保機構，這種分散性降低了擔保公司的公信力和銀行認可度。在這8402家擔保機構中，國有控股占18.7%，民營及外資控股占81.3%。也就是說國內的擔保公司大部分是商業性的。即使是以政策性為名義的擔保公司，由于需要接受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目標、公司績效等方面的考核，在開展政策性擔保和再擔保業務時因缺乏政策性扶持而顯得力不從心。近年來各級政府積極推進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的建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如浙江省成立專業性科技型擔保公司，為省內科技型、創新型企業拓寬融資渠道；浙江省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建設的意見》；2015年云南率先構建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由省級財政籌措資金20億元，組建云南省信用再擔保有限公司；甘肅省在《小微企業互助貸款風險補償擔保基金管理辦法》中提出優先支持戰略性新型產業。但總體看來，盡管政策性融資擔保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場化運作模式，但是由于我國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尚未健全，因此短期內很難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發揮作用。
三、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性融資效應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構建與樣本的選擇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主要從政策性貸款和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兩個角度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效應進行考察。其中，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政策性貸款數據僅包括國家開發銀行公布的相關數據。另外，本文的實證分析立足于宏觀角度，故從產業增加值和發明專利授權件數兩個方面來衡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出規模。本文實證分析的數據分別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國家統計局《全國年度統計公報》、《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國家開發銀行年度報告、國家知識產權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統計分析總報告》。由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戰略提出年限尚短，且對外公開披露的信息有限，其中部分指標在2015年的數據官方并未公布，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樣本區間為2010年至2014年5個年度。其中，計量分析中所采用的各指標變量及含義見表1。由于本文的樣本期間較短、變量較多，為降低模型的擬合誤差，本文的模型采取逐一變量回歸、縱向比較的建立方式。其中，產業增加值的政策性融資效應比較模型為式（1）、（2）、（3），發明專利授權的政策性融資效應比較模型為式（4）、（5）、（6）：
（二）實證結果分析1.政策性貸款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支持分析。從政策性貸款方面來看，2014年國家開發銀行發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2182億元，其中2011年最高（2825億元），2010～2014年的平均增速為29.78%（見圖1）。但比較來看，2012～2014年國家開發銀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貸款發放增速明顯要低于同期政策性貸款發放總體的增速，且以2012年相差最為明顯。通過政策性貸款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可以反映出政策性銀行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能力。圖2的結果可以看出，政策性貸款總余額占GDP的比重大致在12%左右，而政策性銀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投放的貸款占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在2014年是4.49%，其中最高為2011年的11.67%，近年有遞減的趨勢，這說明政策性貸款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放增速要低于戰略性產業增加值的增速。兩組數據比較來看，政策性貸款對GDP的貢獻度明顯高于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貢獻度。2.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從政府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來看，截至2014年末，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計劃資金規模574億元，2010～2014年的平均增速為52.25%，最高為2011年的93.58%。相比之下可以看出（見圖3），明顯高于同期全國財政科技支出的總體增速。3.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性融資效應回歸分析。利用樣本數據和模型（1）至（6）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來自于Eviews6.0，整理如表2所示。從表2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政策性貸款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效應不明顯。表2可以看出，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貸款（sEil）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sEiAV）、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授權（sEiiPA）及其占比（sEiiPAP）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政策性貸款（nDRl）與GDP、境內外發明專利授權（iPA）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1%置信水平的檢驗。這說明，政策性貸款對我國的國民經濟、科技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而其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融資效應不明顯。第二，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有明顯的融資效應。表2可以看出，在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計劃資金（sEiVC）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sEiAV）、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授權（sEiiPA）及其占比（sEiiPAP）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系數均通過了相應置信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sEiVC每增長1%，sEiAV、sEiiPA會分別增長0.54%和0.27%，這說明國家產業創業投資基金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帶動作用明顯；在財政科技支出（EsT）與GDP、境內外發明專利授權（iPA）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系數也分別通過了1%、5%置信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EsT每增長1%，sEiAV和sEiiPA會分別增長0.95%和1.17%，即國家科技支持的科技、經濟效應也是顯著的；將以上兩組結果比較來看，第二組數據要高于第一組，這說明國家財政科技投入的融資效應要高于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融資效應。第三，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效應不等于融資規模的擴大。同樣從表2可以看出，如果產業創業投資基金在財政科技支出比例（sEiVCP）提高的話，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sEiAV）、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EiAVP）、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授權（sEiiPA）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授權占比（sEiiPAP）均會顯著提高，分別為15.82%、0.55%、7.51%和0.63%。但政策性貸款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投放占比（sEilP）對上述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如果僅僅依靠提高政策性貸款投放數量，不會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起到撬動作用。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政策性資金的投放規模有限，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投放增速低于整個產業的發展增速。同時，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效應不能僅依靠政策性資金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投放規模增大，而應考慮如何提高融資效率、創新融資模式、健全政策性融資體系。
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融資優化策略
（一）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性銀行我國目前已建立的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雖然在近年來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力度，但由于自身的分工、職責不同，所承擔的任務不同，都不會將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其重點扶持的對象，它們在該領域所扶持的多為國家級重點項目或者初具規模的大型企業，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很難通過政策性銀行獲得資金支持。從國外經驗來看，建立專門服務于產業的政策性銀行已有先例，如韓國于1954年成立的韓國產業銀行是由政府批準設立的國家政策性銀行，自1990年開始擔任企業金融作用開始培養高科技產業。因此，可借鑒國外的發展經驗，設立以產融結合為出發點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性銀行，從而打通社會資金流通渠道，擴大政策性資金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覆蓋面和規模。
（二）引導政策性資金向市場化發展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盡管我國的政策性融資規模不斷擴大，但是融資效應并不明顯，從實際來看，我國技術創新項目、經費分配與成果評價均存在問題，這些都與我國政策性融資的市場作用發揮不充分有關。因此，應引導國家和地方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從獎勵、貼息、補助等直接補貼形式向創業投資基金等市場化運作方式的轉變，建立由市場技術決定創新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推動政府引導基金體系建設，發揮政府資源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將政策資金市場化運作，對社會資金有著很強的引導作用，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廣泛吸收社會資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論文關鍵詞〕戰略性新興產業；新經濟形態；國際競爭；消費需求；四川創造
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和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戰略”和“新興”是其質的規定，“戰略”是對國家層面和全局發展而言；“新興”是對傳統產業和成長階段而言。準確把握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涵特征，不僅是增進共識、深入貫徹中央和四川省委部署的認知前提，也是履職盡責、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的先決條件。從國內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發展先導性
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著眼未來、超越傳統的新經濟形態，深度融合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體現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是引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趨向、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代表科技前沿。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新能源為動力，以新材料為原料，應用智能技術或生物技術，注重循環利用和生態環保，為綠色、低碳、智能、普惠發展提供物質技術條件，能夠有效地破解能源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等瓶頸制約，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相協調、人與自然相和諧，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源于當代最新科學發現和技術進展，又為科技創新成果的深度應用和產業化提供平臺，是對科技突破引領產業革命規律的深刻認識和主動運用，其競爭空間一定是全球范圍，核心技術一定是世界前沿。當今世界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以納米、生命、信息、環境和認知科學相融合為特征，集中在能源、環境、健康等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領域，代表了未來科技創新的方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產業中能夠成長為先導產業或支柱產業的那一部分，具有強烈的信號指示作用，客觀反映未來發展重心和政策走向，引導資本關注、研發投入、人才集聚，推動淘汰落后產能、改造傳統產業，促進存量升級、增量上檔，重塑產業格局，提升經濟發展層次和水平。
2.全局帶動性
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體現了國家戰略需要，不是一般的產業概念，而是為了解決重大緊迫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而科學選擇的特殊產業，“正外部效應”明顯，超越經濟意義，帶動全局影響社會，關聯度高輻射力大，滲透性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多突破現有技術體系，交叉融合多種科技要素，與上下游產業關聯度高，具有很強的前向效應和后向效應。不僅包括由重大技術發展形成的最終產品，也包括圍繞重大技術而形成的產業鏈條體系，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帶動作用。隨著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進入市場，內化其中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隨之溢出和擴散，往往引發諸多產業技術更新，既帶動傳統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經濟整體效率，又促進相關產業共同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社會消費水平，發揮著基礎和支撐作用，滲透于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戰略性新興產業擴張力強、輻射面廣，是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的核心要素之一，關系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同時能夠促進消費升級和民生改善，帶動生產體系的變革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甚至影響思維方式和倫理道德，改變整個社會面貌。
3.創新依賴性
創新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源驅動，沒有創新就沒有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沒有定型設備和標準體系，也缺乏顯性需求和配套政策，無論技術工藝還是產品市場，都需要從頭做起、“無中生有”，所以特別依賴科學技術、體制機制和商業模式等系統創新驅動。與需求拉動、資源供給和區域轉移等形成的產業相比，戰略性新興產業由核心技術的突破誘發產生，是從“凝聚物質資源”到“凝聚知識技術”的根本性轉變，有時一項新技術的出現甚至會對整個產業產生顛覆性影響，其核心技術占據著產業鏈的高端、控制著價值鏈構成，決定著產業發展的方向、水平和效益。戰略性新興產業往往代表新的生產力，需要新的生產關系與之適應、新的體制機制與之匹配，且有賴于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作保障，完善經濟、科技、法律等相關制度，健全人才、市場、金融、中介服務和考核評價等體系，否則，技術創新的種子難以破土成長。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技術性和經濟性的統一，具有供給創造需求的特點，能否走過技術發明、成果轉化、產業興起的發展階段，最終取決于消費者的認知水平和市場的接受程度，這就要求從研發、設計、管理和營銷等各個環節加強創新，發展有利于擴大需求的商業模式，提供專業服務和增值服務，積極引導大眾體驗和消費，努力培育和占領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創新”常常伴隨“風險”，“新興”往往比較“脆弱”，戰略性新興產業集高科技、高投入、高風險于一體，發展中可能面臨較大的技術選擇風險、成果轉化風險和市場競爭風險等，需要以科學審慎的態度對待。
4.較高成長性
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良好的經濟技術效益和長遠盈利特征，產業成長性強，在市場需求、增長速度、經濟效益等方面大大超出行業平均水平，其地位和影響力趨于上升，市場空間大，發展速度快，綜合效益好，發展前景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其產品科技含量高、應用范圍廣，隨著營銷渠道臻于成熟，營銷方式不斷完善和產品公眾認知度的提高，消費需求快速增長，市場空間十分廣闊。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有以創新為動力的良好基因，又有較大利潤空間的吸引，還有國家產業政策的扶持，具有快速成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環境。其投資規模、產出份額、產業增長率等均高于一般性產業，呈現出非線性發展態勢。戰略性新興產業既可在技術壟斷和供給不足情況下，通過控制生產要素和產品流向，掌握產品標準和商務規則，又可通過不斷技術創新，縮短產品更新周期，始終占據高端領先地位，保持較高利潤水平。同時，還能夠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避免系統性、機制性浪費，實現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方向和路徑
1.突破核心技術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中，常常呈現出低端技術市場化與高端技術政治化并存的現象。關鍵核心技術引不來、買不到，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就現實而言，各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熱情高、規模沖動強，但多處于高端制造的低端環節，關鍵核心技術“空心化”是致命弱點。在宏觀層面，沒有關鍵核心技術作支撐的產業擴張，可能造成新一輪的技術重復引進、雷同式布局和低層次惡性競爭；在微觀層面，缺乏核心技術的企業，規模越大風險越大，巨量投資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為不良資產。“要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就不能總是跟蹤模仿別人，也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上下功夫，防止成為“只有四肢沒有大腦的‘世界工廠’”。因此，圍繞產品攻關是當務之急，完善產業創新鏈條是關鍵所在，攻克共性技術是基礎。在高端人才缺乏、科技體制不適的情況下，應以更廣的眼界和更大的魄力，堅持內源式和外源式創新相結合，立足現有基礎，強化省部、省院等合作，圍繞產品集中優勢力量，鎖定目標實施聯合攻堅，重點攻克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系統集成技術，力求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領域具有相對優勢的重大關鍵產品上率先取得突破。事實表明，以國家和政府為主的單向科技投資體制，難以形成投資—受益—再投資的創新鏈，導致科技人員沒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企業缺乏應有的研發耐心。應堅持市場化導向，加強利益聯結，允許并鼓勵高校、院所科研人員在高科技企業兼職兼薪，支持合格企業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動站等，構建企業主導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的體制機制。建立產學研創新聯盟，完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布點建設軟件園、大學科技園、科技創業園等孵化器，實施一批重大產業創新發展工程和產業化示范工程，促進科技研發的最前端與市場應用的最后端融為一體，避免“學院式”研發、“作坊式”生產。共性技術研究是技術開發的基礎階段，有助于突破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的瓶頸，形成技術優勢。由于共性技術具有準公共性，單靠市場機制很難實現，需要政府加大投入、組織攻關。應把握好科技超前部署的規律，結合國家“十二五”科技規劃、知識創新工程和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的實施，加強交叉領域的技術和產品研發，構建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實現技術標準、科技信息、基礎數據、重大儀器設備等資源共享，提高基礎性、前沿性技術研究水平，為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創造條件提供支撐。
2.培育重點企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的初始階段，尤其需要發揮重點企業的示范帶動作用，以形成龍頭牽引、整體推進的發展態勢。要著力培育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重點優勢企業，促進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產品競爭向品牌競爭、四川制造向四川創造轉變。堅持主體多元，著力扶優做強，塑造競爭品牌。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現國家戰略意圖，需要多元主體支撐，必須打破所有制壁壘，放寬準入領域，提供公平進入機會，讓不同所有制企業在競爭中強筋骨、增活力。既要依靠國有企業支撐引領，在那些企業不愿干、干不好而國家戰略又需要的領域中著力；又要重視發揮民營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生力軍作用，與大型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形成配套，在大項目上分工協作；同時還要注重發揮軍工企業的技術優勢，促進軍民融合式發展，形成充滿活力、富有彈性的多元主體結構。在分類指導、突出重點中扶優做強，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通行做法和有效之舉。扶優，就是選擇基礎較好、帶動力強、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加以重點扶持；做強，就是整合集成各類資源，動態調整激勵政策，推動重點企業做強做大。尤其要引導企業以產權多元化改革為突破口，轉換經營機制，強化企業管理，通過創業板股票發行上市、引進戰略投資者、兼并重組等多種方式，實現產權結構多元化，提升企業素質和發展水平。產品體現企業實力，品牌代表企業形象。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實質是產品和品牌的競爭，關鍵要拿出優質產品、創出自主品牌。要引導重點企業圍繞終端產品加強研發設計，不斷改進和提升產品性能，形成相互比較、相互追趕的產品競爭格局，以產品和品牌優勢搶占市場。
3.建設特色基地
基地是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特色是產業基地的靈魂所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以特色基地建設為依托，推動技術突破向產業化發展，走集約集聚之路，優化重點布局。突出產業特色，配置優質資源。要圍繞國家信息、軟件、新能源、民用航空、生物、新材料等六大高技術產業基地建設，著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水平，強化要素集聚和技術集成，打造特色產業集群。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發展的空間格局，是遵循科技規律、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的必然要求。應結合國家級和省級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建設情況，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既“深耕”存量、改造提升，又強化創新、重點推進，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向產業依托條件好、基礎設施完善、生態承載能力強、科技資源富集的區域集聚，防止布局分散、資源浪費。沒有以“專”為基礎的特色打造，就會缺乏參與競爭的制勝“法寶”。四川省釩鈦、稀土、天然氣、水能等資源優勢突出，裝備制造、生物領域、多晶硅等產業基礎較好，在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大功率風力發電機組的研發制造等方面具有較強實力。要發揮這些優勢，以專業園區為依托，彰顯特色、打造亮點，建設一批產業集聚度高、專業特色鮮明的產業化基地。區域競爭表面上是有形資源的爭奪，實質上是聚集能力的較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本指向是高端領域，發展的關鍵在于配置和集聚優質資源。應堅持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與政府引導推動相結合，積極推動平臺向基地集中、人才向基地集聚、政策向基地傾斜，吸引實力雄厚、帶動力強的大企業、大項目和大型研發機構、營銷中心進入，推動產業向高端、高效、高輻射方向發展。 轉貼于
4.深化國際合作
戰略性新興產業往往具有高成本和復雜性，在全球范圍內呈現出在產業鏈上共同投資、聯合開發、密切合作等新的特點和趨勢，誰能優化利用國際科技與人才資源，誰就能擁有更大的創新能力。必須以更加開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視野，推進智力、資本和市場的深度合作。要善于合作競爭，提高利用水位，拓展發展空間。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與競爭對手結成合作伙伴、實現互利共贏已成為理性共識和發展策略。要堅持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與國外大企業合作，開展產業招商和“補鏈式”招商，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引進一批急需的新技術及其配套項目，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術、管理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當前，要以實施成渝經濟區規劃、啟動天府新區建設和加快建設新加坡—四川創新科技園等重大項目為契機，做好整體性、差異性、互補性產業承接，促進優勢互補，謀求共贏發展。引進技術的目的在于促進應用、推動創新。要堅持以我所需、為我所用的原則，更加注重技術的學習、消化和吸收，將主要投入用到本土技術能力的培養上，著力改變重引進輕吸收的現狀，實現引進一批技術、催生一批創新、發展一批產業，避免“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質上是“一種資源”“一個市場”，既要“引進來”利用、又要“走出去”發展。在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分工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的情況下，要抓住機遇，大力支持四川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重點產品、關鍵技術和產業服務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在更高起點、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進行技術創新和交流合作。
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素和保障
1.培育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是決定產業發展的根本動因。只有經濟系統中存在一定市場容量，新興產業才會被系統接納，產業發展的程度和速度才有保證。沒有市場，再好的技術也只是空中樓閣，再好的產品也只能曇花一現。要把握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創新起點推動與市場需求末端拉動共同作用的特點，加強培育、積極拓展，變隱性市場為顯性市場、潛在市場為現實市場。預測市場空間，培育初期市場，擴大國內需求，重視專利和標準。總體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需求潛力巨大，但具體產品千差萬別，必須加強評估、科學預測。既要立足國內需求、也要放眼國外市場，既要對接國家戰略、也要滿足多樣需要，既要考慮現有需求程度、也要適應將來需求層次，防止“跟著感覺”立項、“拍著胸脯”上馬。初期市場對消費者具有“首因效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新技術、新產品在市場導入期往往受到諸多因素影響。要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實施重大應用示范工程、國產首臺首套裝備風險補償、消費品購買者補貼等措施，利用規劃、政策等手段創造市場。從全球范圍看，政府采購被作為提振高新技術產業的第一推力。政府采購跑好了第一棒，社會購買就會跟進，自主研發才有信心，初期市場才能得以培育。擴大內需既是我國經濟內生增長的戰略方針，也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支撐。“母國市場效應”表明，“本土的預期型需求可能催生產業的國家競爭力，而市場規模和成長模式則有強化競爭力的效果”。要用好市場條件，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通過國內市場實現規模經濟，促使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國際競爭優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專利、標準、規制等具有先入為主和“路徑依賴”的特征，搶先一步就會占領制高點，后來者只能亦步亦趨。在這個意義上，低層次競爭是生產和制造的競爭，高層次競爭是專利和標準的競爭。要加快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做好重大技術結點的搶先突破和專利注冊，一旦技術可行性確立，及早遴選、制定行業或國家標準，搶占國際標準，掌握市場話語權，擺脫“被牽著走”的困境。
2.強化項目支撐
項目聚集要素、整合資源，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平臺。人才、資金跟著項目走，技術、產業依托項目生。要著力搭建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載體的運行平臺，發揮項目承載聚合、拓展創新、帶動示范的功能作用，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要選準項目，促進“落地”，動態管理。科學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非常重要，選對了就能跨越發展，選錯了就會貽誤時機。要突出前瞻，跟蹤現代科技前沿，著眼引領未來，選擇相對穩定并有發展前景的產品；要發揮優勢，對接國家確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有關政策，堅持優勢優先，根據資源稟賦、生態環境、區位優勢、人才基礎和戰略需求，選擇能帶動一批產業興起的發展項目；要加強論證，遵循產業發展規律，聽取專家和企業家等各方意見，開展決策咨詢，瞄準良好的經濟技術效益優選項目。項目落地，要素才會跟進、規劃才不懸空。抓“落地”，就是要抓大不放小，既發揮大項目的支撐帶動作用，又發揮小項目的配套補充作用，千方百計加快項目進度和設施配套，將投資的貨幣形態和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實物形態。四川省確定的“十二五”期間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大關鍵產品、重點培育產品、區域特色產品，需要有足夠的要素配置和工作力度才能加快落地、早見成效。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動態性，隨著不同階段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其涉及的產業領域也會發生變化。要建立動態管理、梯次推進的項目庫，及時調整發展路線圖和項目規劃，不斷優化、完善要素配置，形成開工建設一批、儲備論證一批的良性循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適應需求、走在前沿。
3.加強政策扶持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著眼全局的戰略考量，同時又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需要政府的適度介入和積極推動。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世界上不少國家都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產業等政策給予強力的引導和支持。目前，我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支持略顯滯后，四川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更是處于發展初期，需要與時俱進、探索創新，形成綜合配套、協同一致的政策支持體系，防止政策碎片化、執行分割化。現階段的重點是：創新人才政策，創新財稅政策，創新金融政策。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根本的取決于人才集聚度和創新活躍度。四川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現實制約是人才制約，特別是缺乏高端領軍人才。應堅持人才優先發展、優先投入，著力全球融智，以項目和事業吸引海內外高端人才；著力引導各類科技人才向企業流動、向產業發展一線聚集；著力高端培養，依托重大科技項目、重點科研基地等培養創新創業領軍人才，扎實有效地推進人才戰略。適應的財稅政策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有力杠桿。應進一步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和稅收政策的激勵作用，系統改進支持方式，采取起步時補供方、發展中補需方、產業化靠市場的策略，一方面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增長機制，設立專項資金；另一方面結合稅制改革方向和稅種特征，形成普惠性激勵社會資源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措施。同時，要深化資源環境等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加快傳統產業外部成本內部化等制度創新，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依靠市場提高競爭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知識技術密集，研發和產業化投入高，需要良好的金融制度和成熟的金融產品作保障。四川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巨量資本需求與融資渠道狹窄的矛盾，應學習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基金，完善風險投資體系，著力解決企業研發負擔過重、銀行貸款風險過大的難題，形成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金融資本和創業投資廣泛參與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影響因素；評價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1
一、論文的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內的迅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知識研發和技術進步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什級，推動經濟增長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我國的高新技術保持這一個較為平穩的態勢持續快速發展。2014年，高技術制譽造業銷售利潤率達到5.41%，創7年來全國高技術制造業銷售利潤率新高。一是世界經融環境的前景良好，但依然有一定的風險存在，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未來發展趨勢走高。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未完全消除，全球經濟是否已經進入良性循環的穩定增長期還一時難以判斷，依然存在這一些潛在的風險。二是“十二五”規劃的啟動，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代表的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實施、收人分配改革不斷深人和城鎮化進程的顯著加快，意味著國內市場的需求擴大。同時，伴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不斷發展，都為帶動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了難得的機遇，也勢必將進一步壯大我國高技術及戰略性新興產品市場空間。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宏觀環境進一步優化。
二、相關理論
1.高新技術的含義及特征
高新技術的概念是由高技術的概念延伸而來的。高技術（High Technology）一詞，簡稱為“High-Tech”，該詞于70年代起源于美國。中國對高新技術的定義是：新型技術、創新的成熟技術以及專利技術、專業技術和本國本地區沒有的技術。高新技術是以當代尖端技術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技術群。
高新技術的特征：
（1）創新性。通過投資高額度的資金，來推動創意的完成，促使科學技術的開發和研究，從而達到科技的創新。
（2）智力性。要想推動高新技術的創新和發展，科研人才是第一要素。人才是科技創新的第一要務。
（3）驅動性。高新技術對經濟發展具有較為強大的推動力，其科研成果的轉化，能有效的運用到傳統工、農業中，能跟好的推動各行各業的發展。
（4）戰略性。國與國的競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了。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景也體現到了里面，而高新技術就體現了這么一個發展前景和未來發展方向。也因此，高新技術具有了重要的戰略性地位。
（5）風險性。創新往往都是收益和風險并存的。在高收益的愿景下，我們也要注意到其存在的風險性。
（6）時效性。由于高新技術的推新換代速度快，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高，因而時間收益特別高，在最幾十的時候投入最新的成果，才能獲得最大化的收益。
2.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是指性質和功能相似的一類地域組織，眾多功能相近或不同的企業，機構等集中在一起是為了合理的理由當地的資源。其集群是為了相互間的聯系更為緊密，信息間的傳遞更為迅速，推動資源的流動和合理配置。更好的推動科技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科研技術的創新，促使科研成果向商品化、產業化的轉化。高新區有利于集聚產業群，創造較好的企業發展環境，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并帶動周圍區域的發展。起到一個帶頭和風向標的作用，推動整個區域和城市的經濟、科技發展。
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戰略制高點。它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什級和轉型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跟好的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我們應該借鑒國外發展高新技術的經驗和啟示，盡可能的走更少的彎路。
1.發揮規劃宏觀指導作用
按照“十二五”規劃編制的總體部署，及時出臺相關產業規劃，切實加強中央和地方、產業和科技、應用和研發等各方面規劃、政策的銜接和配套。圍繞加快轉型升級、強化自主創新的總體目標，將調結構、轉方式的各項戰略部署落到實處。一是明確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指導方針、具體路徑和戰略步驟，實施若干研發、產業化、市場應用、業務創新和政策扶持相互協調的系統性工程。二是強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區域布局，一方面強調東中西部錯位發展，引導產業合理布局和有序轉移；
2.開拓高技術產品內需市場
國內市場依然是一個消化高新技術產品的好地方，政府推行政策，擴大內需，盡可能的推動國內高新市場的發展，從而推動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抓住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熱點，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最需求的地方，來獲得最大化的經濟和科技效益。
3.穩步推進創業投資發展
一時繼續推動鼓勵自主創業的政策，引導人民自主創新并加以實施。引導風險投資和創意相結合，并完善相關體制，保護相關合法人的利益。二是發展專注投資早期創業企業的投資方式，為早期創業企業提供資金和管理支持。三是盡早建立創業投資統計體系，為正確引導和管理創業投資發展和創投機構準確決策提供依據。
4.堅定不移地實施自主創新戰略
一是加強政策實施相關部門的聯系溝通，建立各級政府財政、稅收、科技、金融、知識產權、人事等部門的政策落實協調機制，明確執行主體、責任主體和監督主體。二是完善相關監督機制，以防在落實政策的同時出現紕漏和其他狀況，且包相關政策的實施。不要出現上有政策，下游對策的情況。引導資金向正確的方向流動。
如果說，傳統產業的發展更多依靠產業鏈優化的話，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則更多依托其核心技術的發展。從經濟學角度，可以將涉及科技支撐戰略新興產業的行為分為兩方：科技供給方和科技需求方。而這種角色并非固定的，即企業，政府，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科技服務平臺既可以是供給方，又可以是需求方，以企業為例：戰略新興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科技來提高技術水平，而科技的研發即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還需要政府提供好的科技政策以及服務平臺提供好的技術轉移機制，在此情況下，企業就是科技需求方；同時，大學要研究新技術，需要企業提供環境和數據，企業又稱為科技供給方；另外，科技還需要在不同的企業間進行傳遞，這就形成了企業之間的科技供給和需求關系。只有理順了這種關系，才能真正實施科技對于戰略新興產業的支撐。本文以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發展為例，研究科技支撐唐山市戰略新興產業的具體策略。
2.科技支撐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至2011年，唐山市共制藥企業23家，其中私有制企業1家，集體所有制企業2家，合伙制企業1家，有限責任公司制企業19家。其中，規模以上醫藥制造企業11家，工業總產值132 971萬元，利潤總額16250萬元。限額以上醫藥及醫療器材批發企業7家，銷售總額106 714萬元；限額以上醫藥及醫療器材零售企業10家，銷售總額72877萬元。
根據科技支撐體系的含義和目前唐山市生物制藥現狀，目前，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的科技支撐方面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2.1唐山市生物制藥行業科技支撐人才嚴重不足，培養乏力
目前，河北省設置生物制藥專業的院校5所，生物制藥類專業的院校共17所，唐山市僅為3所，石家莊市8所。其中該類專業設置為本科專業的僅為10家，專科為9家；然而，設置“生物制藥專業”的院校全部設置為專科。可見，目前，從河北省范圍內看，目前生物制藥領域嚴重缺乏高端人才；而從唐山市來看，不僅高端人才欠缺，一般從業人員也呈現供不應求的趨勢。
2.2唐山市生物制藥行業科技研究機構暫為空白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唐山市暫無生物制藥領域的研究所；河北省該領域的研究所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和保定市，致使唐山市生物制藥領域的研究能力嚴重不足。
2.3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科技服務平臺缺乏
根據調研，目前唐山市生物制藥領域科技服務平臺較少，以科技園區為例：目前，唐山市生物制藥科技專業園區僅一處，為2005年啟動的古冶生物科技園區：坐落于古冶區西部，整體規劃占地近3000畝，以生物提取、醫藥制造為主導產業，從動物、植物和海洋生物提取起步，重點發展藥品、醫藥中間體等7大產業門類，累計完成投資5.93億元，目前已有4個項目入園。另外，唐山市高新技術開發區有少量生物制藥企業入駐，如太陽石藥業。然而，目前的園區功能尚不能完全實現生物制藥的科技轉化。而河北省其他地區，如石家莊已建立了“石家莊新藥研發863計劃成果產業化基地”，“石家莊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和“安國中藥產業基地”等，大大加速了生物制藥科技產品向生產的轉化速度。同時，目前唐山市尚無針對生物制藥領域的專門投融資機構或專門貸款類別。在這個高風險的行業中，政府角度資金投入的缺乏，必將嚴重影響其科技研發。
由于科技支撐嚴重不足，11家規模以上醫藥制造企業中，有科技活動的企業僅有1家，科技人員22人，其中高中級職稱人員僅2人，科技經費內部支出369萬元，科技項目8項。而從生物制藥產業“微笑曲線”價值鏈來看，科技支撐不足同樣導致唐山市的生物制藥企業大多以原料藥生產加 工和銷售為主要的營業模式和利潤來源，處于生物制藥價值鏈鏈條利潤最小的環節，附加值低，不符合戰略新興產業的要求。
3.科技支撐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的策略研究
3.1構建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經濟的發展需要依靠科技推動，而科技產業的發展需要金融的強力支持。加強引導金融資源向科技領域配置，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是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和培育唐山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舉措。因此，構建科技金融綜合服務平臺，對于唐山市生物制藥產業的發展意義重點：首先，應發展科技金融專營機構，開發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其次，創新財政對科技的投入方式，進一步擴大股權投資基金規模；另外，應積極培育和推動各類科技型企業改制上市；同時，政府應通過科技金融服務平臺的構建，推動銀行，保險，創業投資和擔保間的信息共享機制，還可以在大學建立科技金融實驗室，研究最適合唐山地區的科技金融結合方式。
3.2發揮政府功能，完善戰略新興產業科技轉移機制
技術轉移是一個交易過程，是一個經濟過程，涉及到科技、工商管理、稅務、進出口、技術監督方方面面的問題。因此，要完善唐山市科技轉移機制，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首先，應積極制定實施促進技術轉移的地方法規和政策，如應通過地方性法規和條例的制定，確立政府、大學、研究機構及企業從事技術轉移的使命，鼓勵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的交流合作，允許大學、政府經營和擁有的實驗室向企業轉移研究成果等；其次，政府應推進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合作，實現技術轉移：為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唐山市可以考慮建立了技術許可辦公室等專門從事知識產權管理和技術轉移的機構，對科技成果進行分析評估，幫助教授和研究人員獲得專利許可，代表學校和實驗室與企業界商談技術轉讓事宜，并幫助企業獲得技術許可；另外，政府應積極促進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投融資機制和知識產權環境。技術轉移的全過程都需要資金的投入，在技術轉移的前期，由于技術的商業價值的不確定性，具有較大的風險，而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般不愿意冒風險，而是偏向投資成熟的技術，因此技術轉移的前期和新創公司創建之初，融資比較困難。針對這種情況，唐山市政府應建立技術轉移的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包括政府財政資金支持、大企業投資、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等，為技術轉移的不同階段提供資金。
3.3提升生物制藥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生物制藥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發展的核心，因此，政府應通過各項政策的出臺，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首先，應加快建立服務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大資金、技術和政策扶持力度，鼓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自建或者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企業技術中心；其次推進高素質研發人才和企業家隊伍建設，支持中小企業培養和吸引創新人才，鼓勵科技人員從事成果轉化工作，建議探索建立科技人員創業失敗保險基金和創業保險險種，努力減輕研發人員創業失敗的壓力。重視發揮企業家在自主創新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激發企業家推進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培養造就一批具有現代經營管理思想、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隊伍；同時，應積極營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切實落實稅收激勵政策。完善稅收抵扣、減免和加速折舊等政策，加大對企業自主創新投入的所得稅前抵扣力度，允許企業加速研究開發儀器設備折舊，允許企業按規定以技術開發費用抵扣稅收，同時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種費用可不受比例限制，計入管理費用。同時，不斷加大財政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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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主導產業；SSM；區位商；產業選擇
“十二五”是我國產業轉型和升級的攻堅時期，也是各個省市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主導產業的關鍵時期。江西作為唯一一個與中國三大經濟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西經濟區毗鄰的省份，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使得其優勢也開始日益顯現。但與周邊省份相比，江西經濟總量偏低，綜合實力靠后，如何利用自身優勢，合理的選擇工業主導產業和對現有的主導產業進行分析判斷，準確選擇一個主導產業對于江西的未來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江西工業主導產業發展歷程和現狀分析
（一）江西工業主導產業發展歷程
20世紀90年代開始，江西開始逐漸確立和選擇工業主導產業，并在之后不斷的進行調整。“九五”規劃明確提出將汽車、機械、電子、化工、冶金和建材以及食品工業等7個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工業支柱產業。“十一五”期間出臺的《江西省六大支柱產業“十一五”專項規劃》明確確立了汽車航空及精密制造產業、特色冶金和金屬制品產業、電子信息和現代家電產業、中成藥和生物制藥產業、食品工業以及精細化工和新型建材產業為六大支柱產業。綜合江西工業的發展歷程及目前江西各工業產業規模。本文分析十大主導工業產業的競爭力以及發展趨勢，從而給出相應的結論建議，為江西工業發展提供一定理論參考。
（二）江西十大主導產業發展現狀
通過統計分析發現，江西十大主導產業近十年發展迅速，見圖1。
以上數據說明，江西的這十大產業在過去的近十年間取得了快速的發展，至2011年，十大產業的總產值占江西全省工業總產值的70%，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工業主導產業，其中有色金屬、非金屬礦物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工業更是增長顯著。
二、主導產業發展的進一步SSM和區位商分析
（一）論文分析方法
為進一步分析主導產業的發展情況，引入偏離——份額分析法（SSM分析）進行分析。將區域自身經濟總量在某一時期的變動分解為三個分量：區域份額分量、產業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
（二）十大主導工業產業的SSM分析
現選取2006年和2011年兩個時間節點的十個主導產業作為分析對象，以國家范圍內相同的十個產業部門的情況作為參照，對江西十大主導產業做SSM分析。
利用SSM分析得到表1，其中包括十大主導工業產業的產業部門增長量、份額偏離分量、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以及產業部門總偏離分量。
為對十大產業部門進行比較，根據表2所得的數據，對各指標進行數據標準化處理，并根據處理結果作產業部門偏離分量圖。
分析圖2，位于第一象限的產業部門為有色金屬及非金屬礦物品產業，結構優勢和競爭優勢都較為明顯，這些產業在期初就具備良好的產業結構基礎，較其他部門也更具備競爭力，屬于較好的產業部門；位于第二象限的為醫藥制造業和黑色金屬制造業，這兩行業具有結構競爭優勢但競爭力優勢不明顯；位于第四象限的產業為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具備競爭優勢但結構優勢不明顯；位于第三象限的產業結構優勢和競爭力優勢都不具備。
（三）進一步區位商分析
為了對這些產業的區位競爭優勢進行分析引入區位商這一指標，區位商是指一個區域某一個產業部門的經濟指標在本地區的比重與全國同一產業在全國的比重之比，是測度一個地區比較優勢的十分有效的經濟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LQi=■；其中，LQi代表第i產業的區位商，pi代表區域第i產業的工業總產值，g為區域工業總產值，相應的，Pi代表全國對應的i產業的工業總產值，G為全國工業總產值。區位商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
三、結語
綜上，十大主導產業雖然在江西工業產業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對比全國競爭優勢并不明顯，很大一部分產業不具備競爭優勢，具備競爭優勢的產業也為傳統資源消耗型產業。如何做好主導產業過渡，實現現有的主導產業實現向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和產業轉型至關重要。本文認為力求江西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應在加強其結構調整的同時，進一步提高支柱、重點行業的競爭力；對傳統支柱產業（如有色金屬、非金屬）進行技術改造，改變現存的低附加值、低加工度的弊端，提升產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價值，延長產業鏈；培育一批優秀的大中型企業，加強企業之間的信息、資金聯系，側重對機械、電子等產業的投入，這些產業具有技術含量高、加工鏈長、附加值高等特點，且在江西工業體系中所占份額逐年提高，已經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應該繼續加強這種優勢，培育成優勢明顯的產業；另外，產業調整是一個動態過程，工業的健康發展需要一個動態、長遠的發展眼光，需要在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在現有的優勢上積極培育如新能源（光伏）、生物醫藥、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最終實現工業結構的全面優化、升級。最后，現今工業都存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能源和環境的雙重制約之下，應當要積極尋求突破，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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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wave of theglobal information， it has been listed as ke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ings closely related to data also usher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Internet of things is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depth fusion， promot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promote the four measures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this year， the State Council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application， will further push the animal networking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as integrated perception， transmission interconnection and calculation processing and other functions， is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highly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dvanced technology， clean and safe， high added value， strong ability to absorb employment system of modern industry，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and guarantee. This article from the network status， data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large data on network companies and trends and other aspects， analyzes th Internet of things.
關鍵詞： 物聯網；信息化；新興產業；發展機遇；升級；傳輸；大數據；發展趨勢
Key words： Internet of things；informatization；new industry；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upgrade；transmission；large data；trend of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TP39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36-0215-02
1 概述
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物聯網技術及其相關產業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重點領域，物聯網被視作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后的世界信息產業第三次浪潮。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均將其試為推動經濟走出危機的重大力量而寄予厚望，從美國的“智慧的地球”到歐盟的“物聯網行動計劃”和日本的“i-Japan計劃”，再到“感知中國”，席卷世界的物聯網浪潮撲面而來，物聯網及其相關技術開發與應用，正成為世界各國搶占物聯網產業發展高地，實現經濟從低谷走向復蘇的重要手段。“物聯網概念”是在“互聯網概念”的基礎上，將其用戶端延伸和擴展到任何物品與物品之間，進行信息交換和通信的一種網絡概念。其定義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相連接，進行信息交換和通信，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絡概念。最簡潔明了的定義：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是一個基于互聯網、傳統電信網等信息承載體，讓所有能夠被獨立尋址的普通物理對象實現互聯互通的網絡。它具有普通對象設備化、自治終端互聯化和普適服務智能化3個重要特征。
2 物聯網比人工的優勢
“不僅是家庭里的燈泡、煙感器、家電產品等越來越多的與互聯網相連，工廠里現在也開始利用物聯網在進行智能管理，比如各種溫濕度傳感器、燈光控制、壓力水電儀表傳感器也都連上了互聯網。”德州儀器（TI）副總裁，全球無線連接業務總經理Haviv Ilan目前在深圳對媒體的一場物聯網交流會上很興奮地說道，“甚至，工廠的機械人監控也連接上了互聯網，這樣，能更好地保證工廠的生產線24小時不間斷工作。物聯網要做的不僅是問題發生后才去維護管理，而是要在問題發生前就能預知問題，從而進行改良，讓產線不間斷運行。”他強調，物聯網現在做的工作，遠非人工能做了，因為它需要大量的傳感器布置，這些傳感器都要定時、自動地將數據傳給管理中心。“目前，有一些釀酒廠已開始在采用物聯網智能管理了，很多行業都將會受益物聯網。”他說道。
3 物聯網發展優勢
山東省政府出臺《關于貫徹國發〔2013〕7號文件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到2015年，以構筑“智慧山東”為目標，物聯網產業規模將超過2000億元。按照山東省的規劃，全國物聯網產業規模在2015年將遠超預期。此前的《2013-2017年中國物聯網行業應用領域市場需求與投資預測分析報告》指出，至2015年，中國物聯網整體市場規模將達到750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超過30%。安信證券表示，物聯網產業擁有明顯的發展優勢。
①物聯網被確定為“十二五”時期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2010年10月份通過了《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物聯網被確定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明確了物聯網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主要任務和扶持政策。②物聯網將受惠于RFID技術發展和RFID產業政策的支持。目前我國RFID已經步入成熟期。③物聯網產業將繼續受惠于財稅支持政策和投融資政策，《國務院關于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加強財稅和投融資扶持物聯網發展的政策措施。④為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扶持作用，財政部2011年設立物聯網發展專項基金，“十二五”期間將累計發放50億元。預計中央今后將繼續加大支持力度，而物聯網產業也將繼續受惠于政策支持。⑤物聯網巨大的市場需求。物聯網能利用傳感技術進行智能交流，能大量減少工作量。在我國，今后幾十年物聯網將運用于智能交通、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智能消防、工業監測、智能家居等多個領域。
4 物聯網發展新機遇
最初在1999年提出：即通過射頻識別（RFID）、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氣體感應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絡。簡而言之，物聯網就是“物物相連的互聯網”。過去三年商廠用超高頻RFID價格從2元降低到0.7元，價格下降使RFID應用領域不斷擴寬，國外RFID普及，沃爾瑪、梅西百貨等都開始大量使用RFID，國際市場進入高速成長期。
國內制約RFID發展的因素正在被克服。國內應用最大困難是，RFID應用沒有相關國家標準。專業機構認為，RFID行業標準將是自下而上制定，即龍頭企業制定標準并作出標桿案例，之后全行業采納。隨著中集集團推進集裝箱RFID管理，阿里巴巴應用RFID到物流管理中，行業規范和標準的成型將加速，中國RFID物流應用有望重復國外之路，行業將進入加速期。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銀泰、復星、富春、順豐和三通一達等共同組建的“菜鳥網絡”，其智能物流骨干網是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自動化技術等技術在國內的一次大規模商業實踐，有望改變物流行業的零散局面，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真正推動RFID在國內零售物流行業的規模化應用，其未來應用市場規模是其他細分行業應用無法比擬的。遠望谷是國內惟一一家以RFID業務為主業的上市公司，專業從事超高頻RFID研究和發展，業務除了涵蓋整個鐵路RFID產業鏈外，還在煙草物流、軍事應用等其他超高頻RFID領域取得初步成功，現擁有5大系列60多種射頻識別產品。
5 物聯網發展趨勢
物聯網將是下一個推動世界高速發展的“重要生產力”，是繼通信網之后的另一個萬億級市場。物聯網一方面可以提高經濟效益，大大節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為全球經濟的復蘇提供技術動力。美國、歐盟等都在投入巨資深入研究探索物聯網。我國也正在高度關注、重視物聯網的研究，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有關部門，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方面正在開展研究，以形成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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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 低碳產業 發展策略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模式：低碳經濟
（一）低碳經濟的特征
低碳經濟具有綜合性、戰略性與全局性的特征。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節能減排目標的重要路徑，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能源消費結構轉變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的雙贏選擇，發展低碳經濟有助于降低發達國家向中國進行污染轉移和轉嫁的風險，因而發展低碳經濟具有綜合性、戰略性與全局性特征。低碳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技術、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綜合性問題。
低碳產業將成為一個新興產業。低碳經濟的發展以及低碳技術的創新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低碳領域的開拓會帶來新興產業的發展。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十分突出，重化工業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支撐，而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又不可避免地帶來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因而，推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低碳領域是我國順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需要，也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更是在未來建立我國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需要。
低碳經濟是一場新國際趨勢。《聯合國》將國家疆土用國際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任何國家都不得以武力掠奪他國領土及其之上的各種資源，而《關貿總協定》則允許各國以國際貿易的形式，利用他國領土上的資源，包括貨幣資源、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李俊峰、馬玲娟，2008）。而氣候變化后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則是規制世界上國家、民族、企業和個人利用這種資源的權利的原則和法律。莊貴陽（2008）認為，英國提出低碳經濟概念，是為了打破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僵局，著眼于國際氣候制度建設，希望以此建立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互理解的橋梁。
（二）低碳經濟發展對轉變發展方式的意義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轉變，與科學發展觀、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清潔生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高資源生產率，但低碳經濟更強調低能源強度和低碳排放強度，這同樣也是全球范圍內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中國在面對氣候變化的形勢下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和國家整體國際競爭力。
通過技術進步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傳統產業的低碳化發展，通過技術進步促進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傳統能源的清潔利用和高效利用，通過國際合作，集成技術，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目前，低碳技術國際合作緊密，發達國家并承諾要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讓溫室氣體減排技術，作為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的中國，應抓住時機，積極引進先進技術，促進自主創新。
低碳經濟的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國民經濟發生重構，低碳產業蓬勃發展，新能源產業異軍突起。同時，消費者要轉變觀念，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大力倡導適度消費、公平消費和綠色消費，促進生產領域低碳技術和工藝的開發與應用，帶動低碳產品和服務的發展。
低碳經濟是建立在高資源生產率基礎上的經濟與環境雙贏，以更少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獲得更大的產出。當然，這里的“產出”不僅僅是產值或GDP，還應包括發展機會。茅于軾、李來來（2007）認為，“低碳經濟”比單純追求GDP能創造出更多的體面就業、不錯的收入、更少的廢棄物或零廢棄物以及良好的生活空間，那么“低碳”相對高GDP而言，就可能使人更多一些快樂。
我國目前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低碳產業
在任何時代，任何經濟發展模式，產業的發展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際競爭能力提升的巨大推動力，低碳的興起和發展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和科技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低碳產業也理應成為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支柱。林善浪、吳肇光（2003）指出，國家核心競爭力就是產業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國家之間的競爭表現為各個國家的產業之間在國際市場上的實力較量，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低碳產業必將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低碳經濟，要求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實現能源利用轉型和經濟轉型，這樣就必然帶來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科學技術等領域的一系列變化。
低碳經濟的發展源于具有競爭優勢的低碳產業及產業集群。對碳基能源的低消耗，對碳中和、碳封存和碳捕獲技術的密集使用，以及對新興清潔綠色循環能源及原材料的充分利用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意味著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產業基礎應該是低碳乃至非碳消耗的新興產業或產業簇群。因為具有競爭力的低碳產業會吸引經濟資源、生產要素等流入該領域或相關產業，同時形成分工明確、相互關聯的企業、供應商、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聚集于某一區域，最終必定推動具有競爭力的低碳產業集群的形成。低碳產業集群在國際市場上會獲得競爭力，給一國帶來持久的核心競爭力。
低碳新興產業體現技術的創新性和先導性，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及服務保障。低碳產業發展中技術創新是核心，技術的先導性是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時，也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強度。劉暢等（2008）對29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科技經費支出的增加有助于高能耗行業能源效率的提高，其中工業部門的技術改進是影響能源消耗強度的主導因素。因此，我們必須實行嚴格的生態保護制度，提高產業項目環保準入門檻，特別重要的是要淘汰污染嚴重的落后工藝、技術和產品，引導節能技術和清潔技術的推廣與應用，將低碳技術創新置于低碳產業組織環境。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背景下我國低碳領域布局策略
（一）加強領導且強化低碳產業發展規劃的組織實施
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組織協調機制，明確各級各部門的職責和工作任務。建立發展低碳產業聯席會議制度，注重解決低碳產業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盡快建立健全低碳產業體系的統計指標、監測和評價體系，建立健全產業安全預警應急機制和政策實施反饋機制，優化低碳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
做好專項規劃、年度計劃與總體規劃的銜接，根據總體規劃的要求，科學制定年度計劃，分年度落實規劃提出的目標任務。對規劃中提出的政策性內容，相關責任部門要研究制定具體的實施意見落實，確保規劃的可操作性。建立規劃實施監督考核機制，由人大、政府督查部門和政協相關部門組成聯合考核組，分年度和中期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檢查。建立和完善規劃評估修訂機制，做好規劃中期評估工作，落實規劃確定的目標、任務及重大項目等內容。
（二）加強低碳技術創新以構建產業自主創新體系
當今世界，以技術創新為導向的新的一輪世界低碳經濟角逐已拉開帷幕。因此我們必須做到：貫徹落實相關關于加強工業企業自主創新若干規定，做好國家、自治區技術創新、高技術產業化等項目儲備工作；組織多方力量聯合開展低碳經濟關鍵技術的科技攻關，制定長遠發展規劃，優先開發新型高效的低碳技術；發揮資源優勢，選擇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車等眾多產業作為重點支持的產業，及產業相關的新產品開發，新技術、新工藝開發和產業化；利用國際國內產業轉移承接企業的新產品和先進技術引進，充分利用國內外、區內外的科技人才、技術資源和市場，多渠道實現低碳技術引進。
（三）設立低碳產業導向資金以打造融資平臺
多渠道加大資金投入力度，設立低碳產業發展導向資金。在整合重大戰略低碳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基礎上，重點支持關系低碳產業全局的關鍵領域、戰略性新興低碳產業的領頭項目以及欠發達地區低碳產業發展；用好節能減排、“雙轉移”以及現有支持自主創新和低碳產業發展的各項專項資金。廣辟社會籌資渠道，引導和帶動社會民間資金投入現代低碳產業體系建設，設立高新技術低碳產業投資基金，爭取國家支持募集建立若干低碳產業投資基金。積極推動國有企業和優勢中小企業上市融資，穩步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建立低碳產業投資基金，逐漸完善低碳產業投資公司內部運營機制，確保投融資工作加快推進；鼓勵發展私募股權融資基金、風險創業投資基金，探索發行用于基礎建設的項目收益債券，開展保險資金投資基礎設施試點。
（四）培育和發展骨干龍頭企業以提高本地企業核心競爭力
做好骨干龍頭企業的選擇、認定，培育、引進一批工業、農業、服務業骨干龍頭企業，重點培育一批加工主導型和流通主導型龍頭企業，選擇培育發展一批規模較大、效益較好、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支持在市區的骨干龍頭企業的搬遷改造，到開發區、工業園區繼續擴大規模，利用原有土地建設研發中心和發展都市型工業，鼓勵現有龍頭企業在開發區、工業園區投資開發新的項目或建立特色產業園區，鼓勵園區內中小企業向專、精、新、特方向發展，為骨干龍頭企業做好配套服務，從而提高產業集聚度，形成產業集群優勢；努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實施自主創新行動計劃，健全行業、區域自主創新服務平臺，實施自主創新重大科技專項。加大骨干龍頭企業研究開發投入，提高骨干龍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研究和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專有技術。
（五）轉變政策導向以提高工業園區質量
根據國際慣例建設和發展工業園區，從單純的稅收優惠變為創造整體的有利于高科技企業發展的環境，從主要依靠政府的推動變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以技術引進為主變為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為主，逐漸過渡到以技術創新為主；通過與跨國公司結成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聯盟，造就一批高科技的產業集團，融入世界經濟的良性循環，選擇和支持具有與跨國公司結成戰略聯盟條件的大企業和高級科研機構，或者科研與產業一體化的企業集團；加強科技力量，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把提高大型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意識、能力和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將技術創新成果列入考核指標，瞄準國內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進行緊密的技術合作，加大集結國內一流技術成果和人才的力度，重視知識產權工作，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研究，加快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